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败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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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回厂办手续时,工厂替员工交完最后一个月公积金,每人发了一只依波表、一本纪念册,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获得一部Galaxy S10+手机。每一家制造业都养活过无数家庭。再见,三星。”韩国三星惠州工厂解散当天,一名员工在社交网站发文感慨道。
11月下旬,三星惠州工厂门口的宣传栏上依然保留着三星的企业文化宣传海报,以及多条班车的线路指示图。厂区内鲜有工作人员出入,停车场内停放着近十辆印有三星标识的通勤大巴。 一个半月前,三星关闭了这家位于中国广东惠州的37年老厂,也是其在中国的最后一家手机制造厂。三星曾在华拥有三家手机制造厂,天津和深圳的两家工厂去年已经关闭。 尽管早有预兆,舆论仍颇为震惊。关于“三星停止手机产品在华生产”的讨论登上中国各大网络热搜,韩媒则形容说“三星工厂优雅退出中国”。三星电子方面对此表示:“综合考虑到全球手机市场现况,为提高全球生产运营效率,不得已做出惠州工厂停产的决定。”

“惠州工厂是一家良心企业”

十五年前,三星Anycall滑盖手机几乎成为中国“街机”,一时风光无限。 “那会儿我还在餐厅打工,一个月才赚2000元,结果花了近2个月的工资买了这部手机。当时觉得三星手机真精巧,推开滑盖确认时间也算一股潮流。”一位40岁的餐厅经营者如此回忆说。 自1992年进军中国手机市场以来,三星通过18.7%的市场占有率成功击败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西门子等世界老牌手机巨头,于2013年成功登顶中国最大手机品牌商宝座。当年三星手机的销量达到5894万台,与位居第二的苹果手机距离明显。彼时的三星驻华高管内部流行着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三星,不是三星中国。” 谁料才短短6年,这番风光便已不再,三星手机的在华占有率从近20%骤跌至1%以下。来自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三星电子在华仅售出70万部智能手机。 最后一家手机制造厂的关闭,让不少老员工感到惋惜。曾在惠州工厂工作的一位员工评价其为“一家良心企业”。他告诉《凤凰周刊》,今年6月公司开始办理自愿离职申请,并邀请TCL、比亚迪等当地知名企业举行招聘会。接下来的五个月间,惠州三星的官方微信号也会发布各种企业招聘和宣讲会通告。员工在离开公司的最后一刻,仍然感受到了来自公司的关怀。 工厂解散一个半月后,厂外的接待会客室仅剩一名工作人员,她表示自己并非三星员工,只是外包人员,不了解厂内情况。经保安确认,惠州工厂确已停产,虽然仍有少量工作人员留守,但已经没有生产工人了。工厂对面的美食街,多数店铺也关门歇业了。“以往通勤时间,车辆人流来来往往,如今周围显得冷清很多。”不久前探访过惠州工厂的一位韩方人士告诉《凤凰周刊》。 三星惠州工厂曾是三星电子在中国最大的手机生产基地,其手机年产量一度达到6300万部,几乎见证了三星手机的全盛时期。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跨国龙头企业,工厂所在的惠州仲恺高新区实现了经济指标的历史性突破。早在2013年,这里的GDP已达到200亿元人民币,三星工厂对此做了过半贡献,其所在的陈江街道也成为惠州第一个“千亿街道”。 三星手机败走中国。_第1张图片 三星惠州工厂。 这种“月朗星稀”的现象背后,却也潜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由于龙头企业产值占比过大,当地中小企业始终未能跟上步伐。“龙头企业受到国际大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走向下坡路,但新型、高成长性的企业完成‘接档’尚需一段时间。近两三年,是陈江产业发展的‘阵痛期’。”陈江街道党工委书记戴伟焕此前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

