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47万人的科研论文，与同性恋天生的神话如何编造出来的……
星系花园·室女月·白左
莉安
保守派写手
在主流媒体看到关于同性恋的文章，往往一上来就是这样的陈述：
“同性恋属正常已经得到了世界公认”、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例成功‘治愈’同性恋的案例”、
“同性恋是天生的”、
“同性恋跟异性恋没有太大不同，只不过他们爱上了跟自己同性别的人”
……
不一而足
然而，权威杂志《科学》上前两天发布的一篇学术研究论文，由麻省理工等知名大学的学者主导、取样了47万人，在西方舆论掀起了轩然大波，声称“同性恋并非由基因导致”。
那么，一个学界多年来无法找到根据的说法，是如何变成深入人心的“政治正确”的？
这还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政治运动说起。
同性恋平权运动征服了美国心理学协会、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America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心理学协会）前主席、心理学家Nicholas Andrew Cummings说：“同性恋倾向被剔除出《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是政治运动的结果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
Cummings 是APA1979-1980年度的主席，他在2012年的一次访谈中坦言：APA在1970年代受到风起云涌的女权和同权运动的影响，政治运动凌驾了科学研究。
“在那之前，我们严格遵循Leona Tyler原则，即所有发表论文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证据之上。”
他说，“然而到了那个时候，突然之间，一切变得政治化而不再科学。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从未被轻视过的LeonaTyler原则消失了。
“人们普遍用‘cherry picking（摘樱桃式，即只挑选某些部分）’的方式来对待数据，APA似乎被同权运动占领了……APA不再客观地对待科学研究，而是放低姿态来对同权运动表现谅解和开放。”
Cummings本人并不反对同性恋，他在1975年曾第一个向APA委员会提出“停止治疗同性恋”的建议。
但当时他的提案还包括：对同性恋的研究应当继续，并公开、透明地公布研究结果。然而这一部分的提案却没有得到实现。
他说，“支持这一举措（从《手册》中删除同性恋）的科学研究从来没有得到执行过。”
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专家的研究结果”让同权运动者们如获尚方宝剑，在西方世界所向披靡，以摧枯拉朽之势蔓延开去。
那么，到底有没有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而成为异性恋者过？
另一位精神病学家RoberSpitzer同样为这个问题而纠结万分、心力交瘁。
他是DSM（美国精神病医学会《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1973年第二次修正案的主导者。正是他亲手把“同性恋”从“精神紊乱”的行列中去除了。他也因此被同权运动者们称为“同权运动的英雄”。
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却在修改DSM近三十年后的2001年，在APA（America PsychiatricAssociation美国精神病医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男女同性恋者能否改变其性倾向？》的学术论文，文中指出：根据他对200位前同性恋参与者的调查采访，66%的男性和44%的女性在接受心理辅助后拥有了成功的异性恋生活。
Spitzer把“成功的异性恋生活”定义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与其异性伴侣享有稳定、有爱的关系，对此关系的满意度达到或高于十分之七，至少每个月有满意的异性性生活，并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在性生活中想到同性。”
此文一出，即遭到Spitzer的APA同事以及同权激进派的猛烈抨击，同权者们认为Spitzer“背叛”了他们。
“我很矛盾，”Spitzer在后来谈到此事时说，“其实我是抱着非常怀疑的态度去开始这个调查研究的，然而结果却让我大为吃惊……不公布这些结果，对那些成功转型的前同性恋者是不公平的，然而公布了又会伤害到当今同性恋者们的感情。”
谈及当初把同性恋从DSM中移除，Spitzer对《纽约客》的记者说：“有没有证据呢？有没有数据呢？……我当时与一些同权者们会谈过，他们说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同性取向。”
他移除同性恋的决定并不是建立在调查和数据上，而是建立在为了让同性恋平权者们保持对自己性取向满意的基础上的。甚至在他通过调查发现了与初衷相悖的数据和证据，他仍担心公布真相会伤害同性恋者们的感情。
这样的纠结让Spitzer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在论文发表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问到是否还会进行类似的研究，他说不会了，他已“疲惫于这场战争”。
2012年，这位同权“英雄”与“叛徒”终于在愈演愈烈的攻击下让步，公开要求“收回”自己的那篇论文并向同性恋圈子道歉。
他说：“虽然我采访的时候感觉到被访者的态度是诚恳真实的，但我不能用任何方式证明他们说的是实话，所以我的调查是有缺陷的……我认为‘一些特别坚定和专注的同性恋者’可以成功转型为异性恋者，并不代表着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可以这样。我向因为我的观点而试图转变却浪费了时间的同性恋者们道歉。”
关于他是否认为同性恋与异性恋是完全平等的，Spitzer纠正称他为“正常化了同性恋的那一位”的说法，强调说，“我并没有‘正常化’同性恋，我只是把它从‘（精神）紊乱’中去除了。”“在同性恋里，某些东西缺失了。”他说。
一些同性恋者是怎样变直的？
不管是否得到承认，数以千计的“前同性恋者”在世界各地存在着。
James Parker就是其中的一位。来自伦敦、今年近50岁的他青年时代曾是一位同权运动骨干，现在却早已成为一名异性恋已婚男子，并生育了一个孩子。
