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亦难避过这一身客尘

这些寂寞的人

他们来自何方

这些寂寞的人

他们属于何处

啊，看看所有寂寞的人

Eleanor Rigby和神父McKenzie，两个无关的、寂寞的人结合了，在一场葬礼上。这首“Eleanor Rigby”，收录于The Beatles 1966年的专辑“Revolver”，Paul McCartney创作，那年他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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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

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

——庞德《地铁车站》

籍贯·户籍·姓名不详之男性，身高162cm左右，体格不胖不瘦，年龄约60-80岁；随身物品：现金100983日元，存折2本、现金卡2张、钱包2个、居民基本情况公簿卡1张、手表1个；身穿蓝色裤子。

一位在途死亡者的信息，登在报上，短短几行字，再画个句号，一生结束，干净利索。他们活着，没有工作，没有配偶，没有儿女，不回家乡，也没有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死了，没有人知道，即使被发现，也无人认领他们的尸体，无法知道他们姓甚名谁，他们分享一个共同的名字，“无缘死者”。

昨天乘车前顺手拿了这本《无缘社会》，一年前看过NHK的这部纪录片，也许是心有戚戚焉，看到那些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年轻人，印象深刻。“将来，保不定我也会走同样的路”，就像日本的年轻人在网上对“无缘死”的回应一样，并不能说负面，但自有一股利刃般的冷静。

《无缘社会》一书是根据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主持人与摄影师等人的采访笔录写成的。一档特别节目，遇见了太多无缘者的人生：三十五岁的电脑公司男职员，大学毕业后离开家乡北海道，每天一到家就打开电脑，一日三餐都是自己一个人，“现实太多看得眼睛都痛了”，看纪录片时他不停地在更新推特。“四时独吟红蜻蜓”，一位九十岁的女子在纸笺上写下这样的话，她死后一个月遗体才被发现，那时，她跟前的电视机还开着、面包机里还留着没烤好的面包、浴缸里放满了水。富山县高仓大法寺的正殿，安放着很多刚刚寄来的骨灰，一星期的诵经祈福后，它们将被移至后殿骨灰堂，而更多无人认领的遗体，被默认为医用捐献。

对很多事不置一词，捅不破一层纸。心非郁陶，苟驰夸饰，为文而造情，难免落俗，更何况不善辞赋。但总会经历，早晚都能懂。今日，我能侈谈无缘者，并非俯视，亦不能置身事外，正如书中记者所感，对死生须有敬意。五年前，我曾亲眼见过无缘的死者。她是家中的一位长辈，人生之路和书中谈到的很多人的一样，年轻时为照顾生病的母亲，拒绝了唯一一次逃离的机会，独居，直至死神敲门。我们赶到的时候，她侧身倒在卫生间门口，一边脸磕得青紫，手边散落着卫生纸，撕的很碎。六月天已经有些热了，那天傍晚，夏蝉并未停止鸣叫。

不知不觉，“无关”已渗透到各个角落。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被访者们淡淡地说。一致的判词，长着一只向下拉扯的手，坠落无可转移，只是在跟时间闪躲。家庭小型化、单身、失业、老龄化、城市化，我们被这样裹挟着，踉跄着被拖进原子化的生存。

“我急冲冲地穿过林荫大道，纵身跳进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一百五十多年前，走在巴黎的街道上，波德莱尔几笔勾勒出了现代人的轮廓，一个被抛入现代城市车流的路人，一个与厚重的、快速的、致命的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传统的情感纽带被撕裂了，余下的尽是一些不可避免的擦身，甚至都没有目光的短暂停留。籍贯·户籍·姓名不详，那位男性的讣告，被不断复制粘贴，盖在了更多的遗体上，在这之前，那些他或她，本是不同的。

一天下班，我走在国贸地铁的换乘通道，迎面扑来的一张张脸，疲惫的、焦虑的、明朗的……没有任何两张完全相同。“这些面庞从人群中涌现/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1913年的一天，庞德走出了巴黎的某节地铁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