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不需要我们了 | 大题小作

【破土编者按】为什么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后，全球的暴乱事件与罢工相比，越来越普遍？为什么连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还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即使搬到城市或“发达国家”，还是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只能靠灰色经济在城郊贫民窟谋生？《尾注》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早在1860年代发现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无产阶级的增长”等于工业工人及其传统的斗争形式（工会、罢工等）的增长，但《尾注》的结论恰好相反：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导致了劳资关系再生产的危机，而无产阶级只能创造新的斗争形式来废除阶级本身。

本系列第一篇《把尸体抬出来！》[1] 已介绍了《尾注》（Endnotes）英美独立马克思主义刊物第一期的内容。本文讨论的是2010年出版的第二期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悲惨与债——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的逻辑和历史》[2]。该文基于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重新审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对21世纪共产主义策略的意义。这也包括对中国最近二十年工业发展和阶级斗争情况的分析，《尾注》的结论可能会令人惊讶并引起争论。

不管是2007年金融风暴以来的全球“大衰退”也好，最近中国股市崩盘和总体经济不稳定也罢，左右派的经济学家主要辩论的都是国家应如何调控市场，才能加快经济复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强调的是马克思对周期性危机的解释，而不是这些危机所表示的长期趋势。这个趋势就是平常被忽略或误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固定]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悲惨]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拉撒路”]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济贫法》意义上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3]

这一章常被人误解，可以拿百度百科的相关文章[4]来举例。百度“剖析”的第一句是，“这条规律中有三个人物：产业后备军、现役劳动军、资产阶级。” 但笔者不同意：我用下划线来标出无产阶级中的四个群体：产业后备军、现役劳动军、贫苦[“拉撒路”]阶层、和（英国19世纪）《济贫法》意义上的“贫民”。为了解释这种误解和《尾注》对这一章的重读，我需要对官方的中译版做一些修改：一、把“常备（的过剩人口）”改成“固定”，因为德语原文konsolidierte的意思跟“常备”几乎相反：他们恰好不是那些随时能被雇佣的“产业后备军”，而是失业状态更加固定的绝望人口。二 、在“贫苦阶层”加原文Lazarus的直译“拉撒路”，指的是被耶稣复活的一个人。马克思用这个比喻来表达这些人与“产业后备军”不同，已经放弃了在劳动市场上跟“现役劳动军”竞争找工作，对资本来说他们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没有被官方定为《济贫法》意义上的“贫民”而关在济贫院，一旦资本有机会扩大而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时，也许会让他们“复活”。三、把“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改成“《济贫法》意义上的‘贫民’”，因为前者没有说清楚：这种“救济”不是简单的给贫民发救济金，而是把他们关在类似监狱的“济贫院”（workhouse），这种状态就让“贫民”彻底脱离劳动市场 。[5]

《尾注》指出，马克思强调的并不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这些危机会暂时使“产业后备军”扩大，但过了几年后，经济增长的恢复就会重新吸收他们。“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倒是穿越了这些小危机的长期发展（“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所带来的更基础性的危机：除了那些灵活的“产业后备军”以外，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逐渐诞生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体，一个既失去了生存资料，又永远无法被资本吸收为工业工人的“过剩人口”，并使他们相对于现役劳动军的比例变得越来越大。与这个趋势同时发生的是资本越来越难以找到能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的机会，即成为“过剩资本”。《尾注》把这个双重趋势的结果称为“劳资关系再生产的危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通过“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减少了它对劳动力的需求，但这也减少了自身的利润率（因为利润来自劳动），从而导致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与“过剩”的无产者无法获利地结合起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再也不是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对资本来说，“过剩人口”越来越不是要剥削的对象，而是要治理或消灭的害虫。

一般来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要辩论资本主义有没有永久危机的趋势，他们就会强调《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笔记。可是《尾注》认为这个规律只不过是给第一卷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卷中收集的笔记主要是在第一卷之前写的），而后者的政治意义可能更重要。问题是，虽然马克思在1860年代参考的数据能支持他从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总结的理论，从1890年代到1960年代却出现了一系列的反趋势因素，所以直到1970年代，一般规律的结果才开始重新变得明显。

“去工业化”的过程于1960年代末在美国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全世界——包括那些后发工业国。(后者是《悲惨与债》最令人怀疑的断言之一，以下会讨论。) 除了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以外，197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平均GDP增长一周期比一周期慢，实际工资停滞或下降，而工人越来越依靠贷款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服务业的发展尽管替代了一部分工业就业，但除了工资比较低以外，总体来说，服务业对扩大资本再生产的作用具有严重的内在限制（《尾注》提供了相关的数据和理论解释）。同时，虽然欧美的一部分工业生产迁移到后发工业国，但1973年以后，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基本上停留在饱和的状态，所以总体生产难以扩大，只能集中在几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以“看谁工资更低”的逻辑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或像在当下中国一样，从一个地区跑到另一个地区）。从全球的角度看，1980年代以来的制造业就业并没有增长，而越来越多的失去了土地等生存资料的“过剩人口”只能依靠不稳定的临时工作、自雇（当街头小贩等）、灰色经济、犯罪等方法来生存，或像马克思时代的“贫民”那样，被关在监狱、难民营、移民拘留所等当代“济贫院”里。连世界银行也终于承认了，对十几亿人来说，这不是“转型”过程中的阵痛，而是21世纪的“新常态”。[6]

关于“过剩资本”的一方，《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写道，“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 《尾注》认为，2007年金融风暴以来的全球“大衰退”与先前的周期性危机不同，表现了劳资关系再生产本身的永久危机——就算某些产业能在某些地方暂时恢复增长，“资本有机构成”之高和平均利润率之低意味着大量的“过剩资本”再也找不到能吸收大量过剩无产者为工人的获利投资机会。1970年代全球衰退以后的经济复苏，并没有提高平均利润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自由化将之前积累的过剩资本流入各种新的投机泡沫。而美元与黄金脱钩，使美国国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储备货币，暂时掩盖了永久危机的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等世界格局之变，也理应是重要因素——打开了庞大的新市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它们在《悲惨与债》的叙事中几乎没有出现。作者亲承，“过剩资本”仍有待更多探索。）2007年金融风暴（现在我们还能加上2009年以来的欧债危机）终于掀开了之前两个周期“金融化”和泡沫经济的面纱，露出永久危机的真面目。

《悲惨与债》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为什么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快速工业发展，并不否定他们关于全球去工业化和停滞的论断。据Lett和Banister等学者的研究，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的制造业并没有增加就业，总人数一直徘徊在一亿一千万人左右。[7]这是因为中国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型制造业快速发展，增加就业的同时，以北方老工业区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规模工人下岗和失业，所以就业总数几乎没有变化，而且实际工资基本没有增长。（几年以后，珠三角制造业的工资翻了一番，但这也使得资本逃到工资更低的地方，所以《尾注》的结论也许还是有效的。）有一部分读者对这些数据和分析——关于中国和全球“全工业化”趋势的论断——已提过一些反驳[8]，可是最近有一些新的研究基本上支持《悲惨与债》的总体结论，并进一步思考它对于当下中国阶级斗争格局的意义。[9]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尾注》第三四期试图分析“劳资关系在生产危机”所接生的新型社会斗争，包括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和全球“占领运动”、希腊等地2008年以来的“暴乱时代”、和最近几个月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我们在本系列的下一篇会开始介绍这些研究。

参考文献：http://endnotes.org.uk/en/endnotes-misery-and-de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