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兴安丸”旅客：日籍解放军中国往事

▲ 砂原惠展示他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高晓彦/图）

全文共5076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 砂原惠经常停顿下来，紧皱眉头，吞吞吐吐，努力地回忆中文单词，渐渐地，单词变成了东北话，大约半小时之后，地道的东北话代替了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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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中接受采访也身着淡色西装、白衬衫、深色西裤，背挺得笔直的华井满，有着六本木商界特有的严肃气质。 不过，简单的日文问候之后，眼前的六本木商人，又切换到了东北大爷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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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短则数年、长则十几年的解放军生涯，使他们成为归国后异常特殊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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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高晓彦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责任编辑 | 吴筱羽

1955年3月24日10：05，伴着残雪，满载949名乘客的邮轮“兴安丸”缓缓驶入日本京都府北端的舞鹤港。

这艘取名自大兴安岭的邮轮，已经第十次执行运送在华日侨的任务。

当日13：00，心情忐忑的乘客陆续下船。彼时，日本国内弥漫着一股“恐共”气氛，而“兴安丸”的乘客中不少曾效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数日本人怀疑，这些从红色中国归来的人，还能否称得上是自己的同胞。

中国政府是在1952年11月作出处理在华日侨问题决定的，此后，在解放军各个单位的日本籍战士逐步转业到地方等待回国。接下来五年间，数万名在华日侨乘坐“兴安丸”返回日本。

那些归国的日籍解放军中，既有受降日军和后勤人员，也有在中国定居多年的日本侨民。关于这个群体有多少人，坊间众说纷纭，从一万多到三万多的说法均有。六十多年过去，目前尚在世的，多是年纪小小便参加解放军的日本侨民。

多年后一场活动将他们纳入普通中国人的视野。

2019年9月2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邀请到27名日籍解放军老战士来馆，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颁发活动，与会者中最年轻的，也已86岁。

1

“政委， 我是日本人”

1955年，砂原惠22岁，是“兴安丸”上一名乘客。

64年后，砂原惠86岁，是前述受嘉奖日籍解放军中最年轻的一个。

2019年10月26日，在神奈川县藤泽市家中，一见面，砂原惠就兴奋地说，两个礼拜后，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大礼堂，有一场关于他的漫画发布会。

他身后的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徽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还有四十多年前他和昔日解放军战友的合影。

令人意外的是，砂原惠说自己如今还是每三个月要去一趟中国，见老战友、老朋友，游山玩水。长途飞机旅行对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并不容易，但他坚称，中国对他来说，从来没有第二故乡的说法，中国就是故乡。

历史浪潮席卷而过，留下一群浮萍般的日本帝国遗民和混乱的认同。事实上，1955年归国时，砂原惠的归国者登记表上，故乡一栏是空白。

眼前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先生，眼神似乎不大好，但知道是中国来的记者，还是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

讲述时，他经常停顿下来，紧皱眉头，吞吞吐吐，努力地回忆中文单词，渐渐地，单词变成了东北话，大约半小时之后，地道的东北话代替了日文，砂原惠也随着自己的讲述回到了70年前的中国东北。

砂原惠自幼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生活，父亲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技术人员。日本战败之际，父亲去世，走投无路的砂原惠到了沈阳和锦州之间一个叫沟帮子的地方，给地主家放牛。

“第一年没工钱。第二年第一次拿了工钱是9斗6升的粳米，后来工钱变成糙米，带皮的，最后工钱就是带穗的高粱啦。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反抗。”砂原惠说。

当了三年放牛娃之后，砂原惠迅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社会。他在土改中分了2垧4亩地，并于1948年加入了解放军。那年他15岁。

“到村干部那里去签字，大家当时都叫我‘小三元儿’，但签字总不能签‘小三元儿’。我就给自己起了个‘张荣清’，姓张是因为我原来就喜欢张飞。”砂原惠回忆。

参军的砂原惠随部队从东北作战至华北，并肩作战的战友大多不知道他的身份，从外表上看，他和别的参军放牛娃没什么不同。

1950年，他转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治部日工科工作，当时，这所航校里的日籍工作者有三百余人，多是关东军留下的飞行队员。

在日本人圈子里工作得得心应手的砂原惠，本以为自己会当一辈子革命军人，直到1952年，航校政委找他谈话。
“张荣清你到底是什么人？”

“政委，咱俩儿一样都是革命军人，我在沟帮子帮地主家放牛，赶上土改参加革命，按出身我算雇农。”

政委接着说，“军人！我们的军人有没有纪律。”

