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才的奇幻人生：14岁复旦少年、20岁海外硕士、34岁亿万富豪，38岁斯坦福博士，43岁北大教授……
梁建章是企业家，也是学者。双重身份并未在他身上体现出矛盾与冲突，相反他很享受双重身份带来的使命和责任，并且精力旺盛地不断创造奇迹。
文 | 牙谷牙狗
很少有企业家像梁建章这样分裂。
“人口学家”、“中国最大在线旅游公司创始人”，两个看起来没有丝毫关联的标签，奇迹般地出现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1999年，在中国互联网被点燃的年代里，他顺势而起创办携程。短短4年时间，他把企业带到了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成为中国十大互联网公司之一。
商业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自信，也给了他更加宽阔的胸怀。企业步入正轨之后，他希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一些兼济天下、实现自我价值的事中。
于是2005年，他从携程创始人的身份上隐退，前往美国名校读博士，同时利用自家公司数据做研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上。
身份的转切变幻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在巧妙地实践自己的取舍之道，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自己的本心。
对于梁建章有所了解的朋友，总会把他和“天才”二字挂钩。
1969年，他出生在上海。13岁，在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电脑的年代里，他已经学会了使用电脑解决数学问题，是中国最早接触电脑的小学生之一。
那时，他熟读《 数据库原理》以及逻辑学、语言学等书籍，甚至还通读了《唐诗三百首》、《千家诗新注》、《唐诗鉴赏辞典》等书籍。
刚刚初二，他参加上海市青少年计算机程序设计选拔赛，以一个计算机诗词创作系统程序，拿下金奖，一时技惊四座。
14岁，刚刚完成初中学业的梁建章考入复旦大学少年班。在所有115名天才少年中，他是唯一一位初中生，年纪最小。
16岁，他复旦没毕业，便考入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4年时间，他读完了学士、硕士。
毕业时，他刚刚20岁。
在做客《舍得智慧讲堂》时，谈起过往的“天才”经历，他腼腆地说：“这让我可以早点毕业，可以学更多东西，有更多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对于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梁建章从不否认，但也绝不张扬。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询问他的智商有多高，他的回答坦诚而又谦逊：“我没测过，但应该挺高的吧。”
从美国知名高校毕业后，20岁的梁建章加入了硅谷顶级科技公司甲骨文。不到10年的时间，天资聪明又勤奋过人的他，职位一路升到了中国区咨询总监。
成熟、聪明又不炫耀，上天总是喜欢垂青这样的年轻人。
20世纪末，美国互联网进入发展高潮，一时间多家互联网公司诞生，市值快速超越积累几十年的商业巨头。
互联网的星星之火在中国同样呈现出燎原之势。
1999年，马云创立了阿里巴巴、马化腾创办腾讯、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李彦宏成立百度，三家企业发展迅猛。
那一年，“海龟”梁建章已经30岁了，即便成为甲骨文中国区总裁，但他心里仍旧留有创业的热血，跃跃欲试。
紧张地筹备之后，在上海鹭鹭餐厅的一间包房里，他和在德意志银行担任亚太区总裁的沈南鹏、上海协成科技公司创始人季奇、以及上海旅行社总经理范敏，决定开启自己的创业旅程。
他们当时提出了三个创业方向：网上书店、建材超市和网上机票及酒店服务。经过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后，全是旅游迷的他们选中了第三个方案。
于是，四个年轻人开启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创办中国第一家在线旅游服务公司。
这四个人，后来常被人称为“携程四君子”。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责：梁建章任CEO，季琦任总裁，沈南鹏为CFO，范敏担任执行副总裁。
多年以后，季琦在《创始人手记》一书中写道：“这是四个不满现状、有些莽撞的年轻人被趋势所刺激，还带些理想主义，追逐财富梦想的平常创业故事。”
从左到右：沈南鹏、梁建章、范敏、季奇
携程最开始的发展并不顺利。
尽管互联网创业浪潮澎湃汹涌，但20世纪初，中国网民的规模尚未扩大。在支付习惯上，人们更加倾向于线下消费，携程采取的网络分销模式并未显现出优势。
同时，携程主打的国内机票分销代理权和酒店房源，也被紧紧控制在传统企业当中，一时难以找到突破口。
越是危机关头，越能显现出伟大企业家的特质。
彼时，梁建章对内，向员工下达“一定完成KPI”的死命令，带头加班；对外，则积极跑合作单位，敲定分销细则，从传统企业手中争夺销售资源。
在他的带动下，携程数千名推广大军不分昼夜地忙碌在全国所有的机场、火车站、写字楼，疯狂推广携程产品。
而此时，用户也惊喜地发现，通过上网和拨打电话提前快速预定酒店，似乎更为方便。同时，他们还能拿到比线下更为优惠的价格。
强硬的手腕下，效果立竿见影。当年，携程每月的订房数量就超过了50000间。
2003年，非典爆发，整个旅游业遭遇重创。携程的会议室里，高管如热锅上的蚂蚁。业绩剧烈下滑，大家都觉得携程要完蛋了。
混乱之中，梁建章一语点破了大家的忧虑，“非典能控制得住，怕什么！”。
有高管产生疑惑：“国家都没有一个人敢说非典控制得住，他凭什么这么说？”
梁建章不急不慢地解释到：“所有的非典病人都是先发热再传染。只要是先发热再传染，那把发热的人控制住，就能把传染源控制住。”
携程高管庄宇翔对这一幕至今记忆深刻，他说：“James（梁建章）只要一句话就把这个东西讲透了，他能把事情想得非常清晰，他有他的理论基础，是个理论派。”
一番独到的见解，梁建章稳住了军心。
度过难关之后，携程不断壮大，梁建章接连大手笔收购现代运通和北京海岸两家公司，将酒店预订和机票分销业务做到全国领先，从此打开了快速发展的大门。
