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40%在华美资企业考虑外迁供应链，“中国制造”还留得住吗 |《财经》封面
本期封面。创意设计/黎立
文 |《财经》记者 王晓霞 蔡婷贻
编辑 | 王延春
经历一波三折，中美第一阶段经贸谈判在2019年12月中旬取得实质性进展，关于贸易摩擦再升级的担忧暂时得以平息。但去年3月底以来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争端相关加征关税、科技禁令、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措施，正在搅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布局，加速了部分制造企业由中国内地向外迁移的步伐。
“公司今年在越南、柬埔寨还会建两个工厂，进一步将来自美国的订单（占该公司总订单的30％以上）转移到国外生产。”国内某纺织业跨国公司一位副总经理告诉《财经》记者，这既符合近些年来公司向东南亚扩张的战略，也可以规避美国加征关税的成本。
据一位接近财税界的知情人士透露，经过近两年的关税博弈，企业被迫搬出或正在搬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在加快，毛利率低于10％的中国外贸企业受中美关税的影响更甚。
多位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开始考虑产业链的调整。这可能加快中国的产业转移速度。有贸易专家估算，中国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往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比如纺服、家具制造、电子设备、计算机等，这些制造行业的转移压力相对更大。
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不仅关系到产业空间结构的趋势性转变，也对各个经济体国际分工、未来产业格局的调整带来深远影响。近十年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南美等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速度提升。而中国“世界工厂”的绝对优势地位有所减弱。据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受中美贸易争端以来“转出口”效应和部分产业链和投资转移的影响，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有着相对较好的表现。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替代作用逐渐显现。2019年前七个月，越南对美出口增长近三成，自中国进口增长近两成，2019年三季度越南更是实现了7％的GDP增长。
2018年7月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时而加税、时而宣布中美将达成协议的反复态度，迫使多年来以稳定、成本和规模为主要考量的制造供应链出现新的布局逻辑。跨国企业开始意识到地缘政治对经贸活动的影响甚于以往，亚洲经济体在二战后形成的“雁行模式”正在出现新的图像。
新加坡AT贸易咨询公司（AT Trade Advisory）负责人周美玲（Angelia Chew）对《财经》记者指出，很多产业的供应链布局今年以来都在积极寻找替代制造供应新来源，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变化。她指出，供应链同业现在不断寻求方案的多元化和弹性，“如果什么事发生要用哪个运输路线，（采用）哪个替代方案”，这已经不只是有B计划，还要有C计划和D计划，非常关注贸易战的进展，而且需要更加深入研究各国的贸易法规。
贸易摩擦的影响带来的全球产业链新变化已渗透到细微之处。外包平台Sourcify负责人莱斯尼克（Nathan Resnick）也告诉《财经》记者，除了东亚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开始更多进入供应链外，南美洲国家的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加入到制造业阵营，他最近就考察了哥伦比亚的服装加工。
诸多企业和供应链咨询专家均反映，中美贸易战让跨国企业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原本以成本和规模、单一供应为首要考量的产业布局已经转变成：不能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供应链需要足够的弹性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国际情势变化的新逻辑。
周美玲解释，这样的逻辑在贸易战之前实际上已开始缓慢酝酿。不少跨国企业此前就有些担心过于依赖中国制造，加上后来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供应链布局的负责人开始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思考调整产业链，中美贸易摩擦只是加速了这些企业多元化安排的步伐。
不过，多位专家和机构预测，由于中国制造业体量大、产业链完备，当前承接国一时难以匹敌中国，未来转移的方式更多是分散的、局部的，外迁周期或许更长。供应链重新布局需考虑包括原材料、劳动力、基础设施、物流和进口国关税等因素，短时间为了加征的关税进行调整对任何企业都充满挑战。况且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也能够消化部分制造产能，一定程度减缓了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投资银行高盛的一份报告估算，设立一个新厂址需要3个－6个月、盖厂房到正式投产需要18个月、安排原材料采购、物流、生产，改善工人的技能和文化磨合，这都意味着完整的搬迁至少需要两年以上。因此，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认为，根据日本、韩国的经验，一般产业的外迁大约需要10年的周期。