“有！三大纪律！所有的行动听指挥！”

政委听到这话，拍腿猛地站起来，“那好，我再问你张荣清到底是什么人。”

“那，那我服从命令。政委，我是日本人，我叫砂原惠。”

2

归国前补习日文

1952年，遣返决定下达后，砂原惠同一群日籍高级工程师一同转业到四川宜宾的电气管理局工作。日语生疏的砂原惠得以在同胞的帮助下补习日文，并在1955年百感交集地踏上日本国的土地。

当时的舞鹤港，聚集了从世界各地回乡的帝国遗民，码头上随时上演着各式各样的人间悲喜剧。对于久别重逢的夫妻来说，生活失而复得。但也有在战败后一度认为归国无望、在异乡重组家庭的日本人，会遭遇在码头上面对两个妻子的尴尬。

一切都看在青年砂原惠眼里。

归国的日籍解放军大多面临如何融入日本社会的难题：不少日籍解放军原本是飞行员、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在战前习得的各种专业技能显得过时，因而在战后的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屈尊从事一些并非本行的劳动。

他们当中的一些还要面临来自日本当局的敌意，一名叫小林宽澄的归国日籍解放军受警方监视直到85岁，原因是其在中国“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中的活动历史，以及其1960年代起同日本国内反战运动的关联。

相较而言，砂原惠的归国人生相对顺利很多，回国初期的迷茫也逐渐被生活的繁忙所冲淡。在京都大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精通中文的砂原惠被介绍到“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工作，服务于自1956年开始举行的中日贸易展览会。

至此，砂原惠的命运再度和中国及中日关系共冷暖。

1958年5月2日，发生了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中日关系迅速冷却，所有的贸易条约也被迫停止。

受此影响，此前签订的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失效。当年在武汉举行的日本商品展览会虽然没有中止，但砂原惠很明显地感觉到，事件发生后，接待单位的态度变得微妙起来。

当时，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来华巡演《白毛女》，当剧团结束在重庆的演出准备去武汉时，长崎事件发生了。随团出行的砂原惠找到剧团团长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能不能主动提出来说不演了，以免给接待单位添麻烦。”

“接待单位也不能说我们不接待你啊。‘民间外交’这个事情还需要相互体谅，有礼貌的。”不过最终，松山芭蕾舞剧团的中国巡演还是顺利完成了。

1950年代后期，受右翼日本当局重军备路线影响，中日贸易交流活动异常曲折，砂原惠访华时需要的护照经常不被日本当局许可。

在中日未建交的战后二十多年里，扮演着中日商贸交流中介人的，多是砂原惠这样的“兴安丸”旅客。

3

“东北老大爷”

高尚住宅区西麻布在人流如织的东京市内显得异常安静，除了偶有跑步锻炼的人经过，路上几乎没有任何行人。这里距离东京最大的CBD六本木不到一公里，连街边稀少的罗森便利店，都是售卖有机食物的特别门店。

华井满的家就在这里。退休后，这位日中经济协会原理事在家里开了一间事务所，继续从事中日友好交流活动。

采访前一天拨通华井满家电话时，电话那头先是传来一口文质彬彬的日文，但是当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声音变成了亲切而地道的东北腔普通话。“我能讲中文吗？”华井满问。“东北老大爷”的口音和谈笑，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个日本老人。

这样的亲切感维持到了第二天，在家中接受采访也身着淡色西装、白衬衫、深色西裤，背挺得笔直的他，有着六本木商界特有的气质。不过，简单的日文问候之后，眼前的六本木商人，又切换到了东北大爷的频道。

华井满是最后一批归国日侨。1958年，这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登上了“兴安丸”，同样靠岸在舞鹤港。

两年后，华井满参与成立了西日本贸易公司，这是第一批中日民间友好贸易商社。这家贸易公司帮助中国进口过液压升降式海底油田钻井平台、海底电缆、跨坐式单轨交通系统等各种大型器械。

1963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项目签字仪式，令87岁的华井满至今难忘。

当时，京都大学的樱田教授发明了一种合成纤维技术。华井满等人联系了使用这项技术的仓敷绢织公司，随后带着技术到中国谈合作，最后，在人民大会堂里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当年对日侨搭乘“兴安丸”回国的报道，当中可见在中国举办的“欢送日本同志回国大会”文艺表演。（高晓彦/图）

“你说，商务合同怎么能在国家政治条约签订的那个地方签呢。”华井满回忆，其时中日未建交，为了确保合同履约，由华井满的贸易公司和日本的技术厂家先签一份受日本法律保护的转让协议，再由贸易公司与中方的技术进口总公司签技术转让合同。

