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花16万理一次发是什么体验？｜电影红人

2015年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的获奖电影《塔洛》上映了。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五部长片作品，每一部都拍他的家乡——藏区，但这却是他第一部进入院线的作品。按照如今标题党的说法，这部电影讲的是山里的牧羊人塔洛花了16万理了一次发的故事。

文｜刘璐

塔洛下山

年底电影扎堆上映，影评人水怪针砭时弊：「电影过审从来就不需要歌颂什么领导英明，电影过审也从来不意味着创作者犬儒自阉。《塔洛》这样并不故作姿态，但同样给予观众极大震撼与自省的严肃创作，是当代电影极为难觅的宝贵财富。」

电影讲述居住在深山里的牧羊人塔洛人到中年才第一次下山办身份证。塔洛虽然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却有很好的记忆力，第一个镜头，塔洛站在警察局里用念佛经的口吻一口气背完了《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那个时候的塔洛看来，即便是一辈子放羊，死的时候，他也是可以重于泰山的。

警察让塔洛去照相馆为身份证拍照，塔洛的头发太乱了，他还有一个小辫子，他必须去理发店洗头发。就是在这家理发店里，他第一次撞上了「爱情」，也遇到了自己的「身份危机」。

为他理发的杨措是一个新兴的藏族女孩，留短发，会抽烟会喝酒，她的店里贴着台湾组合SHE的海报。杨措觊觎塔洛的钱，让塔洛「爱」上了自己，摄像机拍摄由镜子反射出的他们，定镜头，画面黑白，在一种虚假的关系里，塔洛丢失了辫子，也丢掉了自己，陷入了自己身份的困境中。

金马奖的颁奖词说：「《塔洛》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么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

万玛才旦总说塔洛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我最初以为这只是一个漂亮句子。直到我想起两年前和万玛才旦第一次见面，在江南的一个小城市，我们被关在一个地方共度几天。那几天的食物全是江南精致的河鲜，每一顿饭我们的筷子都在白灼虾、醉蟹、清蒸鲈鱼间来回穿行。万玛才旦吃饭很快，话也不多，有时候早早就离席了，按照藏族的习俗，他不吃水里的生物。有一天，我们来到一家新的餐厅，照例是虾蟹鱼，万玛才旦只一个劲夹凉拌萝卜。突然服务员端上一盘水煮牛脊骨，厚厚的牛肉附在骨头上，冒着白烟。我不很擅长啃骨头，也害怕手弄脏，就拿筷子小心翼翼地戳，转头看见旁边的万玛才旦，只见他用手撕下牛肉，慢慢放入口中，那个动作熟练地就像呼吸一样，和他整个人浑然一体。我们顿时被食物拉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空，食物在那个时候成为我们赖以寻找自己根基的方式。在江南，万玛才旦终于因为一块牛肉安心起来。

我想，那个瞬间我明白了为什么塔洛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万玛才旦的每部电影里都充满了关于此的浓稠的隐喻。

创作者和评论家有时候是两个对立的角色。作为创作者的万玛才旦并不试图过多向观众阐述自己的电影，评论家却非得拎出其中的隐喻并展示其社会意义，从塔洛背诵《毛泽东语录》、塔洛照相到塔洛剪掉辫子。对万玛才旦来说，这些不仅是创作上的隐喻，更是无法逃避的现实。

就像智能手机，它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困境，但并不仅仅是当代生活的隐喻，更是平凡的日常。塔洛的困境也是万玛才旦的困境，电影《塔洛》是他的一种情绪表达。

往前追溯万玛才旦的电影作品，主题看似相同，情绪却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困境三部曲

2005年，万玛才旦的第一部长片作品《静静的嘛呢石》，讲述一个小喇嘛从寺庙回家3天的故事。这部电影用作家李陀的话来说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无非在叙述一些平静的生活。

隐喻和现实同样混为一体：小喇嘛和弟弟在看《智美更登》（传统藏戏），觉得无聊便跑去影厅看香港电影，没钱又跑去正在演出的「智美更登」要了10块钱，小喇嘛遇到电影里的色情镜头赶紧跑出来，要回了钱去买零食，买了「唐僧肉」、娃哈哈和孙悟空面具。

这场戏在时间轴上并不是万玛才旦所要描述的主要事件，按照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万玛才旦扩展了所述事之中的一些事件，时间总是消失在他的叙事中。反而因为主人公位置的移动，构成了由舞台、影厅、小卖部三者形成的一副画卷，这种勾勒故事的方式，在美学上像传统藏画，像唐卡。

万玛才旦第一部长片作品《静静的嘛呢石》

在这部电影里，新与旧，外来与本地，摩登与传统还能平静相处。到了万玛才旦的第二部作品《寻找智美更登》时，情绪就变得迷茫和感伤起来。智美更登是西藏民间传说中的一位王子，是释迦牟尼的化身，他舍弃荣华富贵，踏上虔诚的修行。在修行的道路上，他将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眼睛都施舍给了比自己更匮乏的人。这是一种不合人情的奉献，智美更登却在其中达到了修行的绝境。

电影《寻找智美更登》讲述一个电影摄制组，要拍一部有关智美更登的电影，一路寻找扮演智美更登和他妻子的男女演员，找到的女孩很合适，可她的要求是，要找到她变心的前男友，来演智美更登。这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寻找的过程展现了一幅藏区生活画卷。

这个传说的精神内核确实促发了现实社会对它的疑问。编剧柏邦妮认为，片中有三种藏族人。一种代表旧日的藏族，淳朴、真诚，信奉旧日的宗教，散发智美更登的光辉。他们是扮演智美更登妻子的农村女孩，是把自己的妻子施舍出去的老者。

