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必须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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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石在某论坛上发表了一番演讲，其间有两大段话是关于“宝万之争”的。这两段话的中心意思，归纳起来就是六个字：万科必须姓马。也许那个句号应该改为感叹号。
为了避免有人说我断章取义，王石演讲中关于“宝万之争”的那两段话，我一字不漏，实录如下：
“万科是由一个地方国营公司变成一个上市公司，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讲，它是一个最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从国营改变到上市公司的时候，应该说我可以成为第二大股东，因为本身股权结构的改变，上市之前就是60%是国家股，40%是企业股，最后60%变成了40%，40%变成了25%，如果走这条路——地方国有企业慢慢的转，我可以成为第一大股东，就像很多现在的民营企业一样，虽然是上市公司，但是我绝对控股。但我没走这条路。
没走这条路主要两个原因，首先是国情。因为我有很大很大的野心，88年股份化改造，公司净资产是1300万，但是我的野心就一定要做行业、对中国、未来应该举足轻重。既然举足轻重，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纯的外商、纯的民营，举足轻重它会有危险。所以我的设计就是混合所有制，里头要有民营的活力，要有外资的规范、成熟，当然也要有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国营企业的成份。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国有股占第一大股东，我过去设计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将来也会是这样的。所以民营企业，不管我喜欢你，不喜欢你，（但）你要想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我就告诉你，我不欢迎你。因为这是万科的混合所有制所决定的，虽然现在这种股权之争还在进行之中，但是非常明确，结果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混合所有制把多种因素结合在一块，我们为中国的转型往前发展。”
当初发表“内部讲话”向宝能系宣战时，王石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拒绝宝能系成为万科大股东的理由，是对方“信用不够”。
现在，他自己推翻了自己的话。原来，宝能系之所以不入王石法眼，根本原因不是市场表现，也就是信用，而是身份，是血统。万科只接受国有企业成为大股东。万科必须是红旗下的蛋。
王石的话，间接替宝能系辟了谣：之前有篇点击量很高的文章，断言王石等万科管理层与宝能系的大股东之争只是表象，实质是两派马家人在争夺利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高抬宝能了，如果宝能是zjr，王石怎么敢对姚老板不屑一顾?而接受安邦为大股东，则为王石的“血统论”写下了最佳注脚——因为安邦确凿无疑的，姓马。耐人寻味的是，安邦是不是国企，倒是存疑。
不仅是宝能系，所有民营企业，都被王石“一票否决”了，就像文革中很多青年的上学梦或参军梦被黑五类血统“一票否决”那样。
在公开场合，王石大概说过50万次“万科从不行贿”。虽然有人质疑，万科之所以敢不行贿，是因为王石的马家人身份，但王石从不回应这一点。王石对于“不行贿”的坚持和宣扬，为自己塑造了站在权力寻租者对立面的公众形象，万科的品牌价值之所以能高达数百亿元，这座“不行贿”的牌坊与有力焉。
但现在，牌坊塌了。
摧毁牌坊的，正是王石这番“万科必须姓马”的言论。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番话更有力、更致命了。他的血统论，即使没有坐实人们对他身份的猜测，至少传达出三个明确无误的信息：第一，王石并不拒绝权力；第二，万科本身就是权力的一部分；第三，万科要一直和权力站在一起。
村上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鸡蛋和石头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在市场和权力之间，王石的选择是，永远站在权力这边。
如果万科不作恶的前提是它得到特权的庇护，或者干脆自己就是特权的一部分，这种不作恶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同样是向伸过来的权力之手低头纳贡，只不过其他企业是分期付款，万科则是一次性付清而已。
《百年孤独》里，蒙卡达将军对奥雷良诺上校说：“你如此憎恶军人，和他们打了这么多仗，对他们琢磨了这么久，到头来还是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人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卑贱的理想了。”
即使如此，我并不认为王石和万科应该受到多少指责。企业家是中国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中国有的是钱，政府随时可以抛出几万亿，但王石这样的企业家凤毛麟角。他们是商业文明的建设者，是中国进步的推动者，没有他们的开拓创新，中国的经济改革绝不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企业家都是现实主义者，大家不是华侨，都明白王石所谓的“国情”指的是什么，我相信王石的判断，知道“万科必须姓马”是一个高度理性的商业行为，在当今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姓马，不仅可以让万科实现利益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能让万科相对安全。大家都清楚，在中国做企业，政商关系难以避开，以万科的体量，以房地产行业的特点，王石对政商关系的处理，一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但是，王石，你能不能不说出来？当一个人松下紧咬的牙关，往往也就卸下了心理上最后的防线。王石这番告白最令人惊心动魄之处，就在于权力崇拜赤裸裸在一个标榜道德的公众人物口中冉冉升起。
曾几何时，市场经济、改革、法治，这些词语代表了先进方向，而血统、管制、国企这样的词语，即使不是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也不再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然而现在，情况似乎有些颠倒过来了。
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最严重的腐败是语言腐败，因为语言腐败会导致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
张维迎只说对了一半，语言腐败的最高境界不是任意说谎，而是赤裸裸的承认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比如今天看到的一句话：“xxxx”；比如“我就是喜欢你看不惯我，却不得不和我一起建设xxxx的样子”，又比如“你不喜欢中国，太平洋又没加盖子，游到外国去呀！”
王石的话，是对现实无条件的服从，因而也就顺理成章的，构成对所谓“中国梦”最无情的嘲笑。尽管王石的成功肯定不只是因为万科姓马，但悲哀的是，因为姓马，一切都说不清了。相反，人们会认为，事实再一次验证了他们心中早就存在的那些偏见：原来白手起家真的是奢望，原来洁身自好真的难以做到，原来商业成功真的需要权力加持。原来真的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之上，有的人（和企业）比其他人（和企业）“更加平等”。
看到王石说出“民营企业，我不欢迎你”，给我的震撼不亚于《1984》里当鼠笼慢慢逼近头部时温斯顿歇斯底里的大叫：“咬裘莉亚！咬裘莉亚！别咬我！裘莉亚！你们怎样咬她都行。把她的脸咬下来，啃她的骨头。别咬我！裘莉亚！别咬我！”
昨天最大的新闻是袁庚去世。微信上有许多悼念袁老的文章。人们怀念袁庚，一是因为他和他那辈人卓著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袁庚们迈出一大步后，中国改革就变成了小脚女人，裹足不前，甚至走一步退两步；像袁庚们那样具有历史责任感与改革勇气的群体，再也没有出现。
1992年，关于“姓资还是姓社”，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转眼24年过去了，姓马还是姓民，对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之一王石来说，却仍是道攸关生死的选择题。为保住马家人身份，他不惜扯下自己的道德底裤，做成了一顶红帽子。
一个企业家必须姓马才能安全的社会，真的更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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