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还记得 几年前一部很火的电影《盗梦空间》。电影中，由小李子做领导班子的盗梦者团队向某富豪记忆深处植入了一个虚假观念，实现了他们的“终极盗梦”。小李子说，“植入”才是他们这些梦境大盗的高级技能。通过植入一个让你深信不疑 的与事实不一定相符的概念或者观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是电影里的世界；然而，现在，已经或多或少成了电影外的生活。
是的，在这个”后真相“时代，我们正在被社交媒体和朋友圈"植入"一个个观点。
这就是发表于3月份的Nature期刊的论文《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Facebook、假新闻和朋友们是怎样歪曲你的记忆的》）所探讨的主题。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指的是“与情感及个人信念相比，客观事实对形成民意的影响相对较小”。该词曾被英国牛津词典选为“２０１６年度英文词汇”。在这个“后真相”的时代里，我们的记忆是如何被歪曲的呢？本论文的作者 Laura Spinney给出的答案是：社交网络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哈佛大学从事记忆研究的心理学家Daniel Schacter所说：“记忆以脸书（Facebook）和Instagram这些新颖的途径被共享的方式，模糊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界限。”
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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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体其他人的）交流塑造记忆。
研究者让成对的实验者谈论过去，结果标明，人们可以通过选择性的重复来强化某一事件的某些方面。被提及的东西会被记住--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Alin Coman的研究揭示：一个人更容易受他所在的社交群体（比如说，同一所大学）中的其他人的影响。
2
群体也能扭曲记忆。
文中列举了两个实验。
实验一：2011年 ，以色列魏兹曼科学研究所Edelson对30个志愿者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志愿者每5人一组看电影，几天后志愿者单独回答一些问题，一周后志愿者再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次答题是在看过同组其他成员的“答案”之后进行）。结果显示：那些最初单独作答时答对的人，在看过虚构的错误 的“同组组员答案”时，70%倾向于回答那个错误的答案。Edelson 发现：若人们一开始就被置于错误信息中，以后要纠正这个错误信息就更加困难一些。（这个咱们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咱们不是有个成语叫“先入为主”嘛）。
实验二：2016年，Alin Coman在其研发的软件平台上对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140位参与者的聊天过程进行实时追踪，想弄明白“社交网络的结构是怎样影响集体记忆的”。实验的流程是这样的：研究人员将虚构的4名和平队志愿者的信息反馈给这140名参与者（分为10组）。首先，参与者被要求独自回忆尽可能多的信息。然后，他们参加了一系列的三人对话-在线聊天会议，持续几分钟-与他们的小组的其他成员合作会议这些信息。最后，他们试图再次分别回忆这事件。实验区分了两种场景：一种情形是小组又被分成两个亚组（ sub-clusters），并且几乎所有的谈话都在亚小组内进行；另一种情形是参与者都在一个大组内。
结果，Coman发现，被分在一个大组内的参与者赞同同一套信息，而分别被分在两个亚组之间对这些志愿者的“事实情况”有不同的意见。这种效应在真实世界中也存在。例如，被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分割开的分别居住在以色列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对他们的过去有不同的理解。Coman 认为是处在同一集体内的记忆收敛（ memory convergence）效应增强了这种群体凝聚力。他解释说：“（人们觉得）我们共享了一个记忆使我们拥有更强的认同感，且更关心彼此”。
3
集体记忆是历史的基础，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决定了他们对未来的看法。
例如，政客用虚构的恐怖袭击来证明对七个“被关注国家”的公民实施旅行禁令（是合乎情理的）。
文中还列举了发生在比利时的一个例子。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 有一个公共纪念碑，描绘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被两组感激的人簇拥着-一组是比利时人，另一组是刚果人。然而，在2004年，示威者们认为这个纪念碑歪曲历史，于是割断了其中一个刚果青铜雕像的手。他们匿名向当地报纸解释说，截肢更准确地反映了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的角色：不是温和的保护者，而是残暴的暴君。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2010年，社会心理学家 Laurent Licata 和 Olivier Klein在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行了一次调查，探讨不同世代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 。他们发现，比利时学生表现出了比他们父辈更高的集体内疚感，而他们父辈的集体内疚感又比上一辈高一些。这是什么原因呢？研究人员觉得，Adam Hochschild的书《King Leopold的幽灵》（ King Leopold's Ghost ）（Houghton Mifflin，1998）是促成这种情感演变的重要原因。书中对殖民时期的描绘比人们原先认为的更黑暗。“那些年轻读者被书影响的更深一些，”亚历山大·利卡塔说，“而年长的比利时人的集体记忆则是另一套事实。”
4
那么如何来鉴别虚假记忆呢？
Edelson和他的团队在2014年对他们的早期研究进行随访时发现：尽管一些虚假记忆是难以改变的，但是持有这些记忆的人仍然会被可靠的信息影响。
而Coman则从他的研究中给出了两个建议。第一，从（发展更合理完善的）司法制度着手。第二，在紧急情况下（如流行病爆发时），明确向公众传播关键信息的途径和方法。例如，制定一个简短而全面 的关键点列表，确保所有的官员都有相同的列表，经常重复这些关键点并密切注意是否有不良信息进入这个流通途径。Coman 说：“如果你理解了虚假信息的本质，那么你可以通过传达概念上相关但准确的信息来打击压制虚假信息”。
总之，集体记忆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反映了开放民主的社会氛围，而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产生也可能成为言论自由的代价。
最后，引用Kathleen Higgins曾评论“后真相”的话来作结：“批判性思维、持续的调查以及基于证据的信念的修正”也许是对抗虚假信息的最有效方法。
说明：由于对一些心理学术语并不熟悉，所以部分内容的翻译可能不够精确。欢迎留言进行指导。
参考文献：
1.How Facebook, fake news and friends are warping your memory, Laura Spinney, Nature, 07 March 2017 .(http://www.nature.com/news/how-facebook-fake-news-and-friends-are-warping-your-memory-1.215965)
2. Post-truth: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Kathleen Higgins, Nature, 28 November 2016
（本文图片为电影《盗梦空间》的宣传海报，版权归电影出版及宣传方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