莱斯尼克指出，比如印度制造，目前的品质仍不太稳定。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关税效应，美国品牌商，如苹果、家具Home Deport和亚马逊等将最后组装转移到东南亚，来不及转移的则与国内供应商重新谈判价格，毕竟贸然转单的风险可能更大。
对中国而言，目前应当警惕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因贸易战和局部政局动荡等因素出现的异动，全面评估产业链、价值链即将发生的变化及影响，特别是其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就业方面的负面效应，以便有效应对。
更现实的问题是，全球和中国产业链下一步调整，使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营商环境优化的行动更为迫切。中国只有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步伐，切实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诚信意识，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尤其是要素成本，稳定社会预期，才能不断激发中国实体经济的活力，留住“中国制造”。
成本因素推动制造业外迁
中国美国商会（AmCham China）针对239家在华美资企业的调查显示，22.7％的公司将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去，19.7％的公司正考虑将部分或全部制造业迁出中国，33.2％的公司将推迟或取消其投资，只有2.9％的公司将增加其在华投资。
据普华永道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的调查，40％的企业计划调整其供应链和采购策略；39％计划将未来的投资转移到其他市场，29％计划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富士康高管在今年6月份表示，富士康在中国之外有25％的产能，并且正在对印度进行投资，它有能力把所有美国需要iPhone的生产移出中国。除了越南和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也在考虑之列。”北京联讯动力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林雪萍告诉《财经》记者。
“近期，富士康在印度钦奈附近的工厂已开始全面生产iPhone XR，计划会增加iPhone 11的生产，而最先进的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也有可能在印度生产。”他说。
在印度诺伊达的一家手机工厂里，工人正在检测手机。图/法新
全球律师事务所贝克麦坚时4月发布的“极度复杂的年代”商业投资报告调查了600名亚洲区高管对未来投资的态度和考量，报告显示，93％中国区高管正考虑重新调整布局，其中18％已经开始调整他们的生产和供应链。另外，94％的日本区高管也表示开始思考生产和供应链布局。受访的日本高管指出，贸易战造成供应链的延误，直接伤害了产品的品质，因此他们不得不为产品寻求生产的替代方案，目前首选目的地为东南亚。
目前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面临三方面挑战或机遇：一是遵循百余年来制造业产业漂移的规律，中国的部分制造业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二是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正在缩短，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向区域价值链转变；三是科技进步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的需求进而重塑产业结构，行业兴亡更替比以往更加快速，机器对人力的替代也日益成为挑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向《财经》记者表示，无论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持续，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新配置、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板块重构等趋势都不可逆转，这将深刻改变国家之间贸易与产业分工的联系。
全球价值链板块开始向区域内贸易和区域价值链转化最为明显。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国，在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循环中发挥枢纽和节点作用的中国，现在的位置出现微妙变化，国内中低端制造业向越南、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转移的速度有所加快。
“据越南官方数据，在对越新增直接投资的51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位居榜首，投资额占比达24.6％。中国也连续三年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最大外资来源地。”周美玲说，东南亚正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重点转入地。此外，印度也是中国制造业产业转移的热门国家。
全球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年初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过程带动了亚洲国家的就业增长。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就业增长幅度高达4％，柬埔寨、孟加拉国涨幅高于5％。