另外一种代表今天的西藏，比如酒吧里蔑视爱情的歌手，不会唱藏戏的藏族表演团孩子们。他们越来越不像传统的「藏族人」，反而像个城市人。片中导演向藏族歌手陈述智美更登的核心精神为「慈悲，关怀，宽容和爱」，后者，一位藏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的反应却是嗤之以鼻。

还有一种人，投射了万玛才旦本身，即是片中摄制组一群人，处于旧日与今天之间。他们仍在寻找智美更登，他们仍相信怀念旧日的爱情，但也仅能怀念无法触碰。退回旧日的西藏如此不可能，迈入今天的西藏又如此水土不服。

万玛才旦第二部作品《寻找智美更登》

到了万玛才旦的第三部长片《老狗》，情绪可谓是「决绝」。电影里没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白云，更多时候是破损的残酷街景，现代化建设中的藏区满路泥泞。万玛才旦用数字设备进行拍摄，意在描绘这个扁平，落寞的家园。录音师德格才让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录制家乡在电锯中建设的声音，不知声源的《格萨尔王》苍凉无力地播放着，无处诉说。

这是这几年藏地现实对万玛才旦的一次集中刺激，剧本五六天就写完了，视听设计过程中，他感到极其压抑，有时觉得喘不过气，「在很多放映场合，我都不忍再看这部电影」，万玛才旦说。

电影讲述的故事是近几年城里人养藏獒成风，很多藏民都把自己的藏獒卖给城里人，不然迟早会被一些藏獒贩子偷走，主角之一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家里养了13年的藏獒卖掉了。父亲反对，找到买狗人把藏獒要回。儿子、父亲、买狗人三者由此扭结在一起，老狗的命运陷入极度的悲剧中。

买狗人试图说服老者，告诉他老狗到了城里生活会更好，老者反问：「城里人为什么要养狗呢？」这老狗一直是他在草原生存的好伙伴，构成他身份的一部分。当买狗人加价到两万时，老者的绝望到了极限。他带着心爱的老狗，在草原周围铁栅栏的柱子上，结束了老狗的生命。就连这围起来的铁栅栏，也是政府出台的试图结束牧场公共使用的新政策。老者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有尊严的人如何处理入侵带来的复杂影响。

万玛才旦的第三部长片《老狗》

困境的本质

到了《塔洛》，万玛才旦则试图用一个更个人化的故事来描述其挣扎的根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终究不过是满足了不同困境中的人不同的需求。正如万玛才旦说：「我的电影是拍给所有人看的。」

万玛才旦把《塔洛》带到纽约，大多数纽约观众不知道《毛泽东语录》的社会背景，喜欢说这是一部讲述孤独的电影。

万玛才旦把《塔洛》带到藏区，来看这部电影的人，有杨措那样的新兴年轻人，也有塔洛那样的牧羊人。然而，两者都没有发出关于「身份失落」或者「文化入侵」的哀嚎，年轻人说你怎么没有拍我们藏区美的那一面，牧羊人也并不对自己的孤独感同身受。

唯有藏族或汉族的知识分子在「身份失落」和「文化入侵」两个主题上达到高度一致的忧虑。藏族在面对汉族文化「入侵」的同时，汉族人也不得不承受全球化带来的你追我赶的压力，最终，他们拥有了塔洛和杨措的文化解释权。

万玛才旦认为，在一个剧烈变迁的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人们比较容易产生关于身份的困境。

这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不同地方有不同地方的版本。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所需经历的一个必然，当人们在面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及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新世界时，人们该如何自处？新的平衡点是什么？

影评人三科唐说：「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将人类的堕落归因为人类的进步，这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塔洛封闭的世界突然受到世俗社会的冲击，自我意识觉醒，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但是缺乏应对这种进步的能力，反而导向了他自己眼中的堕落。」

万玛才旦的困境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去到县城，如果他的想法和县城的人想法不一样，县城的人会因为他来自小地方，是藏族，就给他的想法打上落后的标签。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怀疑自己的文化是不是落后的，「我觉得跟塔洛是一样的吧。所以你得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环境」，万玛才旦说。

藏传佛教一直以来是作为一种理念深入到藏民生活各个层面，万玛才旦讲述起前段时间看到的一则新闻，一位藏族老太太被内地一辆汽车撞死了，老太太的家人却无条件地原谅了这位司机。「草原里面也是这样一个价值观，有人偷了他的牛，然后这个人他担心的不是他的牛，而是担心这个贼，他就担心这个贼会被警察发现，把他抓起来，会打他。」

当然，很多藏族知识分子也认为这种文化会导致藏族人在当今社会的生存能力降低，问道：「佛教对藏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藏族人传统的信仰在这个社会失效了，该如何安生立命，这是困境。

文化入侵只是困境之外的一个表象，困境的本质其实来源于自我认识和外部认同之间的差异，关于谁要认识我，怎么认识我的疑问。「人，自证与他证的落差，相切出麻木与觉醒」独立策展人王磊说，根本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区分，即便是强势文化，也会陷入这个困境中。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汉族还是藏族的知识分子，都为这些人物的命运感到心有戚戚焉。

万玛才旦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舒适的状态。

很多小说作者或电影导演都能把控他们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万玛才旦说自己做不到：「你一旦赋予你的人物生命，他们就会沿着自己的命运轨迹走，你左右不了他们。」

塔洛的命运不是很好，虽然他看起来已经是个中年人了，但其实还是个孩子，万玛才旦认为不好的命运会让一个人长大，这或许又是另一件好事，他说他只能对塔洛说：「快快长大吧，塔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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