“我曾陶醉在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里——作一名同性恋是我曾经唯一知道的东西。”谈到他作为同性恋的过去，他直言不讳：“我估计我曾有过大概200多位性伴侣。”
如此乐在其中的一位同性恋为何要变直？James说，他17岁出柜，作为基督徒的父母却出人意料地没有给他任何压力，周围的朋友也支持他，所以他从未觉得自己有变直的必要。
然而在他考虑准备与一位长时间的男友结婚的时候，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有着一系列的问题：
“我没办法作出承诺。我发现我对被拒绝有一种扎根很深的恐惧感，甚至焦虑。我对男人有着先天的恐惧——不因为他们的恐同，而是因为那个真相——我跟正常异性恋男人之间那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因为这些恐惧和焦虑，他决定与未婚男友分手，并开始了心理咨询。
“我的心理治疗过程非常平和，一点不像人们通常从同运宣传中听到的那些可怕的故事一样（这并不说明同性恋者没有受到过不适当的心理治疗，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不仅同性恋者，所有接受精神病治疗的人都可能遭受过如电击等残忍而不适当的疗法——编者按）。
只是一系列的认知疗程（Cognitive Therapy）——挑战我所有价值观的内核，根本转变单向思考的立场；还有一系列的行为疗程（behavioural Therapy）——改变多年来强迫自己造成的一些病态的行为；以及EMDR，一种以眼动节奏来缓解创伤性回忆来袭时造成的冲击的方法。”
“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都没有把我们的重心放在我的同性恋倾向上，但这一部分必须被讨论，否则我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就被忽略了。这段心路历程的大部分，都是我在慢慢宽恕我需要宽恕的人和事，以及意识到我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筑起的围墙，特别是在我和家人、兄弟姐妹之间。
James Parker 在悉尼大学演讲，却遭到LGBT活动家们的围追堵截，他们用扩音器喊话扰乱他的讲话
“最终我意识到，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从来无法与任何其他男性有过深层次的沟通。我蒙蔽自己说，我被其他男人拒绝了。我潜意识里发誓我再也不会信任他们。
人们曾向我伸出手然而我拒斥了他们，包括我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难怪在我的青春期里，男人对我来说是神秘甚至是让人痴迷的，然后我开始从性上渴望男人并开始用暴力色情来填充这种渴望。
“我还意识到，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女性的世界里，而不带着男性应有的界限，然而我又藐视女性那种天然取悦直男的能力——这是我所没有的……”
Parker说，他的心理治疗师挑战他去正视自己的外表、声音到步态，一切与直男不一样的地方、以及一样的地方。
这种挑战让他意识到自己不需要活在“同性恋”的标签里，“其实是给我选择变得不同的自由”，他说。“我意识到……也许一个真正的男人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等待着被释放、得到自由。”
他后来与一女子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
Parker说自己并不留恋曾经的同性恋生活。他曾在接受心理治疗5年后去探访他的前男友——他的声音变得女性化和孱弱，他甚至感染了艾滋病。
“我无比坚信，修复我错位性取向的心理治疗救了我的命，”Parker说，“也为纳税人省了很多钱。（如果不是因为接受了心理治疗）我相信我现在早已要求进行变性治疗，这可是要花公家的钱的。”
关于是否认为同性恋者们都应该接受像他这样的心理治疗，Parker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说：“我生命中的这些改变并不让我想要说教或改造任何人。心理治疗有可能会是危险的，没有原因让任何人觉得他们应该被迫‘改造’。
但是，现在我相信人们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像我一样找到自己隐藏的真正身份。”
同性恋者需要的是爱、真相和科学，而不是政治正确
当年Lady Gaga的一首《Born This Way》迅速成为LGBT者们的平权战斗曲——我们生来如此，没得选。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霸凌。
然而同性恋法律和时事专栏作家Mark J Stern在他的文章中提问：同性恋真的是天生的吗？他指出，现有的科学研究并没有找到任何造成同性恋倾向的“生物基础”。
“近年来，科学家们假设了一系列可能的‘同性恋’生物基础，但从未确认过最终答案……”
Stern写道：“随着研究的发展……如果同性恋倾向是可以被防止呢？……如果这被证明是事实，同权运动将遭到重创。”
也许正是因为恐惧“遭到重创”的可能性，同权运动者们在世界各国不断施压，力求推进对立法的修改，用法律来限制科学家及各界人士发表对同权运动不利的观点、或者心理医生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进行改变性倾向的治疗。即使同性恋者本身对自己的性倾向不满，希望改变，也求助无门。
《科学》杂志此次的研究就指出：同性恋行为与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着重要联系。
“我们还远远不具备操纵性倾向的潜能。”美国伊利诺伊州Northwestern 大学的心理学家J. Michael Bailey说，“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任何假设或现实的影响，而限制对性倾向的研究。”
有许多的同性恋支持者认为，选择LGBT的性取向或性别，是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否是天生并不重要。
也有不少经历了由同性恋到异性恋的人认为，用法律禁止任何机构和个人，为那些想要摆脱同性倾向的人提供帮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更大的不公。
前同性恋者Caleb在访谈中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星系花园·室女月·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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