合同签署当晚，双方在北京饭店西楼开了庆祝酒会，“周恩来总理出席，并在讲话中说这个是中日经贸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华井满说，他当时没听明白什么叫里程碑，还是邻座的朋友跟他解释，这是中日经贸中难得的技术转让，以往都是商品销售。

4

辍学离家的少年

1945年，刚从小学毕业的华井满，还没跨进“新京一中”的校门，日本战败了。

“那时我只有13岁，但就感到一种幻灭感，原先汉蒙满回藏（ 编者注： 应为日汉满蒙朝 ）五族协和的军国主义迷梦瞬间破碎了，当时正好和家人吵架，我就从家里跑了出来，想到处闯一闯。”华井满回忆。

1945年年底，“新京”（ 长春 ）街头可见不同军队的招兵处。误打误撞地，华井满走到长春四马路，在中国共产党太行军区的招兵处报了到。

招兵的战士拿了把三八步枪来，步枪个子比华井满个子还高。战士们都被逗笑了，这时后边有一个干部笑眯眯地走过来。

“他说，小鬼啊，你真的愿意当兵吗？”

“愿意啊。”

“那你跟我走吗？”

“我说好啊，我跟你走。”

参了军的华井满，一开始跟着部队在沈阳，随着战争不断向后方转移。从长春到蛟河，最后撤退到敦化，部队才站稳了脚跟。

冬天，这一路急行军对13岁的孩子来说异常艰苦，幸好首长对他格外照顾，时常让本应牵马的华井满骑马，而由首长牵马。

但更棘手的是他的身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日本人。

“行军，晚上一到屯子，有很多人说，那儿有个小日本鬼子。农村老百姓没看见过日本人，都跑过来看，像来看一个珍奇的动物一样。”

一天早晨打队点名，首长指着华井满说，从今以后谁也不能说他是小日本鬼子，你自己也不要说你是日本人，这么就定下来了。这样，从今以后你叫华友财。

“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但后来下来以后，我找首长说，我还有点阶级观点了，财富的财我不干，你把财字给我去掉行不行，首长说‘这可好’！”

于是，华井满成了华有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以为，自己是解放军中唯一的日本人。后来，他迟迟不想回国，也是害怕自己的解放军身份牵连到家人，距离他离家已经过去十多年，而父亲还不死心地在找他。

直到1958年登上“兴安丸”，华井满才知道，原来还有那么多关东军留下来的日本人。

5

清醒的归人

七十多年前，给地主家放牛的砂原惠、偷偷溜出家门的华井满，以及更多投诚解放军的关东军官兵，完成了一次跨越敌友、国籍乃至意识形态的转换。这段短则数年、长则十几年的解放军生涯，使他们成为归国后异常特殊的一群人。

1950年代，东京的街头巷尾中流传着一曲《异国之丘》：

今日也煎熬在，异国之丘上

朋友啊，这是多么艰辛与无情

忍耐吧，再等等，暴风雨将过去

归乡之期将至，春天亦再来

这首由被押往苏联的日本关东军战俘填词的歌曲，1948年从舞鹤传出，迅速红遍了日本的大街小巷，悲伤的情绪与日本战后迷茫的氛围交织，折射出帝国落日的余晖。

吊诡的是，这首悲歌的旋律，原本来自于1943年一首军国主义助兴曲《大兴安岭严冬演习突破之歌》。

《异国之丘》的歌词以“忍耐”作为“春天再来”的前提，反映出日本战后精神重建的一个侧面：时至今日，日本关于战争的记忆停留在本土发生的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等惨剧，而军国主义侵略的爪牙被藏在了忧伤的围裙之下。

比起本土国人，“兴安丸”的乘客回国后面对举目无亲的故国，更清醒地认识到，“忍耐”“等待”等于忘记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春天”也不会轻易到来。相比起“忍耐”“等待”，他们更多用行动代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关系从数不尽的隙缝中趟过，不同的日籍解放军战士，则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此保驾护航，即便有时因为怕给家人带来麻烦，不得不划清界限。

“春天”终于在1972年，以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形式到来。

今天，人们几乎无法在日本国内媒体上找到日籍解放军的痕迹，日本学术界对归国侨民的研究也多着墨于从中国台湾归国的日籍国军。

与种种想象不同，受访及接触到的归国日籍解放军并未生活在所谓的中日夹缝之中，在他们看来，他们的青春与之后一生的奔波，都是为了弥合裂缝。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报道提供了诸多帮助，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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