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 回忆胡耀邦"隆中三策"

国家如何治理？社会如何和谐？虽然时代不同了，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想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目标。 政治文明的新起点 by 王学泰

谈到胡耀邦先生的贡献，无论是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遭遇来说，都有想法可说。虽然与耀邦先生相隔悬绝，但人类社会中公道是非自在人心。

我在1958年上高二时就被整，那年秋天大跃进中，我们下乡深翻土地。当时全国热气腾腾，只要上头一说什么，老百姓不能稍有怀疑。经历了1957年到1958年上半年的反右，我已经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了。但那时的宣传真是挑战人们的智商，例如普及"超声波"，说这是中国在高科技上的突破，它解决一切问题。协和医院用它治疗疑难杂症，许多病用超声波一超就好了。还有郊区某公社的生产队长，给我们介绍农村运用超声波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玉米能长到两尺长，黄瓜长到三尺长，驴七八天不喂，干起活儿来特有劲儿。这些给我造成许多疑问，从小我就是专爱"打破砂锅璺到底"的人，后来看到有疑问的人被划为右派的现实，我学会了忍。可是下乡之后，带队的"营教导员"嘱咐我们要深翻40公分，明年这里是亩产万斤田，你们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觉得很惊讶。他又说试验田要深翻4米，明年要亩产120万斤小麦。我对数字是很敏感的，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就偷偷问老乡，一麻袋能装多少小麦?老乡说，一麻袋可装。200斤。我心里一算，这个120万斤得装6000麻袋，一亩地折合6000平方尺，一麻袋装满了小麦，平放在地上，占地6平方尺，一亩地可码1000袋。6000袋就得6层，要码一房高，什么样的麦秆儿能把这么高的小麦挺起来？我们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吃晚饭要开会谈下乡的思想收获，我有点忍不住了，就将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希望领导给大家解释解释。话一出口，马上会上大乱，纷纷指责我态度不对。教导主任抓到这个苗头，引导我说出所有的疑问，第二天开全校下乡同学大会，把我从下乡队伍开除，回学校大炼钢铁。

当时有疑问的肯定不只是我，但人家聪明，没说，而我就像童话中无知的小孩。这一年，尽管我在学校化工厂表现尚好，期末操行评定也是"中"（分优良中差劣五等），这是班中的最差生了，如果这一年考大学，一定落榜。高三的时候，赶上一位好班主任，他是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对当时美学论争十分有兴趣，遇到一些哲学问题就向他请教，因此，我在高三毕业时操行勉强是"良"，我们班有三位"中"，全部落榜。遇罗克与我同级不同班，文理科兼优，就因为操行是"中"，而没有大学上。原因也在于其父母均被划为右派。

王学泰

大学期间与张闻天先生的公子同班，而且同宿舍，睡对头床，同宿舍里我俩聊得来，他在1957年初中毕业后，到茶淀农场劳动了3年，他跟我谈到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与彭总对"三面红旗"的意见。那时已经到了困难时期，没吃没喝是中国人每日每时都在面临的问题。虽然，几乎每天都有假话教育，但现实生活告诉我，彭总、张闻天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我与几位特别要好的异校同学谈了我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我特别赞成陆定一在一次报告中所说的"贾谊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贾谊的《过秦论》中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我认为"三面红旗"的指导思想是企图用打仗的方法搞建设，那是不会成功的。

异校的同学在院校调整中偶然分到一班。1964年大学毕业思想清理中，被某青年教师发现我们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观念，于是被勒令交代，最终被划为"反动学生"。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是反右斗争在大学生中的继续，从1963年到1966年在全国划了1000多名。我是被公开戴上帽子的，处分是劳动考察3年，到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监督劳动。1969年后回到学校，1971年分配做教师。1975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又因为与老同学偶然谈起儒法问题和批孔中矛头转向周总理，并认为江青对中国政局作用是负面的。受那位同学牵连，1976年7月26日被判13年徒刑，罪名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1978年平反。从16岁到36岁，我被折腾整整20年。

