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份的上海电影节,金爵奖被波兰导演马切伊·佩普日察捧走,而成就他的作品,就是这部《我是杀人犯》。
与那部2012年韩国犯罪片相比,本片实在没什么名气,国内影迷对东欧电影也并不感冒。但比起同类犯罪片的声嘶力竭,本片要高明太多,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观众,是非对错由观众自己判断,要深刻的多。
回到40年前,波兰。
卡托维兹市民沉浸在劳动节的欢呼中,一宗命案打破了节日的气氛。
死者女性,下身衣服被扯破,致命伤来自头部的钝器重击。
这已经是本市第九名女性被害了,凶手制造强奸现场,但尸检报告显示女性并未遭到性侵。
这名死者,不简单。
她的身份是波兰工党第一书记的侄女。
最最要命的是,凶手屡次行凶后都会挑衅警方,称接下来会死更多的人。
1977年的波兰处在苏联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决不允许连环杀人魔存在。
于是,刑事案件升级成为政治任务。
接下这个烫手山芋的,是少尉雅努什,原本默默无闻的他最初是拒绝的,但拒绝的结果很可能丢掉饭碗,而侦破案件的奖赏却是升职加薪,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但杀人犯的反侦察能力非常强。每次作案,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凶杀地点完全没规律。
警察唯一能找到的是一个42码的脚印。
可这仍改变不了案件走进死胡同的事实,雅努什开始“不走寻常路”,给领导和民众制造大刀阔斧的假象。
比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用筛选法锁定嫌疑人。
比如,转型UGC模式,悬赏100万鼓励市民提供线索。
甚至开始“钓鱼执法”,让同事假扮女性走夜路,引嫌疑人现身。
然并卵,回应他努力的还是一具具女尸,12位女性被害手法相同。
案件侦破再次陷入泥潭。
在一次醉酒后,雅努什突发奇想,公园女尸案的现场群众有没有可能与计算机筛选出来的名字重合呢?如果有,那追查范围就会小很多。
果然,他锁定了一个“大胡子”男性卡拉斯基。
经过调查,案情简直拨云见日。
大胡子的作案动机充足:此人膀大腰圆、有过安保从业经验;被戴过绿帽子经常家暴;仇视女性。
最让人怀疑的是,12名女尸之一就是大胡子的邻居,而事发后大胡子就搬家了。
毫无悬念的,大胡子的鞋码刚好是42。
一切推断都显示大胡子就是凶手,警方迅速抓捕了他。
大胡子倒也镇定,你说我有动机可以,但让我认罪的证据在哪儿?
人证?
有!雅努什用百万赏金做诱饵,从大胡子妻子嘴中套出“烧鞋毁证据”的证词。
物证?
也有!警方从大胡子家中搜出很像凶器的铁棍。
但人证物证都不足够证明大胡子就是凶手。
妻子的证词,不过是为了赏金而说的谎话;况且大胡子烧的鞋子与案发现场材质不同;铁棍上也并没有大胡子的指纹。
因此,大胡子与凶手只能用约等号连接。
案件第三次陷入僵局,而雅努什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局长一心想着邀功,绝不会碰这烂摊子,而结案日期一天天缩近。
群众的情绪无比高涨,他们认为凶犯落网,社会治安恢复,雅努什承受着“超级英雄”般的仰慕。
除了虚名,雅努什的物质精神生活都有明显提升,第一书记奖励他彩电,迷妹随便聊两句就能上床。
大胡子到底是不是凶手,雅努什并不确定。
但在财色的诱惑面前,他向真理妥协了。
正如那句儿歌:小老鼠,上高台,偷油吃,下不来。
雅努什就像那只小老鼠,掉进蜜罐里把自己撑大,却再也逃不出沼泽。
与欲望相反的是,良知正在一点点泯灭。
大胡子被拘留后,警方又一次收到了“真凶”的挑衅信,但雅努什此刻已经逐渐失控,他告诉大家,信件是不法分子为捉弄警察伪造的。
良心被利益蒙蔽后,雅努什还人为制造证据,把所有矛头指向大胡子。比如教邻居伪造证词,比如私刑逼供大胡子。
最后,大胡子成了雅努什欲望的牺牲品,电影并没有给出反转,在破乱的车间被绞死了,死前二人对视,雅努什已经完全没有自责的情绪了。
电影名《我是杀人犯》此刻有了第二层含义:雅努什亲手杀死了一个“假”凶手。
电影最后一幕,升官发福的雅努什,来到当地专门为纪念此案建造的展览馆,在众人的簇拥下剪彩。
他来到玻璃柜前,看着柜子里根据大胡子的脸做出的模型。
大胡子作为“反面教材”被人们唾弃着,而与雅努什对视、重合后,把这些罪恶如数奉还给凶手雅努什。
《我是杀人犯》如果看第二遍,则能看出更多内涵。
比如这个模型,早在片头就出现过。
电影画面是工作的建模师和日子所剩无几的大胡子,配音却是1977年波兰的现代化成果播报。这里是《我是杀人犯》的第三层含义:害死大胡子的不只是丧良心的雅努什,还有人吃人的社会环境。
与《杀人回忆》相同,本片同样取材于真实事件。试想,连续作案12起的杀人犯就潜伏在你身旁,人心怎么可能不惶恐?
细心的朋友可以从角落里感受到影片营造的“白色恐怖”,导演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抗。
比如直截了当地攻击政体——
“Socialism is red like blood”翻译绝非“红色献血”
比如嘲讽体制内的官员滥用权力——
比如批判打着民主共和旗号大搞特务机构的前苏联——
回看历史,可以发现1977年的波兰完全为苏联马首是瞻,深受军工主义和个人崇拜影响。雅努什在案件中的地位,恰似波兰与苏联的关系:最先兢兢业业,之后为了定案,不惜以各种卑劣手段制作伪证。他可以和同事们并肩作战,也可以因为权力,排斥异己,直到最后迷失自我。
正是在内外双重压力下,雅努什代表的波兰,开始了迷茫期。
电影结尾处,雅努什的儿子在与爸爸的掰手腕较量中,终于赢得了一局,这也是影片很仪式化的一幕:荒唐终将被理性取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是杀人犯》其实是在惊醒世人忆苦思甜。
最后聊两句波兰电影。
除了影史丰碑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号称波兰电影之父的安杰依·瓦伊达,近些年也有不少当代电影开始走进影迷的视野,相比于国内,波兰电影的创作空间要稍大。既有种族探讨的《修女艾达》和今年大火的反战片《沃伦》,也有生活流和寻求认同感的《我是》,整体给人的感受似乎并不轻盈。
他们擅长以小见大,用当今的小人物去反思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冷色调的荧幕中夹杂着些许神秘主义,随着观众对超级英雄越来越审美疲劳,相信波兰电影在国内总会拨云见日。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锐影Vanguard编辑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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