那个年代，“人”还在

1、
1986年4月14日，西蒙娜·德·波伏娃因肝硬化逝世。
整整六年以前，1980年4月14日，波伏娃终身的伴侣、战友，让-保罗·萨特，因肾衰竭逝世。
在这中间，1983年10月17日，萨特的反目成仇几十年的挚友，雷蒙·阿隆心脏病发，死在法院大口门口。
更早之前的1976年5月26日，“向死而生”的马丁·海德格尔在睡梦中平静离去，带着他永远没有道歉的纳粹经历。
五个月前，1975年12月4日，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情人，永远思考的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停止思考，69岁。
1969年2月26日，阿伦特终生的好友，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而一直认为自己可能会早夭的卡尔·雅思贝尔斯去世，86岁。
八年以前，1961年5月3日，真正的哲学英雄，梅洛-庞蒂突发心脏病去世，53岁。
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死于车祸，年仅46岁。

2、
存在主义的死亡，从加缪开始，到波伏娃告一段落。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曾经发人震撼地说过：“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因为死亡是存在主义帝国大厦的地基。“历史如何对个人提出要求”，或许是存在主义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二战带给我们所有人的最重要的思考之一。要明白我们是历史中的存在者，并领会我们独特的历史境遇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明白“其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存在于我们自我放弃之中”，在那一刻，通过向死而生和直面自身命数的决心，人会从常人自我中解放出来，获得真实、本真的自我。
那么，存在主义者对历史交了什么样的答卷呢？
萨特的呼喊是“向前，总是向前！”，但海德格尔却说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会永远向前：死亡不仅剥夺了我们将来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会经历的所有快乐，同时永远剥夺了我们经历任何事物的能力。“它把现象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马尔文娜把海德格尔称做“现象学的孩子”，其实存在主义才是现象学真正的也是唯一的孩子，因而所有存在主义者都是胡塞尔的徒子徒孙。这是存在主义的根，也是最早反抗的对象。1930年代，萨特从法国去到德国，漏掉了近在弗莱堡的大师海德格尔，前往柏林，学着去注意“桌子上的鸡尾酒”，以及生活中的一切——简而言之，放下意识形态，放弃观念，放弃过去的所有经验，回到事物本身，思考存在，思考：为什么会存在事物？
这是存在主义者给出的共同的答案：即使大家对存在主义是什么、对人类应该怎么组建社会和政治等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思考、行动、搁置、回归事物本身，这是他们的共识。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的口号，也是存在主义的第一面大旗。口号或许会很容易，但是生活却很艰难。有很多我们无法不去思考的问题和面对的困难。比如，海德格尔在1933年担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成为纳粹党党员。虽然短短的一年之后他就辞去了校长之职，并声称从此后与纳粹再无关系，但是毕其一生，他不愿意为自己身为纳粹党的过去、支持屠杀犹太人的事实和“人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的理想道歉：但他却不是一个魔鬼，而是一个我们必须承认的伟大的思考者和行动者。
又比如我们也无法不去面对，萨特在六十年代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革命或暴行的支持，对哪怕是冤杀无数无辜生命的理想蓝图革命的狂热的赞叹和支持，这算不算是他面对历史“境遇”时给出的答案呢？他与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所写的艾希曼的差别在于，艾希曼的罪恶是不思考，因此是平庸的恶；萨特不是，萨特是思考的王，是终生思考、一直到死前也不放弃对自己的批判和转向的狂热的存在主义者，他思考的结果为什么是和雷蒙·阿隆、和加缪闹翻，彻底决绝地断绝来往，即使刀斧加身、面临暗杀、炸弹袭击，也坚持认为，为了苏联那样的崇高的目标，没有什么不能牺牲，也没有什么不值得做的道德妥协呢？
这个问题我们在哈佛公正课上是以“电车难题”的形式看到的。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中是以伊凡·卡拉马佐夫与他的弟弟阿廖沙的对话中看到的：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让人们从今以后可以享受完美的和平与幸福；但是要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你必须现在就折磨死一个小生命——比如那个婴儿。阿廖沙毫不犹豫地回答：不。雨果在《九三年》中也讨论过，我们可以为了伟大的目标而，放弃一些人的生命吗？
加缪和萨特因为这个立场的决然的不同而从最亲密的朋友成为陌路、乃至论敌。在1940年代，萨特和波伏娃或许依然坚定地站在阿廖沙那边，但到了50年代，他们转向了。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甚至必须以审慎的方式掂量和权衡人的性命，拒绝做计算（把眼前一个婴儿的死和未来数百万婴儿的幸福来做对比和计算），不过是自私或胆小罢了——阿廖沙也好，加缪也好，都是在逃避责任。
不要认为萨特的话只是哲学家的空想和理论推导，它可以成为现代国家以科技对人采取全方位无死角地控制、监视、限制、洗脑的最好理由——为了避免情况不明的可能受到威胁的无数人的安全着想。
1951年，加缪在《反抗者》中鲜明而犀利地指出，萨特的理论问题出在根本的前提上：萨特认为，人类的历史会朝着一个必然的目的地发展，人类社会会达到完美状态。今天的我们大约都可以承认，这可能有些荒唐。但萨特，和那一代无数的左翼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坚信从耶稣、也从马克思而来的“理想国”未来。但是加缪清醒地提出了批判，他大声地告诉我们：每次革命颠覆了一个社会的弊病后，必定会制造出一个新社会，然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过分行为和不正当，久而久之就必然会有新的反抗者秉承全新的责任来反抗这些。永远如此。只要人类还存在，就会有反抗。
这是加缪对“历史的境遇”给出的回答：自我调节式的无限反抗。这是一个与萨特截然不同的反抗与政治行动主义理论：真正的反抗，并不意味着去追求“山巅上的光辉城市”这种狂热愿景，而是意味着对那些已经变得不可接受的现状加以限制。比如，一个一辈子都受人奴役的奴隶，突然决定不能再这样了，然后画下界线，说“到此为止，不会再进一步”。因此反抗是对暴政的一种遏制。随着反抗者持续对抗新的暴政，一种平衡便被创造了出来吗，而这种适度状态，必须要不懈地更新与维持。——这就叫改革。
存在主义者给出的另外一个共识大约是，以帕托什卡的话来说吧：“我们需要的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尊严地行动，不要让自己受到惊吓和恐吓，并说真话。”