从历史的视角看，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由成本较高的国家向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是客观规律。北京大学教授张帆在其著作《产业漂移——世界制造业和中心市场的地理大迁移》中分析认为，制造业在各大洲之间持续进行的地理转移以英国为出发点，东西对进——东进转移到德国和俄罗斯，西进转移到美国后又依次转移到日本、亚洲“四小龙”，最终两条路线在中国对接。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中低端制造业正在向低成本国家转移，中美争端可能加速这一迁移的步伐，从而使国内就业承压。从美国、日本的历史经验看，制造业产业转移对就业的影响不只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结构性的。
对这个趋势，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马文秀在其《日美贸易摩擦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著作中分析，日本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贸易摩擦，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传统产业转移，新兴产业成长，出口竞争力提升，但也引发了日本产业结构空心化。
“随着日本产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生产替代效应、出口替代效应和逆进口效应对日本国内产业机构调整产生了不利影响，表现在随着日本生产环节的向外转移，日本企业在海外吸收劳动力会相应减少对本国劳动力的需求。”马文秀分析。她表示，据原日本通商产业省1988年预测，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将使1995年日本国内就业机会比1987年减少近60万人。
“而且由于各国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以及由于传统产业工人不能及时获得参与高新技术的技能，结果造成日本国内结构性失业更多。”她警示。
美国亦然，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社会呼吁制造业回流美国，背后反映的同样是美国经济结构中就业需求与其人力资源结构不匹配的问题。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制造业的生产达到顶峰后，美国经历了中低端制造业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转移、进而向亚洲转移的进程，同时包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高度知识密集型的新兴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在美国国内快速发展，美国演变成为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
“但服务业不能解决人们的收入问题。一部分服务业工人的收入很低，达不到中产阶级的水平。从制造业下岗的工人如果转而从事服务业，收入可能会下降。”张帆分析。
“美国制造业衰退是一个在美国学界、政界、商界中讨论已久的话题，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沈建光表示，目前，美国的政商学各界，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美国中下收入群体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也是美国希望重振制造业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告诉《财经》记者，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其首先关注的还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环节的回流，另一方面其也希望传统制造业回流来解决就业问题。
“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已在通过加快包括页岩气在内的能源开发等技术手段和结构性减税，来降低其国内综合制造成本，促进制造业回流，目前看美国制造业增长势头的确较为显著。”贺俊说。
林雪萍也强调，现在美国一定要把制造业拿回去，不在乎回流的是否是低端制造。因为低端制造在现场也有很多的工艺创新，重要的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制造的土壤，创新就会丢失。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产业链的规律性转移，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全球价值链正在缩短。根据麦肯锡的统计，产业链格局的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
张茉楠告诉《财经》记者，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实际从2007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就已开始，经历过金融危机后全球的经济再平衡出现了很大变化。此前中国主要从拉美等资源型国家进口资源，从日韩等国进口中间零部件，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将商品销往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国内产业结构提升以及国内需求的扩大，中国引导的产业链重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7年－2017年以全球价值链为代表的价值链贸易的规模占全球贸易总规模的比重由28％下降到22％，抛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分工地位和贸易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正在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一部分中高端产品已经由从国外进口转为自产自销，这引起了全球价值链的缩短，这种结构性变化也导致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她认为这一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长期偏正向。
