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翁大多爱捐身家|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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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科技大企业,比起一百年前的实业富豪,手中握着的资本、技术和社交平台都是得天独厚的公益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不能用于行善,毋宁说,是社会的一种损失。


文|张蔓生


美国人有多热爱捐款?2017年,各类公益组织收到的美国人捐款高达4100亿美元,是中国同年的15倍,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个人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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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卡耐基、洛克菲勒……历代美国巨富热衷于捐献个人全部财产的故事,更是在前互联网时代就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较之下,当时中国刚出现不久的致富者,常常因为无此爱好而被批「为富不仁」。


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公益事业并非只靠善意和撒钱,它是一门需要专门的组织、技术和学问的产业。在中国,这个领域直到20世纪末还是一片荒原,富人即使有心造福社会,往往也不得其门而入。


比避税复杂得多


现代的公益事业,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美国。


美国的第一代富豪崛起于19世纪的铁路、采矿和大工业,年迈后需要为巨额财产安排归宿,公益事业成为他们的重要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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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Peabody(1795-1869),美国金融大亨,现代慈善之父。他创立的皮博迪基金会是现代公益基金会的鼻祖之一


众所周知,富豪们之所以会将辛苦积累的巨大财富尽数捐出,与躲避遗产税有很大关系。


不过,与其说富人捐身家是为了避税,倒不如说,遗产税设立的目的之一便是鼓励公益:民间资本在其驱动下进入公共福利领域,让大量的捐赠者和受助者构成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市场,推动着公益力量去寻找更需要的人,由此减少政府计划带来的低效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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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和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辩论遗产税问题。遗产税至今都是美国左右两派的拉锯必争之地,虽然取消遗产税能够保护中产的财富公平,但它对福利事业的促进作用,也使得美国人对此一直摇摆不定


此外,在清教徒拧巴的金钱观念中,财富被认为是勤劳和诚实带来的,得到它意味着受到了认可和恩赐;另一方面,上帝之所以让某些人致富,目的又是要帮助穷人。所以,一个好基督徒本来就应当先赚钱,再捐钱。


在这些动机和观念的激励下,美国富豪的公益投入从一开始就不只是捐款了事,而是演化出了特殊的现代组织形式——基金会。


从架构和精英模式上看,基金会像是企业,既有董事会、项目部、专业人员,也有预算、效益等种种制度,只是其要实现的目标不是聚财,而是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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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的组织结构。图片引自Koch, Rachel, et al.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An opportunity to lead innovation in global surgery." Surgery 165.2 (2019): 273-280.


20世纪开始,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早期「三大巨头」——洛克菲勒,卡耐基,赛奇——几乎同时崛起。他们留下了一些极富远见、影响至今的操作模式,例如赛奇曾经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用捐款做投资。


如今,大部分基金会都通过资产配置维持稳定的收入,保证了基金会的自我造血,使得组织得以存续,不断地输出福利。


如著名的皮尤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2017年的投资和其他慈善信托分红收入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捐款。在这种营收结构中,2017年美国人捐出的4100亿美元,给公益组织带来的收入可达万亿美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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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皮尤基金会的收入结构,上数第二项是捐款,仅占当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下


这些钱大部分去了健康与公共卫生领域。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支出几乎达到了美国政府相关支出的三分之一水平。教育和公共服务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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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美国公益类非赢利机构的财务状况。这些机构58.7%的收入和59.9%的领域来自健康领域


这种以社会改良的理念来汇总资金、像企业一样精密计算效益的科学社会组织,成为了现代公益事业的奠基石。二战以来,美国涌现的基金会达数百万家。除了基金会之外,各类其他NGO和企业公益也大为兴盛。


大多数公益基金会都由社会改良主义者主持,他们在富商大贾的支持下,将巨款投向各自的社会理想。为了确保这些钱花得合理、高效,捐出身家的富翁们也下过一番工夫。


在50年代国家资金设立之前,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全部由公益基金会与大型企业财团赞助,很多公益基金也下设智库,比如著名的皮尤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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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战后福特基金会的4000万美元捐款直接带来了它的崛起


为了更好地花钱,这些机构采用了社会调研、问卷研究、数据分析等方法,对美国的社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天的「大学论文标准操作模式」,最初便起源于他们奠定的这一传统。


这些研究有着现实的效益需求,推动着美国学院走上了与欧洲书斋思辨式社会学大不相同的道路,促成了功能主义、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定量研究的崛起。


与美国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公益事业相比,曾经中国人熟悉的那种公益活动——穿着志愿者背心到马路上擦洗护栏,在工作单位按组织要求捐款,乃至由未经培训的人员到地方上「支教」两星期——基本上只能算是中国特色的前现代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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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骚扰敬老院是中国曾经最普及的前现代公益活动之一


不过,中国公益虽然起步晚,却赶上了这个行业近二十多年来的最新转型。


「新公益」


传统的美式基金会服务美国社会已有一百余年,除了留下无数影响深远的模式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引来很多批评,特别是一直有人认为,这种企业家领导的公益,是精英主义挟巨款操纵社会的体现,「只改良不改变」,只是在延续富人自身的优势地位。


1990年代,在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和广阔前景面前,基于科技创投和新技术的「新公益」开始崛起。


「新公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们的主体想要创办一家企业,或者是依附在大型企业之下,模式远比传统的基金会模式市场化得多。