种种劣势两年前已露端倪

“智能手机制造业被认为与韩国人的‘自尊心’同等重要。”三星电子负责海外宣传的一位人士向《凤凰周刊》无奈地表示,“为了恢复在中国市场的业绩,三星电子进行过多次内部整顿,使出各种招数,可惜收效甚微。” 从两年前开始,三星电子逐步减少中国手机工厂的设备投入。2018年4月,深圳三星电子通信有限公司被注销,遣散员工320人;2018年12月,天津三星机电有限公司正式停产,超过2600名员工被转岗或离职;2019年10月,三星惠州工厂关闭,据韩媒称遣散了3000多名员工。 “三星智能手机工厂的退出,很大一个因素是中国市场自身的变化。随着技术提高而不断涌现的中国自主品牌,在本国市场中的占有率急速扩大。这番冲击对韩国电子制造业的影响巨大。”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动向分析室研究员郑贵日向《凤凰周刊》解释说。 2015年和2016年,三星手机的在华销量分别为2902万部和2243万部。随着华为、小米、VIVO、OPPO等中国品牌销量暴增,三星手机开始走下坡路。尤当2016年Galaxy Note 7手机在全球范围发生数起爆炸和起火事故,导致大批手机被召回,让三星手机在华销量急剧下降。 缺乏突出优势,亦是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遇冷的原因之一。“价格方面,中国手机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三星在质量方面不具有特别优势,设计上也没有明显差距。”北京一位互联网从业人员如此评价。 来自三星电子中国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当三星手机开始在中国实行“高低价并行”的双轨战略之际,1200元以下的国产手机也开始普及,最终三星的低价策略宣告失败,“这是很残酷的现实”。 除了来自中国同行的挑战,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也是在华建厂的掣肘之一。“中国过去被称为‘世界工厂’,是诸多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生产基地。这些企业利用中国工厂低廉的劳动力,同时攻占巨大的内需市场。但近几年来,中国人力成本急剧上涨,内需也无法得到保障,在中国建厂的理由越来越少。”三星电子中国区的上述人士说。 以三星惠州工厂员工的平均月工资来看,2008年为1894元,到了2018年为5690元,10年间涨到了原来的三倍之多。而在如今的越南,普通工人的工资不足中国的一半,印度则更低。

印度和越南成为接盘者

不仅是三星,韩国汽车企业也开始对在华工厂进行结构调整。今年上半年,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分别关闭了北京第一工厂和盐城第一工厂。“今年以来,很多跨国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就在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特别是手机、汽车等在当地销售低迷的消费材料行业。由于当地劳动成本上涨、增长率趋缓、发展前景不明朗等因素,离开中国的现象更加明显。”郑贵日说。 部分企业选择离开中国,也是为了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日经亚洲评论》11月初对1000多名日本主要企业的管理人员和经理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有23.9%的人表示:“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将考虑减少在华业务。”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持续10年以上。 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此前发布的《进军中国的韩企撤回实际情况调查》亦显示,由于中国内需市场销售低迷,加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不少韩国企业选择撤出或缩小在华业务,一些提供中间材料的企业开始选择直接与美国对话。 三星手机败走中国。_第2张图片 2019年6月29日,上海移动通信大会上,三星展台向参观者展示下一代技术的应用。 随着更多跨国企业把目光转向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越南和印度成为最大的接盘者。三星电子的人士称,撤出中国最后一条手机生产线后,越南和印度将成为三星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当地企业的竞争力也没那么强,未来市场前景广阔。”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越来越多外资倾向于从原有的重资产跳转到轻资本的跑道,它们倾向于退出原有布局,投资高新产业,或只是单纯投资,在进退间完成华丽转型。 “外资的在华流动经历了一个适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有出有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认为,转换过程中,吸引外资的总体额度稍有下降,但新增企业在增多,这说明许多企业仍把中国作为首要投资目的地,并且意识到了中国的变化,而逐步调整自己的投资结构。 “三星不可能全面撤出在中国的制造业生产线。在一些领域,三星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未减反增。”三星电子中国区的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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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手机败走中国。_第3张图片 作者丨刘迪 编辑丨漆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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