国泰君安证券10月24日发布的报告甚至预测，随着环保、劳动力成本和外围不确定性上升，未来十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产出规模或达2万亿元（占中国当前工业增加值6.5％）。预计未来10年，中国产业外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服、家具制造、皮革制造等），而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吸纳更广泛中低收入者就业的主要“吸盘”。
总之，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变动是一个极复杂的过程，身处其中，中国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在科技进步和中国人口老龄化大背景下，始终保障最多的就业，同时不断提高广大公众的收入、生活水平和受教育及技能水平；以及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传统制造业是否要、是否能保留的问题。
贺俊对《财经》记者表示，从产业角度看，把高质量发展等同于高技术产业发展是狭隘的。传统产业是就业的最主要土壤，中国应当通过提高传统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这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在他看来，新兴产业是未来的主导产业，中国要在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高端领域与国外竞争，但是，当下从就业和经济贡献角度看，传统产业是整个制造业、产业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根基，保持传统产业相对稳定的增长，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传统产业相对而言很多是成本敏感型的，因此历史上的各个世界制造工厂都面临着产业漂移的问题，但是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外迁与之前发达工业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区域发展并不平衡，这意味着中国的‘雁行模式’与一些国家不同，一方面向海外转移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仍旧较大。”他说。
“例如，目前越南初级劳动力的薪资大约在1500元－2000元，但是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的薪资大约在3000元，中国国内山西、甘肃等地的劳动成本很多也在3000元左右，考虑到中国的市场需求和产业配套等优势，其实中国西北部综合的制造业成本并没有明显比越南高。那么，为何国内的一些制造业不向中国的西北部实现梯度转移，而要跃向东南亚、南亚等区域？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这些地方的营商环境太差。”
在他看来，中国应当大力改善国内东北、西北等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营商环境，来承接传统制造业的转移，防止产业转移的“蛙跳”现象。这也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提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深意。
“越南制造”因何受益最多
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家服装厂。图/法新
随着制造业供应链转移的日趋明显，东南亚国家的进出口数据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隐现出未来的供应链走势。
贸易数据提供商Panjiva的分析师克里斯·罗杰斯（Chris Rogers）对《巴伦》指出，海运数据已反映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减，例如7月份，美国从中国的海运进口总额同比下降了3.0％，而从越南的进口总额同比上升了28.5％，从印度和泰国的进口分别上升了17.6％和16.0％。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越南2018年对美国贸易出超达395亿美元，2019年至9月为止已出超409亿美元；泰国2018年对美国出超194亿美元，今年前九个月出超149亿美元。
高盛的报告显示受益最大的是东南亚国家越南和南亚国家印度。日本瑞穗研究机构估算，中美贸易战可能为越南带来0.5％的GDP增长。越南2018年的GDP增长率为6.29％－7％，今年前九个月增长已达6.98％。
越南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近年来急速增加。2018年外国直接投资增长9.1％，达191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的投资85亿美元，来自韩国的投资72亿美元。另外，越南统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来自中国的投资比去年增长了4.6倍。
越南获得跨国企业的关爱并非侥幸。除了其低工资、低土地成本等优势外，越南2007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政府接着加紧与欧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今年夏天完成与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该协定生效七年后，99％越南产品出口欧盟的关税将得到零关税待遇。为换取欧盟优惠待遇，越南首次同意欧洲企业适用WTO的《政府采购协定》。另外，越南参与谈判多年的11国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也在今年初生效。越南工商部估计，其他10国的进口市场达2.5万亿美元，协定签订后越南将有机会扩大出口。