2003年底，梁建章带领携程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上市当天，携程股价从18美元暴涨88.56%，达到了惊人的37.35美元，成为纳斯达克市场上，开盘当日涨幅最高的一只股票。
不断壮大的携程，从那时起开始快速扩张。据携程人力资源负责人回忆，随着2004年携程业务量的增长，每个月携程都有超过200人入职。
彼时的梁建章成为旅游业市场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行业里高举望远镜也再难找到对手。
“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对手，也没什么挑战了。应该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找一些挑战。”
在中国，很少有35岁的企业创始人，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时，主动选择隐退，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而梁建章对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催促着他，辞掉全部职务，远赴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从此，在企业家身份之后，他开启了自己的“学者”身份的下半场。
就读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时，梁建章所追随的教授同时研究创业和劳动力经济学。
在某次课题研究中，他发现导师在研究“日本经济衰退问题”时，背后的原因，似乎都与“人口老龄化”有关。
他立马联想到，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不断加重。
怀揣着对中国经济的思考，他转学到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后者擅长用经济学的研究手法去探索人口问题，研究人口经济学。
经过大量数据分析，他得出结论：创新、创业与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90年代的中国每年有2000万新生人口，而到了21世纪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500万，“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在深入研究日本老龄化问题和对比中国人口结构之后，梁建章确信：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出现越加严重的问题。
博士毕业后，2012年梁建章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一职。
通过大量的理论和数据模型研究，他取得了几个令人吃惊的结论：
如果当时“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变，中国人口将会在2017年前后停止增长；
到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三分之二，剩下4.6亿；
再过一百年到2200年，中国将只剩下6800万人，而取消计划生育并不可能实现生育率的大幅反弹，鼓励生育也绝不会是一个轻松的工作。
那时的梁建章变得异常焦虑，他意识到人口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于是，他自费拍摄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并通过开通微博和博客，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人口政策。
那是2011年，反对计划生育——特别是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行为，国内响应者寥寥无几。
同时，纪录片上映后，梁建章发现，经济学家们能够通过片中的数字、图标和逻辑分析，轻松看明白问题所在，但普通人却难以理解到精髓。
一腔热血却得不到任何回应的梁建章，茫然不知所措。
2012年，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与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合作出版了一本批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图书。
为了表达更加直观强烈的观点，他把书名拟定为《中国人可以多生！》，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一书名被认为太过绝对，最后改为《中国人太多了吗？》
书籍出版后，他想方设法将书送给那些可能影响政策的官员、学者和媒体人。
甚至与四位知名学者联合发起了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全面修改的公民建议书”。
他希望用自己的切实行动，让所有人开始关心人口问题。
很多社会学研究者，大多会陷入一种困境。他们往往能够针对某种社会现状提出自己的反思，指出其中的劣势和弊端，但极少人能够给出解决方案。
梁建章不是这样，在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他提出了很多非常明确的方案。
比如，他提出女孩最好跟妈妈姓，这样可以激励妇女生小孩。同时，他也呼吁缩短高中学年，让女孩更早工作，更早结婚。
他建议可以按照家庭中孩子数量抵消个人所得税，在人口生育率不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每年给每个未成年孩子发放一万元的现金补贴。
“提高生育率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直接给补贴，一般国家都会花GDP的2%~5%在这个补贴上。”他希望用更多金钱的补贴，缓解当下生育率下降的紧迫问题。
对于人口问题，看似“玩票儿”的梁建章真正提出了诸多有用建议。
在他和诸多学者的努力下，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 二孩政策 。
梁建章生着一张娃娃脸，说话时仍旧保留着上海人的轻声慢语，笑起来时眼睛眯成一条线，十分腼腆。