传统美式基金会分两种,要么独立运作项目,要么只负责筹钱,再把钱分配给项目申请者。


「新公益」则更追求自己造血,不以获得捐款为第一要义,而是追求可复制的福利生产模式。


走在信息技术爆炸前沿的科技巨头,几乎没有一家不做公益。


在美国,谷歌计划五年内捐款10亿美元,资助教育平等、平权运动和针对种族的司法公平。


脸书赞助健康、教育和生物研究,还把自己改造成全球最大的众筹平台,75万非营利组织通过它运营和筹款;创始人夫妇更拿出99%的共同股票,来「支持探索人类潜能的事业」。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集中优势,更是能让社交巨头在公益领域大展身手。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虽然「阿拉善SEE」这样的基金会很早就开始布局公益事业,但真正让更多人认识现代公益的,还是2008年的「QQ祈福版」。


雪灾和汶川地震史无前例地暴露出「中国前现代公益」效率低、不透明的问题,也让新技术的巨大潜力第一次摆上了台面。后来,2008年被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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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救援期间,QQ加装了找人、祈福、募捐功能,仅一周就收集善款2300万元


技术驱动下,「行为公益」开始走入人们的生活。捐步、清垃圾、读书甚至换屏保,都能成为参与公益事业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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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开创了语音时代,也推出了语音时代中不捐钱的公益。活动上线十天,收到超过130万条朗读语音


今天,大量中国人的日常公益是通过手机APP,一边社交一边完成的。他们在微信群里捐款,在电商平台上捐东西,在快手和拼多多上扶贫。


2015年,腾讯联合众多公益机构,第一次发起了99公益日,让不同类型的项目同台竞争,并且开创了「配捐」的形式。你捐一块钱,腾讯和伙伴企业就「配捐」一块钱。结果,抢「配捐」成了项目转发的第一动力,腾讯在第一年就配捐1亿元。


2018年,99公益日筹集的善款总计已超过14.14亿元。


实践证明,中国人虽然总体上还在奔小康的途中,但在捐钱方面已经很不愿意落人下风,尤其是在朋友圈里。


谁是今天的公益巨头?


大公司和科技人为公益带来的远不只是技术,他们主导下的「新公益」,天生带着更强烈的社交倾向、更激进的社会改造意愿,和浓厚的创投气息。


如果你还记得2014年的冰桶挑战——这个爆款仅在美国就筹集到了1亿美元。它是从科技圈传播到中国的,第一个国内参与者是手机企业家刘作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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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的标准上,大多数科技人都是「天然左」,除了传统实业家关心的教育、公共卫生、国际关系外,新产业家们更关注平权和贫困,力图用科技去解决萌芽中的全球问题。


此外,在他们的设想和实践中,公益和商业的结合也更为紧密。


201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写了一本书,叫《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他鼓吹「社会企业」概念,认为商业和公益融合的趋势不可避免,应当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此言一出,立刻在中国公益圈引发轩然大波。人大教授康晓光还用接近大字报的语言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代表了资本的利益。


公益圈炙手可热的新词——「社会创新」(社创),指的正是人们利用企业家精神,从原创性的卖点出发,像创业一样做公益。


这一新概念的核心正是硅谷。谷歌、微软、脸书、亚马逊和特斯拉所支持的公益,很大一部分属于「社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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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尤努斯,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建立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被认为是「社创」鼻祖之一


从事实上看,公益商业化、走向「社创」和社会企业的趋势的确无可避免。


早在十多年前,马化腾等科技大佬就已经提出「科技向善」的理念。他说,如果互联网公益是一个「产品」,那它的KPI和价值从来不在于筹款金额的多少,而是如何去激发人们的向善之心和连接之力。


与之对应,腾讯早在2007年就打造了腾讯公益平台,撬动了旗下几百个产品线进行公益领域的开拓。它希望公益不再是苦穷惨,而像游戏一样,让人时刻愿意打开刷两把。


现在的科技大企业,比起一百年前的实业富豪,手中握着的资本、技术和社交平台都是得天独厚的公益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不能用于行善,毋宁说,是社会的一种损失。


或许有一日,富翁之间将不再流行捐献身家,因为他的企业和他投资的企业就是他的散财之道。


参考文献:

1. "2018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PDF). Pew Charitable Trusts. Retrieved 2018-06-24.

2. 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400.

3.http://www.pewtrusts.org/-/media/assets/2018/06/financialstatements_pct_2017.pdf

4.https://givingusa.org/giving-usa-2018-americans-gave-410-02-billion-to-charity-in-2017-crossing-the-400-billion-mark-for-the-first-time/

5.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8-09-21/doc-ihkhfqnt4628559.shtml

6.https://www.ml.com/articles/2018-us-trust-study-of-high-net-worth-philanthropy.html

7. Urban Institute, National Center for Charitable Statistics, Core Files (2005, 2010, and 2015)

8.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Business Master Files, Exempt Organizations (2006–16).

9.https://www.google.org/

10.https://bangkok.unesco.org/content/serve-china-top-university-grads-aim-revitalize-china%E2%80%99s-villages

11.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gongyizixun/12475.html

12.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planting_trees_with_drones

13.https://nccs.urban.org/publication/nonprofit-sector-brief-2018#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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