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家丑在这里都是文物
周永康、薄熙来两案的判决书和手铐、钢笔、法槌等物。 （南方周末记者 杨雪/图）
从贪腐高官到暴恐大案，从古代典籍到现代判决书，中国法院博物馆的初衷是“让中国司法更加贴近群众、走向世界”。
在中国法院博物馆，一些由司法系统制造的冤假错案被摆放在最为醒目的位置。“平反一件冤案太难了。中央的确发了很多文件，但真正被追责到的责任者还并不多。”
然而，一些与展出内容有直接关系的业内人士仍不满足。他们认为：展览不应该只停留在目前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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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薄熙来，男，1949年7月3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研究生文化，原系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公安部秦城监狱。”
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4号——中国法院博物馆，公众能亲自看到“十八大”以来，中国法院对周永康、薄熙来等二十多位落马的省部级以上政界高官作出的判决原件乃至一些文物，观者如堵。
南方周末记者到访时注意到，在博物馆一层电子展示台的检索栏里，还停留在“zhouyongkang”这一检索记录。
1 只展出判决书的第一页 2016年1月6日，中国法院博物馆新馆正式开放，这里原本是日本正金银行在东交民巷的旧址，与最高人民法院隔街相望。红灰相间的外墙，转角是弧形塔楼，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开馆仪式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达了他的期望：让中国司法更加贴近群众、走向世界。
与一般博物馆不同。走进中国法院博物馆一层大厅，首先看到的都是“十八大”以来发生的大要案判决书。“这里不只有过去的司法文化，我们还记录当代，是动态的博物馆。”主要负责布展工作的工作人员易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周永康签字认罪时使用的钢笔、薄熙来在法庭上戴过的手铐、法官审判时用过的法槌……两份厚厚的判决书，同这些进入历史的证物一起，放在一个单独的玻璃柜里。
除了周、薄两案，还有刘汉刘维涉黑案、昆明3·1暴恐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民商案件涉及有奇虎360与腾讯纠纷案，江苏泰兴12·19特大公益环境诉讼案，天价赔偿6个亿，以及江苏首例胚胎案等的判决书。
尽管大多数案件并不涉密，但是舆论关注度高，有些敏感，一般都是不对外展出的。博物馆曾多次向各级法院发文件，征集大要案的判决文书。第一轮发了征求判决书的通知，却收效甚微，只有零星几份。就算是公开审理的薄熙来案也只给了判决书的复印件。
第二轮具体点名要哪些判决书，“几十页的单子，有的法院多的我列了几十条，少的几条。”易旺回忆。这一次，他们才拿到了薄熙来案判决书的原件，但周永康案的还是要不上来。“天津要求最高法主管反贪的刑二庭发文才同意。”
因此，博物馆又给刑二庭写报告，提出方案：只展出第一页，不会让公众翻看，不涉及案情，也不会出示电子版。“但报告打过去又一直被搁置，后来周强院长在党组会上下了死命令，刑二庭才终于发文给天津方面。”易旺说。
在正式开展前一天晚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才将周案的判决书护送过来。文件是密封的。他当场把封面撕开，把第一页翻开放进展台，没有看后面任何一个字。
除此之外，博物馆还展出了审判刘青山、张子善、“四人帮”等人的原始文件或影视资料。
向河北高院征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材料时，对方也不愿意给。后来周强直接给河北高院指示，才将材料收集上来。
“每个单位都想搞文化建设，这些特别珍贵的材料都想自己展出。”易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份材料移交过来都要一个多月，大多数是亲自送过来，担心路上遗失。
如此费了一番周折，博物馆才达到现在几百份反腐判决文书原件的馆藏量。在馆方的设想里，接下来可以搞一个系统的反腐专题展。“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谢步升，到现代的周永康，近十年来媒体上报道过的大要案，馆方是全部掌握的。”
收集视频的时候还发生过一些小插曲。最高法当时自己摄录的影像资料已经全部销毁，只能购买中央电视台的视频资料。
2 “平反冤案太难了” 按照最高法工作报告里的统计，2013年共提起再审20.8万件，改判5.5万件；2014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825名被告人无罪；2015年，各级法院改判刑事案件1317件，对518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260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张氏叔侄案、念斌案、呼格案、萧山五青年案、于英生杀妻等一系列知名的冤案，正是集中在这三年之间被陆续平反。
同样，在中国法院博物馆并不避讳自曝“家丑”，展出了这些曾经由司法系统制造的冤假错案。有些还在最为醒目的位置。