胡志明市的投资咨询公司Dezan Shira商业情报部门主管布朗（Maxfield Brown）对《财经》记者指出，越南政府近年来非常积极吸引外资，但不希望单一国家投资过高，因此透过与主要经济体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来达成平衡，除了日本和韩国的投资，2020年随着与欧盟的自贸协定生效，越来越多欧洲企业可能增加投资。
越南近年来已发展成较完整的制造产业，其中包括纺织、运动鞋、家具和电子产品组装等。电子产品组装链，因为两大电子产品组装企业韩国三星和富士康的带动近年来已经成为越南规模最大的产业。
据了解，三星自1988年开始在越南投资，但2009年才开始加快和加大布局。三星到去年为止已投资173亿美元，在北越的北宁、东北边的太原、南边的胡志明市设立8座工厂和一座研发中心，雇用约16万名当地劳工，2017年出口540亿美元、2018年出口总额达600亿美元，占越南总出口将近25％。
因为三星，2013年手机就已成为越南出口份额最大的产品，截至2018年，越南三星平均每年组装2亿部手机。近年来，三星在越南政府建议下，开始在当地培植零部件供应商，截至去年夏天，当地供应商包括第三国企业在越南投资达29家，2020年可能超过50家。
另一个电子产品大厂富士康2007年加快布局东南亚。总裁郭台铭在越南成为WTO会员后第一次考察越南，他估算从富士康广东龙华厂经广西南宁到河内最多13个小时，物流顺畅的话，晚上从龙华出货，隔天可以在河内旁的北宁组装，富士康因此在北宁买下400公顷土地，同年投资成立两家工厂生产数码相机零部件和电脑主板等。富士康目前在越南有六个制造或研发基地，和另一项达1660万美元的新投资。据悉，富士康2016年并购的诺基亚工厂最近可能投入制造谷歌的Pixel 手机。
其他转移或加码布局越南的电子产品制造商还包括日本相机厂如佳能、日本游戏机企业任天堂以及中国台湾的电脑组装厂等。2018年9月，中国台湾电脑代工企业仁宝总经理翁宗斌公开表示，内部正评估重启越南厂相关事宜，笔记本(NB)与非笔记本产品都可能改至越南厂生产；一旦确认重启越南厂，四到六个月就可以开始生产。
这几家组装厂选择了首都河内东边的北宁以及其附近的北江，主要考量是其地点离广西边境口岸凭祥150公里左右，到河内和附近机场约为30分钟－40分钟，到越南港口广宁大约两小时。选址背后的逻辑是目前供应链布局最常见的“中国加一”，零部件仍需要仰赖中国的工厂供应。根据初步估算，广西凭祥因此成为运送电子产品最大的口岸，每天平均800台货车运送电子零件到越南，这条陆运路线运量年增长率达20％。
不仅如此，越来越多零部件厂也开始布局越南。深交所挂牌的苹果供应商立讯精密，7月公告加码17亿美元投资越南，在越南的第二间工厂将在2020年开始生产，同时于今年初成立印度子公司。立讯精密表示，布局海外的主要考量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海外战略布局，规避和降低国际贸易形势的影响，同时充分利用越南人力成本、税收政策及其区位上的相关优势，降低公司生产成本。同是苹果供应商的瑞声科技也宣布年底前，在越南和菲律宾的工厂开始投产，原本占生产比例10％－15％的越南制造，明年将有所增加。
鸿海集团旗下专门负责生产iPhone传输线和连接器的鸿腾六零八八精密科技，去年10月公告以8.8亿元人民币取得越南New Wing Interconnect Technology股权，进一步扩张北江省的生产。此外，iPhone保护玻璃供应商蓝思科技、AirPods制造厂歌尔声学、苹果手机电池供应商德赛电池，也都在越南设立或增加生产线。
为了进一步完整产业链，越南政府也正建立创业(StartUp)经济，近年来推动计划包括越南硅谷、西贡创新中心以及商业创新创业协助中心。
暂难取代的中国产业供应链
越南的人口只有中国的7％，越南在寻求加大制造和出口的同时，还有不少问题需要克服。其基础设施建设到工人数量、专业技能水平仍未完全达标。香港贸易局2017年的统计显示，人口数达1亿的越南，工人总数大约为5400万；相比之下，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显示，2018年国内农民工总人数为2.8亿多。
胡志明市咨询公司的布朗指出，跨国企业近年来加大时间和资金来培训越南劳工，不过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加速了原本计划3年-5年完成的制造转移，越南基础设施和人工目前还来不及衔接。已经在越南投资的家具制造企业高管加里米（StelvioGugliemi）就指出，越南劳工专业技能仍有不足，手巧的劳工非常难找，中层管理人员也是一大问题。根据人力资源企业ManpowerGroup研究，目前越南5700万劳动力中，只有12％是高技巧性劳工。
另外，越南法规、证件流程等也待进一步改善。越南人力和投资力中介人员丽花对《财经》记者介绍，一家计划到越南中部投资的香港企业，从先购地开始，雇用律师申请相关执照，却迟迟无下文，最后地方政府指出，该地为车站和百货商场用地，这家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她表示，对投资越南有兴趣的外国投资人，需要从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做起，将设厂和生产计划交给当地工业局，地方政府审核后，相关部门在用地、银行往来、海关、证照等方面都会有所协助，未来工厂工人抗议也能协助。
在世界银行从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效能和教育等指标做出的全球竞争指数排名中，越南占第55位，相较之下中国排第27位。不少跨国企业认为，中国尽管工资较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也较高，加上地方政府政策支持，东南亚国家目前可能还难以取代。相较于国内，越南的劳工抗争相当活跃，2011年抗争事件达1000件，近年来抗争频率明显下滑，每年约有300件。
一名手机传感器供应商业者就对《财经》记者指出，越南和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制造成本较低，但是隐形成本却较高，例如罢工，因此，他预期电子业供应链不会进一步从中国转移出去。
另一个一度被认为可能从贸易战受益的印度，最新一季GDP数据却不如预期,第二季经济成长只达4.5％，远低于印度总理莫迪承诺的2019年-2020年7％。
