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靠鸦片经济“供养”财政
鸦片，在明末清初，曾以“药材”为名，进口合法。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1)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年)又改订为“每十斤税银一钱七分三厘”。(2)清朝开始后，鸦片仍被列入税则。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海禁开放后，鸦片被列入药材项下，“每斤征税银三分”。（3）
1729年，雍正颁布了第一道禁烟令，禁止贩售鸦片和私开烟馆，但没有禁止鸦片进口。乾隆也禁烟，规定开烟馆者拟绞律，但是，贩毒吸毒却越来越猖獗。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两广总督吉庆奏请“不许贩卖，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如此可以说“立法不为不严”。(4)十五年(一八一○年)三月，因在北京广宁门盘获携带鸦片进城之锡姓烟犯而重申禁令，一方面对购食者“严密访查”，另一方面又命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5)十八年(一八一三年)规定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6)二十年(一八一五年)三月根据两广总督蒋攸铦所奏“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外船至澳门时，“按船查验，杜绝来源”，并确定了官吏禁烟的奖惩办法。(7)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据两广总督阮元“申明鸦片事例”之奏请而重申禁令，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无鸦片之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有夹带即将行商照例治罪。(8)同年又有“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的规定。(9)一八二三年八月，清政府又颁布“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地方官吏如对“夹带鸦片进口”、“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等问题失察，则按“鸦片多寡”而予以处分(10)。”一八三一年，严定“买食鸦片烟罪名”的条款(21)。（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来新夏）如上所载，禁烟条例可谓甚严。
清政府曾在全国调查鸦片销种情况，未种有销的省分有山西、陕西、山东、贵州等；只栽而未卖的省分有甘肃省；种卖均无的省分有热河、广西等省；既种且销的有四川、湖南、云南、广东等；另有一种如河南省，一方面说“均无种卖”又说“奸民私种罂粟等花渔利，事所必有”，实际仍属种烟省分(22)。经过这次几乎遍布全国的调查，清政府明白鸦片的输入箱数由十一年（1831）的一万六千余箱已经增至十二年（1832）的二万一千余箱，在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尚有人在京城以二百四十金购买自粤中携来的鸦片百两的情形(23)。
为什么在严禁的情况下，鸦片生意却越来越昌盛，甚至在很多省份还有自产自销？原来，都在靠鸦片发财。缉私、海关、地方大员，居然都把禁令当作发财的筹码，和国内外的鸦片贩子沆瀣一气，中饱私囊，对此，皇帝也并非不知情。
自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四关并于一口以后，粤海关成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唯一关口，粤海关监督成了最肥的美差，能担任此职者，必可通天，他的职权，除了正当的收税，更要供养一大堆的高官。据“摩尔斯“中西公行考”记载，粤海关监督的职权是：“他应当本其征收关税的职责收得一笔相当的款项，并且需要一个庞大的组织，维持他应收敛一笔更大的款额，用之以贿赂首都的王公显宦及抚慰其所在地的高级官员。此外他还应收集一笔费用，以偿还贿得此职时所需的费用，以买得退休后的安静，及为自己聚积相当的财富”(2)。
粤海关监督为了完成这种“职权”，便向外商勒取各种名目的陋规，其中属于入口的有三十项，属于出口的有三十八项(3)。但是，这些陋规隔若干年便被皇帝以“陋规归公”的名义全部攫为己有。于是，海关监督又增立新的名目，以致造成“归公未几，规费又渐如故，转多一归公正饷”(4)的情形。既然上下都已向外船索取“陋规”，外船夹带鸦片入口自然也就不便过问了。”（（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来新夏）
负责执行禁令的各个地方官吏普遍以权谋私，几乎都被鸦片贩子们贿赂收买，现银与鸦片成为贿赂的两种主要东西，这些官吏的左右，如幕友门丁之类也都有份。“议定规银，每箱若干，这些规银系与总督衙门，以及水路文武官员。唯关口所得最多，此项银两，皆预备存在英国，或他国鸦片船上，以便分派。或在船上来取，或在省城交收，然亦有将鸦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却无定数”(1)。鸦片战争后有一位史学家夏燮曾经感慨地说：“迨吏觉其奸，则查船之门丁胥吏皆得而分润之；官觉其奸，则查税之幕友官亲皆得而分润之”(2)。甚至还有些更无耻的地方官吏因向包运鸦片的中国私烟贩索取定额贿赂不遂而弄成僵局的情形，如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福建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索取晋江衙口乡鸦片陋规八百余圆，该处土棍施叔宝以陋规经前任取去，不肯再缴，该署府即以该犯窝卖鸦片详禀会拏，该犯闻风远扬，缉捕无获”。这明明是以禁令作索贿工具的证据，结果，“该督抚竟置不问，旋将沈汝瀚委署台湾道缺”(3)，福建地方疆吏对此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将索贿者调升，督抚与贿赂的关系也就很显然了。企图以这些官吏来执行禁烟法令，禁令反而成为其贪污勒索的工具，而不会发生任何效力。(1)一八四○年正月十八日“澳门新闻纸”(“鸦片战争”，Ⅱ，第四二七一四二八页)。(2)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三，管蠡一得，第二页(申报馆)。(3)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十一——十二页)。（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来新夏
负责缉私的水师巡逻船也变成了第一线的勒索受贿者。“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立巡船，顾名思义巡船应当是负责缉私，实际上“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5)。鸦片成为公开走私，输入量必然因之增加。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曾废巡船，十七年(一八三七年)总督邓廷祯又恢复巡船，这时贪污的手段又进一步，如“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南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烟遂至四五万箱矣”(6)。福建也有同样情形：“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银四百圆六百圆不等”(7)。水师员弁都靠着鸦片偷运贪污肥己，造成“水师生计得自月饷者十之一，得自土规者十之九”(8)的腐败现象。海口兵弁则有代藏毒品的情事，如广东炮台的守兵，“竟有勾通沿海奸民，窝藏违禁之物，如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9)。