“对错案的发生，我们深感自责，要求各级法院深刻汲取教训，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周强在去年工作报告中如是写道。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叔侄强奸、杀人案再审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氏叔侄无罪，并支付二人国家赔偿金共计221万余元。
根据该案辩护律师朱明勇的描述，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该案得以平反，也正是在此之后掀起了一系列平反的高潮。而且这些案件常常具有相似性。“基本都是十年以前的案件，涉及命案，这些人十几年一直持续喊冤申诉。”
但，“平反一件冤案太难了。”朱明勇自己的经验是：这里面凝聚了社会各界的力量，包括当事人、提供援助的律师、媒体记者、各地人大代表……
2016年1月23日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中提出，建立冤假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完善冤假错案复查纠正、国家赔偿、责任追究机制”也已经成为最高法的重点工作之一。
朱明勇在微信朋友圈里第一时间转发了这篇新闻。但在他看来，中央的确发了很多文件，但真正被追责到的责任者还并不多。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此前被宣判为杀人犯的念斌无罪。然而就算已被 无罪释放的念斌，同样无法享受安静的生活。
“念斌现在还是有家不能回，被扣着犯罪嫌疑人的帽子。”其代理律师张燕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此外，念斌因伤残申请国家赔偿的案件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法院博物馆馆长王海波也知道，“念斌的案子属于证据不足。”
这些都被朱明勇统称为“平反后遗症”：“究其原因，很多冤案的形成，都是没有按照两审终审制的原则去操作。”
3 “‘文革’阻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 馆方介绍，这次展出的展品、文物有三千多件。其中极为珍贵的一份展品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手稿奏折。
这份名为《钦差查办案事件》的奏折共7页，1175个字，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1875年出自清朝法务大臣沈家本之手，上书给光绪皇帝关于复议杨乃武案件的奏折。
沈家本是清末的法学大家，他在这份奏折中写道：“若外省案件纷纷交刑部，向亦无此政体。”这本奏折原来是由沈家后代保存，“文革”期间辗转到北京西南郊的云居寺。公开以后，就连沈家本的四世孙、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亲自向云居寺索要手稿，都没有拿到，王海波更是多番碰壁。
他打电话、发短信、发微信，对方均以“请示领导”答复，没有任何进展。直到通过西城区法院院长的介绍，与云居寺文物保护处负责人见面后，才只答应提供给王海波高仿件和电子数据。而他则希望能将原件借展3到6个月。最后，还是由最高法相关负责人出面，协调北京相关部门，最终才同意借展一个月。
饶有意味的是，沈家本留下的一批文物资料，当年却无人问津，甚至被拒绝。
上世纪60年代初，刚上大学的沈厚铎，在姑姑的提议下，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想要把沈家本留下的一些书稿送给学校，被当即拒绝。沈厚铎还记得对方这样回复他，“我们研究的是无产阶级的法制，你这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我们不要。”
对于沈厚铎来说，沈家本后人的身份在过去也曾是他的负担。因为祖先是清朝高官，在那个年代，沈厚铎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那一类。在一波波政治运动中，他还写过检查，挖思想根源，受批判。“工会、班委、学生会干部都不让当了”。
虽然，沈家本并未在“文革”中受到多大的批判。研究了一辈子法律典籍的沈厚铎早已得出结论：这是因为“文革”对法律的极度忽视乃至蔑视。
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沈厚铎在参观中国法院博物馆时，曾对馆长王海波提出建议，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这一时间段，应该再多收集一些材料展出，而且应该更清楚地点明：“文革”阻碍了中国法治的发展。
“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忽视了法律和司法审判，特别是‘文革’的时候，（公、检、法三家互相监督、制约的制度）变成一条龙操作了，包括过去周永康掌握司法大权的时期，都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沈厚铎说。
朱明勇也提出，博物馆应该把冤案产生的过程也一并展示出来，不应仅仅把平反的案件作为功劳来宣传。“我们不能忽略，曾经这些冤案也是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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