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江南寻访记

    自从1973年在有着“河姆渡”这个古怪地名的地方，发现了六、七千年前的文化遗存，这个地名就一下子广为世人所知了。其实，河姆渡之名与“商山四皓”之一的夏黄公有关。夏黄公又叫黄石公，传说张良年轻时曾在圯桥替黄石公“三次进履”，得到了他送的一部《太公兵法》。黄宗羲的《四明山志》说，他的墓就在余姚江边的覆船山。起兵反秦的刘邦久闻“商山四皓”的名声，曾派人聘请四皓出山相助而未得。四皓作《采芝歌》：“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树木莫莫，高山崔嵬。岩居穴处，以为幄茵。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往矣，吾当安归。”予以拒绝。等到刘邦想废太子而立宠妃戚夫人所生子赵王如意时，张良设法请来了商山四皓辅助太子，才得以稳固了太子的地位。夏黄公死后所葬的余姚覆船山又称黄墓山。其下渡口“黄墓渡”又称“夏墓渡”，按照当地方言就成了“河姆渡”，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国平研究员赞不绝口地一再说：河姆渡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此地的民风也依然纯朴，另一个离河姆渡遗址七公里的田螺山遗址所在地的三七市，和它临近的四六市一样，至今仍然名如其实地每逢每月的三、七日有六次集市，而著名的余姚杨梅，也以三七市山里的为最好。

    正如人们对于儿童时的记忆，越是史前的人类早期文明就越难以回忆。然而无论是河姆渡堆积的四个文化层，还是田螺山的六个文化层，都像是找到了一本失落了多年的记事本，仍然可以唤起不少往日的回忆。匪夷所思的是，六、七千年前的植物，由于长期处在中性水的浸泡下，在它们被发掘的瞬间，仍然保持了鲜艳的色彩，甚至有的稻穗连谷芒、稃毛等仍然依稀可见；而茶树与漆碗甚至蚕丝的发现，则让人不得不对这些东西作出新的认识；“井”字形迭木水井，则不仅解决了当时取水所用小型陶器的生活不便，也是后世造字为什么写作“井”字的依据。

  孙国平特别向我们指出：榫卯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是河姆渡人高度智慧的结晶。田螺山遗址中的整排建筑采用了挖坑埋柱的方法，柱下埋有大于柱径的木板柱础，阻止了承重立柱的下沉。类似于寨门的木墙外水面上则有独木桥通向对岸的稻田，河里则有船可供采猎捕鱼，简直是一幅世外桃源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图景。

    从余姚到绍兴，恰逢正月十五，一边望着下榻的越都饭店前广场上空，不断冉冉升起的无数孔明灯，一边与孙国平讨论着白天看过的“江南第一大墓”。那是《越绝书》所载勾践之父允常的“木客大冢”。其整个墓坑是从山顶岩层向下挖掘而成，共挖去16000多立方米石头，在缺乏铁器的青铜器时代，这是一项何等艰巨的工程！其幽深的墓道长达54米，巨大的墓坑长32米，以长方形巨木构成的长条三角柱形木椁室，也是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借了孙国平的光，那天我们进到大冢里见识了一回长达6.01米，直径1.15米，树龄在千年以上的独木棺。仍然可见椁室方形巨木内侧涂有的黑漆，这让我觉得：越人在河姆渡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痕迹，表明了他们和中原文化有着并行繁荣发展的事实。

  晚于河姆渡的是良渚文化，从余杭良渚博物馆出来往北不远处，有一座莫角山周边的良渚人的城池，站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可以发现，所谓“池头”原来就是城濠的一部分，散布在这里的池子，仍然依稀可以连接成完整的城濠。在考古所副所长刘斌的带领下，踏上了五千年前的城墙，有人问：当时这座有七公里多长城墙的城里，能有多少人口？刘斌的回答是：如果每人一天从山上运来这种可以防洪的、密度大的硬土一立方，一万人需三年才能筑成这个底铺块石，最宽处达百米的夯土城墙。

    城中心用来祭祀的莫角山也是用土堆成的，和良渚人的玉琮、玉璧上图案雕刻的细致精美一样，都表达了他们对于大自然中未知力量的敬畏。人是社会的，但他毕竟首先是属于自然的，现代人没有必要像古人那样去敬畏，但如果不去善待自然，总有一天也必将会受到自然的制裁，不知道当时的古人是否已经为后人感到过了忧虑？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1年3月12日                                     

箕山随想 

  箕山之巅的许由墓前，曾经是司马迁到过的地方，有人指点说：对面山羊关边，就是巢父之墓。这不免让人生发出一缕思古之幽情。《太平御览》说：“许昌城本许由所居也”；《高士传》则说许由是阳城槐里人，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许由游历了很多地方吧。从这里东望，则有山峦起伏间波光粼粼的白沙湖，还可以看到点缀其间的层层梯田之间，有夏都阳城遗址、元代观星台等古老中原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景点。

  突然想起美国学者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的话：“中国的庄子，或许是全世界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庄子曾说过：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在中国，人们常常把这种些民间思想家称之为“高士”，汉成帝曾经想让高士成公折服于皇帝的权威，可是成公说：“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这种高士不是回避现实的隐士，他们虽然不参与治天下，更不在意名利，但却不曾停止过对治天下的思索。汉成帝最后派了两个郎官，去向成公学习了他的十二篇《政事》。许由也一样，《高士传》说：他不仅是尧的老师，还“为人据义履方”，坚持正义、主持公道。如果他没有一定的道德影响力，尧当然也不可能想到要把天下让位给他的。但是他的好朋友巢父等人，却并不认可他的行为，认为：不为人知地默默为社会做奉献，才是更高的境界。所以当许由“恶闻”尧又要授他“九州长”之职，逃到颖水之滨洗耳时，巢父质问他：“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还批评他不应该“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既然是自觉、自然的行为，那就应该是圣人无名，荣辱不惊的，怎么会如此在意到要去洗耳？于是，牵着他的牛犊，到上游去喝水了。

  许由不接受尧让天下给他的理由是：“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贤人治国固然好，但他们以贤者自居以后，也是容易自以为是起来的。现实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那正说明了存在中的不合理性，需要人们勤于思索，慢慢去改变的。而不是仅仅跟在贤者屁股后面唱赞歌，只知道说什么：“大哉，帝之德也！”而是像许由同时代的壤父那样，尊严而理直气壮地说：“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所以高士就是在现实的环境中，自觉、自然地用潜移默化的行动，去求得一种人格的平衡，同时为社会提供精神财富。他们是“不治天下者”，但却在为“令天下治”做着努力。正如许由向尧介绍他的老师啮缺时说的那样：“方且与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下！”政与治不同，庄子所谓：“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非到了国将不国才需要说的话，他的原话是：“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国是具体的治，更重要的保天下，那才是匹夫有责，关乎世道人心的政。

  从箕山下来，一直到郭守敬观星台，一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徘徊，也许没有一点这种高士的精神，人们总有一天会发现：一味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路上，精神坠落的深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需要攀登的高度。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