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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鲁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613年，中国已经出现了关于哈雷彗星的记载，这也是哈雷彗星在世界历史中的首次亮相。
从甲骨文等文献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最晚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历法之一——农历。
再向前回溯，甚至有人还推测华夏文化源头之一——河图洛书也与天文历法有着重要的联系。
天文历法为何在中国古代备受关注？有关天文历法的知识是通过怎样的教育方式传承下来的？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天文历法教育又是如何走向衰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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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拥有极为发达的天文历法体系，这与历代对天文历法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大部分的地区处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四季分明。农人需要对时令和节气有准确的掌握，才能合理地安排播种生产和收割，不误农时，因此，天文历法就显得尤其重要。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数术”的看重。用今天的话，数术可以理解为沟通天人之间信息的操作系统。在中国的历史中，科技和数术的发展密不可分，而天文历法正是数术的重要内容。
根据“天人感应”一类的理论，皇权统治的合法性要依靠上天的证明，上天会通过“祥兆”或者“恶兆”来褒奖或警示现世的君王。天象的观测和合理阐释，甚至关系到一个王朝是否能合法存在的基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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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文历法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的大多数朝代，研究和学习天文历法主要是通过官学实现的。
在古代，如果你是一位喜欢仰望星空、夜观天象的民间天文爱好者，风险极大，一旦如果人告发，很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在夏商周时代，天文历法准入门槛很高的学科，这个门槛一目了然，却也极具刚性，那就是你的家人也必须是干这一行的，也就是所谓的“畴人之学”。
因此，夏商周时代的天文历法教育，主要是被一些类似于从事巫术的家庭世袭垄断、代代相传，同时也保持着一些神秘的色彩，这样高大上的职业和寻常的百姓显然是没有什么瓜葛的。
到了秦汉时代，随着官员世袭的废除，天文历法也从“畴人之学”逐渐变成了“职官之学”，由主管天文观测和立法制定的史官传授。
在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个直到今天仍为很多人熟知的职务——太史令。
在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大人物都担任过这个职务，一位是西汉的司马迁，一位是东汉的张衡。
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标准，司马迁应该是一位历史学家，是典型的文科生；而张衡是研究天文学的，貌似理工男一枚，两人的职业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在汉朝，他们确实担任的是同一类职务。当然，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迁，要兼顾编撰历史和制定天文历法；而到了东汉时代，太史令编撰历史的工作，逐渐地被著作郎等岗位取代，所以张衡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天文和历法方面，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张衡不仅发明了可以预测地震的地动仪、观测天象的浑天仪和类似自动日历的瑞轮荚，而且在数学、绘画和文学方面也造诣很不凡，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等超级通才相比，也毫不逊色。有了这样一位学术带头人，汉朝的天文历法水平自然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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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培养天文人才的天文专科学校出现，教学任务主要由太史局（后来更名为司天监）的机构来承担。
在太史局中，任课教师有明确的分工，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灵台郎、保章正和漏刻博士。
灵台郎主要教授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保章正则是传授历法的推演，漏刻博士主要是教学生如何报时。在玄宗年间，天文教育的专科学校，已经有500多名师生，考虑到当时接受教育的总人数有限，这个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
除了官方培养之外，唐代朝廷还会征召一些民间天文人才为国家服务。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悖论：一方面，唐朝的律法援引前朝的惯例，把私自学习天文认定为违法行为；但另一方面，如果民间人才的天文水平确实达到很精深的水准，国家又会有所变通，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而是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实现创新，这也是唐朝社会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缩影。
在宽松的政策下，唐代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天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两位身份都很特殊，他们一位是道士，另一位是僧人。
道士是唐朝初年的李淳风，他在太史局工作了40年，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分级的人，也是世界气象史上最早的专著作者。传说中他和袁天罡共同撰写的《推背图》，作为一本预测类的神作，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历法方面，李淳风发现了高祖年间的傅仁均制定的《戊寅元历》存在很多问题，于是，李淳风带领着国家天文台的同事，共同编成了一部《麟德历》。不过这部《麟德历》在实施了四十年左右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bug，并就此引发了另一位天文牛人的出场，他就是一行禅师。
一行禅师未出家前，曾经刻苦地学习历象和阴阳五行之学，青年时代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于长安。后来为避开武则天势力的纠缠，剃度为僧，法号一行。
鉴于大唐时代的开放程度，出家后的一行也被邀请进集贤院修订历法，一行对李淳风的《麟德历》进行了修改，制定了一部新的历法——《大衍历》，这部历法水平极高，被称为唐代的立法之冠。
到了宋元时代，中国的天文教育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水准，先后出现了苏颂和郭守敬两位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天文学家。
宋代的苏颂，被李约瑟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他的成就太多，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苏颂和他的团队通过观测，编制了一个包含1464颗星星的苏颂星图，比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星图，要多400多颗。
元代的郭守敬则是一位历法达人，他主持制定的《授时历》通行了360多年。其中一年的时间和近代的观测值相差仅有25秒左右，精度与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不相上下，时间却要早上三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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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样的势头，中国的天文历法的巅峰状态似乎还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可惜的是，在明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水平却出现了急剧下滑，而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正是明太祖朱元璋。
或许是在参加元末红巾军之时，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威力给朱元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民间的天文历法发展非常警惕，毕竟，这种神秘主义色彩的力量要是被朱元璋的敌对者势力所利用，他的统治权威的就很难保证了。
出于对千秋万代基业的考虑，从明初开始，对民间学习天文者的禁令达到了极为严苛的程度，具体的规定是：私自学习历法者要被流放，私自制定历法者要被处死。这几乎完全扼杀了民间在天文学方面创新的活力，而官方从事天文历法研究的人员也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取得突破新的进展，天文历法的研究和教育陷入了停滞的状态。
到了15世纪末的时候，由于历法常常和天象不合，明朝政府希望像唐代那样从民间召集一些通晓历法的人，结果却几乎无人应征，实在是活脱脱的作茧自缚。
当意大利的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的时，西方天文学已经出现了完整的黄道系坐标，并且有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等先进工具，整体水平逐渐追上并赶超了中国。虽然到了清朝初年，中国天文教育有了些许复兴，并重新建立了天文的专科学校，但和世界最先进的天文水平已经渐行渐远。
总结一下：由于农业发展以及统治需要，中国的天文历法教育作为中国科技教育当中的重要部分，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长期处在世界领先水平，先后涌现出如张衡、一行、苏颂和郭守敬等天文学家。但过度的管制也导致天文历法教育丧失了创新的活力，从明朝起，中国的天文历法体系逐渐走向衰微，也失去了在天文学领域取得更多突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