但当人们沉浸在这种极富亲和力的学者形象中时，往往会忽略他作为企业家的那种锐利，甚至凶猛。
2013年2月，一直作为行业巨头的携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面对着来自去哪儿网、艺龙等多家新秀公司挑战。
而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建章注意到，当时久坐霸主地位的携程逐渐变得行动迟缓，决策滞后。
那时候，功成名就的他本可以将携程置之不顾，安心研究自己的人口问题。假如复出接手公司，一旦失败，他必定会承受声誉上的损失。
但此时，几乎想都没有想，他回来了。
“没有风险就没有意义。没有一件事既让你做得很有成就感，又没有风险。确实没有别人能做这件事，携程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只能是我来做，我也应该是最有动力去做的。”
梁建章的归来，无疑给携程这艘大船注入了一剂镇定剂。
此前因为携程霸主地位稳固，导致公司权力逐渐集中，于是公司对于外部变化反应逐渐滞后。
梁益建回归之后，第一步策略是放权。他把公司的各个产品线分成不同的小公司。不同的小公司面对对手的进攻，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最强有力的反击。
回归不到8个月，他生生把公司从一家“养老院”改造成一个“创业大本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带领携程像猛虎一般收复失地。
第二步，他利用头部公司独有的财力，大打价格战。他拿出10亿美金投入到用户补贴之中，将酒店、机票等价格拉到行业最低。
“10亿美金没人投得起，这一仗对手必定输”。本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决心，梁建章誓与对手烧钱到底。
硝烟弥漫中，他其中的一位对手收入同比下滑98.7%，账面利润仅仅只有50万元，之后更是连续亏损长达六个季度。
第三步，也是让梁建章最为声名显赫的一步：强有力的并购。
仅仅一年后，价格战之下，各家财报皆亏损，只剩携程还在盈利。几家对手在携程强有力的反击中逐渐阵脚大乱，最终不得不与携程合作。
而携程则通过不断并购对手公司，彻底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在线旅游公司之一。
三招收复失地，梁建章完美展现出了一个企业家的睿智和天赋。
携程高级副总裁李小平评价他说：“又有天才，又有天赋。天才是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他都想到了，天赋是大家想到的，他能带着人做成。”
从1969到2019，如今梁建章50岁了。
他有着开挂一般的人生：14岁时就读于复旦，创办旅游业巨头上市公司后，摆脱所有枷锁辞职留学。
他的人生亦拥有着强烈的英雄传奇色彩：当公司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群狼撕咬时，他毅然回归，力挽狂澜，扶大厦之将倾。
在商业世界里极力保持低调的同时，他又活跃在学术领域，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去挑战三十年不变的基本国策。
看起来像举起长矛冲向风车的堂吉柯德，却获得了更加满意的结果。
他是企业家，亦是人口问题学者。双重身份并未在他身上体现矛盾与冲突，相反他享有双重身份带来的使命和责任，精力旺盛地不断创造奇迹。
最近几年，想要采访梁建章的记者，都学会了邀约技巧：以和他聊“中国人口问题”，他接受采访的概率会高很多。
几乎每个记者都会问到他“携程创始人”、“人口专家”的双重身份。
梁建章对此有着标准的答案：“人口问题和创业创新分不开，我从事的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人口红利。”
但读者和记者都不买账，人口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与一家以旅游业为主的企业并无直接关系。而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的兴趣和付出，却早就远远超过了“携程梁建章”。
最直观的感受是，在微博上，人口专家梁建章发布了超过2000条相关微博；而携程梁建章，6年来的微博数量，只有寥寥83条。
“只是觉得我有责任说出来。”在一次采访中，梁建章接说出了心里话。
在很多人眼里，携程创业20年，梁建章完全可以将它做成全世界最大的旅游公司，同时他也能赶上每一个发展和转型的机会，不给对手任何可乘之机。
但只要企业稍微步入正轨，他总是及时选择隐退。对他来说，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远非他所寻找的初心。
商业成就背后他有着更高一级的自我追求，对社会更具价值的事。
一如他在《舍得智慧讲堂》中所说：“要不断地去追赶，获取更高的成就。”
后记：
梁建章是这一季《舍得智慧讲堂》的最后一位嘉宾，三个月的时间，最人物也陪伴读者和观众，见证了这档节目的成长。
在这一季《舍得智慧讲堂》节目中，节目组带着人生的困惑，去聆听了被采访者的故事。
他们中有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的“国足传奇”徐根宝，又有在画画与生活里折腾、挣扎，守住灵魂自由的“笑脸画家”岳敏君。
也有兜兜转转最终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柏林影后”咏梅、“中国最疯夫妻”张昕宇和梁红；还有天纵奇才创下自己商业帝国的企业家梁建章。
他们都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同一个问题：这辈子我们怎么活才算不辜负。
如今，节目组正在忙碌着准备全新的《舍得智慧讲堂》。他们将奔赴更远的地方，去亲历大时代中的神奇命运，与真正的智慧者对话，从更丰富的生命体验中，寻找舍得的力量。
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新的精彩的开始。从心出发，必将到达。
2020年，《舍得智慧讲堂》第四季将全新归来，一样的舍得，不一样的精彩，你我一同期待！
部分参考资料：
1、舍得智慧讲堂：梁建章
2、吴晓波：《激荡十年》
图片来源：网络、视觉中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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