3、
1966年，福柯预言过：“人”这个很晚才出现的发明，将很快被抹去——就像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
似乎是，存在主义过时了，因为存在主义只关心“人”，也必须建立在一个有“人”的社会和世界。如果“人”已经被消解了，那么存在主义还有什么价值呢？但是似乎，福柯的预言没有实现，即使在最专专制的国家，我们也还可以看到“人”，也还看到有“说真话的勇气”的“人”在“保卫社会”。而在“人”逐渐被消解的过程中，为了救治人类自身，我们最好的武器之一就是存在主义。
“虽然存在主义会走得太远，写得太多，修改得太少——萨特坚持认为修改文稿是浪费生命，也提不出切实的主张，或使自己丢脸，但必须说明的一点是：他们一直都没有与生活的稠密失去联系，而且他们提出了那些最重要的问题”：
我是谁，我该怎么生活？
我宁愿选择这些，即使我们最终会被抹去，但我依然选择萨特晚年对波伏娃说的那样：“但我们还是活过；我们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兴趣，而且也努力发现并了解过它。”而在这个互联网技术无孔不入，人工智能近在眼前的时代，我们似乎更有必要，也更有义务和急迫性，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互联网这样的现代技术已经成为我们呼吸的空气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物？我们到底应该在一个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世界里成为什么样的存在物？我们想要拥有什么样的存在？
存在主义者给出过答案的：我们的经验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奥秘，这是使我们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具身的存在者成为可能的东西，所以搁置那些意识形态，搁置那些过往的习得，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人本身，去思考，去行动，去构建自我。正如萨特所言：“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
自由，是存在主义追寻的一切。

4、
这是我读完莎拉·贝克维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的感受和记录。
这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也是一本讲述一段人类最灿烂的思想、思想者的历史的好书。正如作者所言：“思想有趣，人更有趣”。本书的核心叙事角度是“人”，是一个一个可爱可敬可悲的思想者。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如哲学书一样晦涩难懂，或者如哲学史一样艰涩无聊，它蕴含思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更可贵的是它的思想可以轻松地阅读，可以真切地经验：思想在人身上，人在故事中，在人与人的八卦和交往中，在历史的境遇中。比如对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我最深刻的印象竟然是二战期间努力保存手稿的故事。而对萨特，则永远难忘他为了给别人的书写序言，写了足足700页……
那么什么是存在主义者？贝克维尔给出了一个详尽的定义：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
——他们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being）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
——因此，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
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
但另一方面，我只有在境遇（situation）中才是自由的，这个境遇包括了我的生理和心理因素，也包括我被抛入的世界中那些物质、历史和社会变量；
尽管存在各种限制，我总是想要更多：我热忱地参与者各种个人计划（project）。
——因此，人类存在是模糊的：即被局限在便捷之内，同时又超越了物质世界，令人兴奋。
——一位从现象学角度来看待这一境况的存在主义者，不会提出简单的处理原则，而会专注于描述生活经验本身的样子。
——通过充分地描述经验，他或她希望能理解这种存在，唤醒我们去过更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