尽管印度政府试图抓紧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机会，但是印度制造能力、基础设施和对外资监管不透明让外国投资相对却步，供应链在转移制造到印度仍未完全反映在数据上，自去年至今反映较明显的是低阶制造，如服装、织品等的转单效应。
印度2018年出口美国出超208亿美元，今年出口美国持续增加，截至9月，出超达178亿美元，主要增加出口的产品为化学品、金属原料和矿砂。不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市场的潜力，让不少外国企业仍考虑布局印度。
其中电子产品组装是较为明显的产业。印度手机市场的兴起、印度政府针对高阶手机征收高达20％的进口税，以及当地原料需达30％才能享受优惠的门槛，让试图拓展印度市场的苹果、小米等外国厂商不得不要求供应商开始在印度生产。据悉，富士康今年开始在钦奈附近的安得拉邦工业区组装iPhone新款XR,另一家负责组装旧款iPhone6s、SE和iPhone7的供应商纬创则更早就在班加罗尔工厂开始生产。富士康目前在印度的两个组装工厂分别为安得拉邦工业区的斯里城和泰米尔纳德邦的斯里佩鲁姆布杜尔。
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开始推动“印度制造”，以推动制造业在2020年时占比印度经济25％为目标。根据印度储蓄银行的统计，过去五年投资印度最大的产业是制造业，2013年至2018年间投资额达434亿美元；其他投资行业包括通讯服务、零售和批发贸易、金融服务、建筑业和电力能源业。其中，印度工业政策和推广部门的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则成长了137％，将近4亿美元。
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对《财经》记者强调，印度的劳动力相比其他国家相对便宜，技术人才和工程师数量也相当具备优势。另外，政府部门2015年开始推动“技能印度”计划，训练专业劳动力，至今已经训练超过1170万人。
印度驻华大使馆还强调，印度也寻求改善基础设施。近来投入166亿美元改善道路，更新25个火车站、延长3500公里铁路、计划建设6个大港口，配合2015年推出的“海洋花环”计划，充分利用印度7500公里的海岸线。印度政府12月初宣布，15日前将公布10大基础设施项目及项目前期准备情况。
不过，考量各种因素，供应链布局印度需更为谨慎。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志昂（Nick Marro）对《财经》记者指出，外国投资在经过调研后，普遍认为印度的投资环境相对困难。印度地方和中央政府对外国投资仍抱着保护主义的态度，加上多头监管带来高度不确定性，这些原因导致不少企业最后却步。11月初，印度无预警宣布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今年初和欧盟谈判十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陷入僵局。
马志昂指出，东盟成员国中人口最多的印尼也有和印度一样的问题，因此至今未明显从供应链转移中受益。
随着中美贸易谈判起伏和美国进入总统大选，全球经济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对供应制造链而言，弹性和避险已经成为当前布局的首要考量，但是中国制造提供的人力、效率和基础设施配套等，让完全转移产能相对困难。
布朗强调，未来“中国加一”，在东盟国家各自选定一个或数个产业，成为中国制造的延伸，如越南专注纺织业和电子业、泰国专注汽车业，东盟10国各自依选择的产业发展相关基础设施和配套是越来越明显可行的趋势，这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也是双赢的发展。
11月初发布报告的彭博经济研究也指出，未来只会出现一连串的“迷你中国”，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取代中国制造的地位。
贝克麦坚时的调查显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目前仍无法动摇。一名不愿具名的日本药企高管表示，“非常少国家的商业活动能不在某方面依赖中国”；采访的另一位新加坡高管也指出，“几乎我们使用的每个产品都和中国有些关联，所以中国的重要性是至高无上的，不只是在亚洲而是在全球。”
警惕技术封锁加深供应链隔离
关税争端之外，美国在科技领域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竞争对抗性政策，对中国而言影响巨大。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周济在今年10月中旬举办的2019国家制造强国建设专家论坛（宁波）上表示，在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的矛头直指“中国制造2025”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图是将中国制造业摁在世界产业链中低端。中国制造业要由大变强，要走向世界产业链中高端，与部分发达国家的竞争难以避免。
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已有包括华为在内的超100家中国实体被添入美国BIS（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的“实体清单”，一旦被列入该清单，就失去了与美国供应商进行管制领域的贸易机会，会因此遭到技术封锁和国际供应链隔离。
2018年8月美国通过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扩大了美国出口管制法的适用范围，提高了对外国控股公司，特别是中国公司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对“新兴和基础技术”（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的出口控制，建立了跨部门协商机制以提高执法能力。
2018年11月，美国BIS列出了美国政府考虑进行管制的14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涵盖5G、人工智能、微处理器、先进计算技术、机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等领域。