一次凤凰网采访我，谈及近百年中国社会的动荡。我说，中国情况很特殊，100多年来社会动荡不止，争斗不止，还没完全走上正轨。政权多次转移，旧的社会解体，但一个新的文明社会尚未完全建立。我想，新的社会模式，首先应该是公民社会。前两年，周本顺写文章说"公民社会是西方阴谋的陷阱"。《宪法》中有40多处提到公民，由公民组成的社会，不是公民社会又是什么社会呢？现在"江湖"成了流行词，什么是"江湖"社会？在古代它是皇权专制社会解体之后的产物，专制社会秩序解体后，没有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它。因此"江湖社会"的特点是无秩序性，弱肉强食。这是从暴君专制化为"暴民乱治"。"江湖社会"缺少社会公认的一些基本规则，常常凭暴力说话，如戏词所说"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所谓文明就是遵守规则，力求在双赢博弈中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崇尚暴力。

过去有一个时期崇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原是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人发现的。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是说在财产私有社会中由于剥削残酷、贫富差距加大，工人阶级队伍扩大，逐渐成为自觉阶级，从而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做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以后，资产阶级所掌握的生产资料甚至生活资料被剥夺了，实现了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阶级斗争虽有余波，但此时完全能够依靠法律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过去毛泽东设想的阶级斗争要斗几百年，此时所谓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马克思所理解的阶级斗争了，它只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手段了。

传统治国是静态治国，所谓国泰民安为统治者追求的理想目标。毛泽东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斗争永存。如果从哲学角度看，可备一说。但如果用来治国，把对宇宙的宏观描述，运用到微观社会治理上来，则国家百姓永无安定之日。因为"斗"的前提是要有两拨人有根本利益冲突，新社会大家都处在无产状态，人们谋生方式都是由国家权力安排好了的（如城乡二分制、单位制等），人们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了，他们之间还斗什么？于是就要人为地制造出95%与5%这两拨人来。多数人斗少数人，专少数人的政，给大多数人增加了幸福感。这是动态治国，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人敢这样做。

文明的产生有赖于劳动与静态时期人类的思考。枪杆子能打天下坐天下，能干很多事情，但是枪杆子出不了文明。文明的产生要靠生产发展，靠人际之间的和谐关系，靠人类总结经验与思考，它是不断积累的结果。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动乱，都是"积累"中断，甚至对以往积累的毁弃。在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中，中华文明没有长足的进步，有些领域还有倒退。从两汉到清末民初，农业生产率没有什么提高（见侯家驹《中国经济史》），先秦百家争鸣，几乎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不能企及的高峰。所以中华文明要攀登到新的高峰，首先要告别动态治国。

国家如何治理？社会如何和谐？虽然时代不同了，国家、社会性质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我想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应该是共同追求的目标。过去斗了数十年，经济滑到崩溃的边缘，人人一副阶级斗争脸，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弄得上上下下都不得安生。因此毛主席逝世后，高层领导与民众中皆出现了新的思考，胡耀邦就是这种新思考的重要代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六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孩子到胡耀邦家征求他对如何治理的意见，他提了3条：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说这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的"隆中三策"。我觉得耀邦同志，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概念，要趁此机会，拨乱反正，让国家发展走到正轨上来。他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要把过去遗存的问题一并解决掉，轻装前进。应该树立新的起点，这个起点要建筑在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上。所谓政治文明，其核心就是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上层建筑都是为了人而建立的，因此为政必须以人为本。

胡耀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才再三强调，不整人，不要整知识分子，不要随意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把作者打成反革命。在耀邦看来，要实现宽松和谐的政治局面，不仅中央要有明确的政策，下面具体执行的干部也不能任凭个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为了清除"四人帮"散播的文化专制主义流毒，他几次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并向文艺界领导讲明，文化繁荣有赖于创作自由。本来文艺界是"内行领导内行"，应该是文明的地方，可是他们整人之野蛮，也是人所共知的，因此，耀邦特别重视文艺界领导干部的启蒙。因此，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与他对政治文明的向往是分不开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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