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到底靠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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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斯蒂芬·古尔德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现在，智商测试已经很大众，并且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与目的性。比如，上海有些小学招生，竟要测试学生父母的智商。这种荒谬行为在各种“智商测试”的方式出现之初便已然存在。《人类的误测：智商歧视的科学史》这本书详细梳理了关于智商测试研究的历史，及其社会影响，严谨并科学地批判了智商测试的误用。

本书作者、著名进化论科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用大量事实与案例，向我们展示了颅骨测量、IQ测试等行为背后带有的“生物决定论”、“遗传论”等思维，指出此前的人体测量学和智商测试实际上起到了为社会阶层分化提供依据的效果。这种误用对个人及社会发展都将产生重大不良影响。本书所揭露的，恰恰回应了前不久上海小学招生却要测试父母智商这一现象，帮我们用科学的思维分析这一现象，并作出有益的反省。（本书推荐人/徐学勤）

本书作者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

1941—2002

犹太裔美国人，出生于纽约。他是世界著名的进化论科学家、古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散文作家，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生物学、地质学、科学史等课程超过三十年，是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

精彩书摘

当巴黎大学心理学研究室主任阿尔弗雷德·比奈首次决定研究智商测量时，他顺理成章地关注保罗·布洛卡的研究（用测量颅骨大小的方法分析人的智力，认为被测者的智力和他们的脑容量之间的关系是真实存在的——编者注）。

但5项关于学龄儿童头骨的调查研究，动摇了他最初的坚定信念。比奈来到不同的学校，让老师选出最聪明和最愚笨的学生，并用布洛卡建议的方法，对这些学生的头部进行了测量。他写道：“我深受其他科学家研究的影响，并带着这样一种观点开始研究，即智力上的优越性与脑容量的优越性紧密相关。”

在研究中，比奈发现了差异，但这些差异微不足道。比奈说：“带着在聪明人和一般人的脑容量之间寻找差异的目的去做头部测量，我担心这会导致我在测量中无意识而又真心实意地增加聪明人的脑容量，而减少一般人的脑容量。” 他意识到，当偏见潜藏而科学家却都相信自己的客观性时，就会存在较大的潜在危险性。

1904年，比奈受公共教育部长委托，开展了一项有特定目的的研究：寻找一种可以识别在普通课堂上未能取得成功的孩子的方法，以表明这些孩子需要某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比奈采取了一种完全务实的方式。他汇集了一系列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简单任务，据说这也涉及一些基本的推理过程，比如指导才能、理解力、创造力、批评(改正)。像阅读等学习过的技能，不会直接出现在测试中。

比奈给每个年龄段都分配了对应的任务，每项任务都是这个年龄段年纪最小、拥有正常智商的孩子能够顺利完成的。参加比奈测试的孩子，从最小年龄段的任务开始，按照顺序依次进行测试，直到不能再完成任何任务为止。能够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对应的年龄，就是孩子的“智力年龄”，而其整体智力水平，则通过真实年龄减去智力年龄得到。如果某个孩子的智力年龄远低于实际年龄，那么就会被认为是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这样，比奈完成了教育部交给他的任务。1912年，德国心理学家 W. 斯特恩指出，应该用智力年龄除以实际年龄来计算智力水平，而不是从实际年龄中减掉智力年龄，智商或者说IQ就这样诞生了。

比奈的确想在自己的测量中“区分天生智力和后天教育”，然而，除了想要消除学校知识对测试的影响这个明显愿望之外，比奈拒绝界定或推断每个孩子所得分数的意义。比奈宣称，智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不能仅仅通过一个数字说清楚。这个数字，后来被叫作IQ，只是一个粗略的东西，完全根据经验的指导而得出，并出于一个有限的实用目的而创立：确切地说，这个量表并不能用来测量智力，因为智力特性是不能叠加的，因此不能像测量平面那样测量智力。

比奈不仅拒绝把IQ标记为先天智力，还拒绝把它视作一种可以对所有孩子按照智力价值排序的常规手段。他设计量表只是基于有限的目的，即为了完成教育部委托的任务，为了识别他们（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方便让他们得到帮助和提高，而不是为了给他们贴个标签并限制他们的发展。

总的说来，比奈在使用自己的测试时坚持了三项基本原则。然而，后来美国的遗传论者忽略了他的所有警告，并且推翻了他的意图。他们把比奈量表翻译成书面形式，并作为一种测量所有孩子的常规方法。比奈的三项原则包括：

1.分数是一个实用数值，它们不支持任何智力理论。它们不能表明任何先天或者永恒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它们测量的东西就是“智力”，或者是其他任何具体存在的实体。

2.这种测量只是粗略的、经验主义的引导，目的是识别轻度弱智和无学习能力的需要特殊帮助的孩子。它不是对正常孩子划分等级的方法。

3.不论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存在困难的原因是什么，重点应该放在通过特殊训练而使其得到提高。低分不能作为孩子天生低能的标志。（摘自《人类的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