林雪萍向《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的出口管制针对性极强，以点伤面，对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影响极大。
在美国科技出口管制下，对美国进口高度依赖的半导体产业首当其冲。目前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格局高度集中，前五大半导体设备公司2017年营收占77％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美国厂商在设计、材料、设备等方面颇具实力，如在半导体设备上，中国还主要依赖美国（AMAT、Lam Research）和日本（佳能、理光）企业。伴随着美出口管制趋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中长期不确定性增加。
中金公司调研组走访的6家电子设备类企业表示，行业之前从美国进口的高新技术零部件较多，在科技禁令的背景下只能加速备货和全力寻找替代品，短期内可能出现部分零部件短缺导致生产延迟的情形，这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资金和库存的压力。
但也隐现一些积极信号，调研组走访的一家武汉半导体企业表示，某些细分领域中国产品与国外差距已经不大，但之前难以得到市场认可，科技禁令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为国产替代品打开了市场空间，在广泛应用的基础上有望加快中国科技产业链发展的步伐。
科技禁令改变供应链是挑战更是机遇，哪些行业或企业更有望“转危为机”？
中金公司研报分析，“从调研的企业反馈看，首先是拥有核心技术，且产品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行业，如部分机械、LED设备、医药、化工产品等；其次是在全球或美国市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产品性价比较高，可替代性较弱的行业，如特种钢、部分化工产品等；再次，贸易摩擦带来的盈利能力下滑可能推动行业整合，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有望通过兼并收购、重组整合实现做大做强，如家具、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等。”
贺俊认为，从上世纪美国遏制日本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结果看，效果非常显著，因此，很难在短期内看出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遏制结果如何，科技禁令对中国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就像现在的5G技术，上世纪90年代集成电路产业是整个信息技术产业的制高点，美国遏制日本时，全球前十大集成电路企业中有六个是日本企业，但是现在全球前十大企业中没有一家是日本企业。”他说。
张茉楠认为，美国对华高科技“遏制加封锁”将改变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轨道及通过“学习曲线”市场后发国家赶超发展战略的路径。
在她看来，应对中美科技摩擦，中国除了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更重要的是应当全面确立“科技强国”和“创新立国”战略，通过制度性开放以及参与推动双边、诸边、区域性自贸区网络，为未来发展创造更开放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她认为，一方面中国要从全球价值链（GVC）模式向全球价值链与国家价值链（NVC）模式互动模式转变，同时关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要避免“断链”风险，加快某些产业进口替代，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
此外，中国应当加快同其他经济体双边、诸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她表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外部需求主要来自于发达经济体，如今随着新兴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生产网络的演变，价值链正在重新配置。麦肯锡估计，到2025年，新兴市场将消耗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制成品（中间制成品、资本品），其中包括汽车、建筑产品和机械等产品。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对经合组织（OECD）发达经济体俱乐部以外国家的出口份额从43％上升到了48％。
因此，中国应抓住全球价值链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谋划应对策略，加快打造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框架，尤其是加强与新兴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在升级已有各类FTA基础上，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BIT谈判尽早达成，加快推进WTO现代化改革，参与推动国际贸易和多边新秩序的建立，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中高端布局赢得发展空间。
同时，中国应切实为企业营造创新环境，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创新能力，重塑中国制造的未来，通过技术进步将外部分工进一步内化，成为全球产业链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本文首刊于2019年12月23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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