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放开了异地高考，京沪呢？

很多人说异地高考难以推进，是因为教育资源紧张，我们对比广东与京沪各项指标后发现，这是完全不成立的

看天下332期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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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意见，要求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政策。那一轮改革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大部分问题并未解决。

因为残留问题最多的，正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北上广”。这在当时引发了一轮讨论热潮，而最近两年多这个话题逐渐沉寂，数以千万计的外来家庭仍然在痛苦中默默煎熬。直到11月17日，广东跨出了重大一步，宣布异地高考明年全面放开。人们赞赏之余，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北京上海。

关于限制异地高考的不公平不需要再多说，是哪些原因导致改革难以推进也不必再多说，这些都已经被一再讨论过，归根到底不外乎八个字：“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我们还是先来说广东是怎么做的，再来对比京沪。

广东这次出台的政策，与江浙等省份比，算不上先进，只能说中规中矩：学生需要有广东高中三年的完整学籍；父亲或母亲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证明和住所证明，累计三年以上的社保和医保，以及当地居住证。但从细节看，比较人性化，比如租住农村自建房，也算是合法稳定住所；居住证中间有失效，但只要重新办理即予以认可；子女学籍地与父母工作地在广东省内不同地市的也予以认可。也就说，它没有刁难外来人口，而是考虑到了他们的实际情况，可算“有诚意”。

而如果要跟京沪比，那就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上海是与居住证挂钩，要求家长持有居住证并达到标准分值，这实际上把绝大多数外来农民工排除在了外面。北京则只开放了高职，只字未提本科开放时间，几乎毫无意义。用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话说：“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

很多人说异地高考难以推进，是因为教育资源紧张，我们来对比一下广东与京沪的各项指标：要说高考人数，广东今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是75.4万人（仅次于河南），京沪分别只有6万多和5万多人（且呈下降趋势）；要说高校资源，据测算，京沪生均本科院校拥有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到7倍，广东则相对紧张；要说外来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广东是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的省份（超过两千万），广州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外地生已超过一半，深圳东莞等地外地人口甚至超过70%，而京沪外地人口比重不到40%。所以所谓“资源紧张”只是托辞，根本不成立。广东可以，京沪为什么不行？

不是因为资源紧张，反倒是因为利益太大，大到了难以割舍的地步。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提是资源均衡，忽略这一点，必定遗患无穷。比如说高等教育资源本来地区差距就很大，但这些年先后实施的“211”、“985”工程，不仅没有缩小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差距，以至于利益越来越大难以触动。再比如一定程度上为了掩饰高考录取分数的明显差异，上海北京陆续开始搞自主命题，由此导致的教材、考试不统一，使得异地考生即便想回原籍考试也会碰上额外障碍。于是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难以收场。

异地高考主要涉及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当地高校和当地政府四个利益群体，户籍人口反对的原因自不待言，当地政府当然也是站户籍人口一边，而当地高校则有求于当地政府的扶持，相比之下，流动人口在博弈过程中处于明显劣势。这种情况下，就只能寄望于中央政府的强力推进。按学者管华、陈鹏的分析，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权力结构之下，“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都不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适格主体”，“只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才可能在异地高考这样严重威胁地方利益的事项上有所作为”。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政府对于城市规模的恐惧。最近两年，北京不仅异地高考毫无突破，外来子弟幼升小也不进反退，从原来的“两证”增加到“五证”，并设置了一系列苛刻条件：比如在著名的“睡城”通州区，要求租住的家长必须提供本区县的社保，仅此一条，就把许多外来家庭挡在了门外（对比此次广东的细则，说是费尽心思的刻意刁难也并不为过）。除了利益群体的反对，对城市规模的恐惧也许是更关键的原因。诸多证据表明，对超大城市的恐惧其实并无必要——这种心理不破除，京沪外来子弟就永远看不到希望。

在人口流动如此频繁的今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必然造就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最多的公约，中国1992年加入）对此规定得既清晰又感性：“缔约国应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的意愿使儿童和父母分离，除非主管当局按照适用的法律和程序，经法院的审查，判定这样的分离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而确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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