鸦片偷运不仅有可靠的包运者，还有稳妥的储藏处。转销内地也和兵役包庇有关，道光十八年十月署四川总督苏廷玉奏文中曾说：“臣查烟泥行之内地，无论夷商之夹带，奸民之贩运，总须由海口而来，若不勾通兵役，及沿海地方匪徒节节包护递送，断不敢拢岸入口，即其销售内地，经过乡村市镇，民皆知其物系违禁，必各起而挟制，群相攫取，以故兴贩之徒，必贿通兵役人等为之接护乃能到处流通，无虞沮碍，是烟贩实兵役之利薮，而兵役即烟贩之护符”。(10)
（(5)(6)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第四四页(申报馆)。(7)道光十九年十二月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第十页)。(8)夏燮：“中西纪事”，卷二三，管蠡一得，第二页(申报馆)。(9)道光十八年六月河南巡抚桂良奏(道光朝“筹边夷务始末”，卷三，第十九页)。(10)道光十八年十月署理四川总督苏廷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第十一页)。“（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来新夏）
“自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以后，鸦片即在零丁洋进行偷贩。零丁洋是在广东海洋蛟门之外老万山之内的洋面，“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都能“就地交兑”，因之鸦片“销数之畅如故也”。(14)在零丁洋形成了一套偷运组织，有终岁停泊收貯外船运来之鸦片的“趸船”；有“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有“包揽走漏之船”，名曰“快蟹”，又称“扒龙”；有“包庇走私”的“巡船”，有负责在内地行销的“小窑口”。因之，零丁洋已完全成为“藏垢纳污之所”，(15)而鸦片之偷运入口者，自此以后，也逐年上增了。二年(一八二二年)二月贵州道监察御史黄中模以“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海关利其重税，遂为隐忍不发，以致鸦片烟流传甚广，耗财伤生”的理由，奏请“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之事，(16)清政府即命令广东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17)。当时兼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嵩孚的奏复是：“海关监督收受黑烟重税，臣密加访察，实无其事”(18)。新任海关监督达三也矢口否认说：“实无征收鸦片重税之事”(19)。这种答复显然是用“查无实据”的办法来因循敷衍，何况海关监督既不肯自绝贿源，而皇帝实际上乃是鸦片的最大受贿者，因此也就不再深究。”引自《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来新夏
第二节白银外流
18世纪之前，英国从中国大量进口茶叶丝绸，但是，让英国骄傲的毛纺织品却很难在中国销售，逐渐造成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当时的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手工业经济，数量庞大的人口靠这个手工经济吃饭。当英国机器生产的质优价低的纺织品到了中国之后，就遭到中国纺织手工业从业者的竭力抵制，甚至发生烧毁进口棉纱，殴打贩卖进口棉纱小贩的事情。红顶商人胡雪岩也曾因为对抗进口纺织品而损失惨重。其二，非法关税。关税多少，几乎就是官员说了算，说高就是高，说低就是低。被勒索的关税高达几成，甚至翻倍。如此，英国商品价格昂贵，卖不动。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GeorgeMacortney）觐见乾隆时就曾提出降低关税和整顿进口税务的要求，乾隆答应并且曾命令广东官员整顿过进口税务，最后却不了了之。
正当生意没法做，怎么办？英商了解到鸦片交易在中国比较行的通之后，就逐渐开始了这种罪恶的勾当。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很容易地就可以把中国官员收买而大开鸦片交易之便的时候，鸦片贸易成了英美商人最红火的买卖，并且成为当时国际贸易上的重要一环。英国商人用毛纺制品换北美殖民地的小麦，再把小麦运到印度，换印度出产的棉花和鸦片，再把鸦片和棉花卖到中国，如此形成暴利的贸易循环。18世纪末期，大名鼎鼎的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做这种生意的。
1832年英国议会第一次改革成功，新生的工商业阶层可以和英国传统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地参与政治。在广大工商业阶层的要求下，英国于1833年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经济特权，把原来的东印度公司转变成不能直接经商的政府部门，几乎全部开放了英国的对外贸易，任何英国商人都可以自由地同外国做贸易。如此，大量的英国鸦片贩子涌向中国广州城外，和中国鸦片贩子们以及贪官污吏们勾结起来，大肆向国内倾销。
然后，中国烟民数量急剧大增。“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卢恩溥：《刑部折奏酌加买食鸦片烟罪名》）可以说是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在吸食。（《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有的省份除了有进口的鸦片，而且种植生产土烟，祸及农村。有人悲愤地说：“请君莫畏大炮子，百炮才闻几人死？请君莫畏火箭烧，彻夜才烧二三里。我所知者鸦片烟，杀人不计亿万千”！（陈澧《炮子谣》）。
鸦片贸易的直接效果就是英国贸易的巨大顺差，对于中国，则是严重的白银外流。有官员曾向道光皇帝反映一件“怪事”，说各地官员都在说银子越来越少了，民间也在抱怨银子越来越不多见了，物以稀为贵，银子价格猛涨。原来一两银子约合一千文铜钱，后来涨到一千五六百文才能换一两银子。
皇帝和一大帮官员，比如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原来指望可以靠鸦片经济供养财政，结果却发现鸦片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让全国的银子都外流出去了。皇帝命令仔细调查鸦片这个“经济支柱”产业的状况。很快，各种报告交到皇帝手里，道光逐渐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而决定要真正地严禁。道光十八年（1838年）12月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奉旨到广州禁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