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投射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作为其中的一抹火种，从出版人到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再到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尽自己所有能量来实践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点亮所有可能。
湖北省图书馆响起说笑声，一位敏锐沉稳，从容前行的人被一群人围在中央。他白发如雪的特征在人群中非常醒目，他就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这位刚过甲子的学者，看上去气宇轩昂。
陈思和祖籍广东，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留校工作。1980年代，陈思和以《巴金论稿》一书首叩学界之门。很快，他成为了一位文学史家，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秩序的奠基者。
在1982年深秋，陈思和大学毕业那年，由同班同学、巴金之子李小棠引领，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巴金的住所，与巴老结下了不解之缘。陈思和与巴金晚年长期接触，让他在众多巴金研究者中独树一帜，他独立完成了《人格的发展——巴金传》，堪称巴金研究专家。
早期研究巴金的磨练与尝试，使陈思和打下了坚实基础，并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与论述中，继续发挥其重视思想史、推崇历史厚重感的特点。
作为文学评论家，由于“热爱当代生活的激情总是冲击着我，并鼓励着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代文学中来”，陈思和与当代作家一起“相互较劲、相互成长”，譬如莫言、王安忆、严歌苓、阎连科、余华等。在他眼里，创作跟理论之间的相互吸引、撞击、刺激，是一种相辅相成。
“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也是需要有想象力的。”陈思和说他从巴金研究到新文学整体观再到重写文学史，是自己这些年做的有文、有识、有趣、有实践意义的一件事。他的文章，常常透出一种厚重。这种厚重，在于扎实的理论和史料功底，在于他的冷静而透彻的思辨能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朴实而严谨的文风。
浮躁时代不要迷失
又一次见到陈思和，是在长江讲坛聆听他以“巴金晚年的理想主义”为主题的演讲。
“晚年巴金以高龄之躯持续写作《随想录》系列文章，堪称一代社会良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陈思和透着敬仰的目光介绍巴金对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信息、思想界和文艺界的信息所做的真实记录。
“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坐在那儿，说他这两天手都不会动了。写东西，钢笔架到右手上，手放在纸上却动不了，急着要用左手去推右手。他就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推’出来的。”陈思和面部表情有些动情，声音和语速有些起伏，“老人每写一句话都在跟自己的身体和病痛搏斗。”
作家是以作品与读者交流的，所以要认识、学习和评价巴金，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他人格的力量。巴金早年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正是这个信念支撑了他写完《随想录》。
《随想录》之后，巴金陆续写了一批文章，陈思和把它们编成小册子，请巴金命名为《再思录》。随着年岁增高，巴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听起来含糊不清。老人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序文，很短。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陈思和利用近距离接近巴老的优势，致力于搜集巴金的真话、真诚、真情。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亦师亦友如父如子的师生关系，以人格力量影响了一代学子的上师。陈思和早年拜在学者贾植芳门下，深受其言传深教的影响。“他一生受过很多苦，但依然乐观、开朗、坚强。我跟他身边一点点成长起来。我在他身上发现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好的东西。”
巴金在陈思和心目中，不是一个属于过去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位活生生的当代作家，“他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我在思想、人生、写作等方面的成长。”而研究现代文学巨匠巴金，更是让他都身体力行着巴金精神。
“贾植芳先生和巴金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不只影响我的学问，而是整个人格。”这对他的学术发展、文化创造，乃至性情熏陶等，影响甚巨，惠及极深。
多年来，陈思和就是在这种耳熏目染、潜移默化中，不间断地感受着先生的垂范，与不断体会与反省中，丰富自己，成就自己。在当今环境中，要想学会先生的淡泊名利、坦荡大度，其实并不容易，但有先生的人格影响，年轻的一代就不会迷失于现实的浮躁。
“火凤凰”复活
喻家山文学论坛“纪实与虚构”论坛会上，座无虚席。陈思和作了关于人文教育的论述，“不能只给你知识技术，还要给你做人的自觉。”他觉得人文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通过启发受教育者自己意识，获得对自己的深刻认知，从而获得做人的尊严和自觉来完成的。
在他看来，文学是人学，最接近人性，而文学教育也是最接近生命本真的，大学担负的不只是知识教育，而要加强人文教育。
人的身上有许多与生俱来的感情和伦理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教育本身不是一项与当下文学发展无关的知识教育，而是当下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学教育也包含了文学史的传承功能。
“我的职业首先是教师，其次才是评论家。”陈思和不仅通过言传身教传递了生命的能量，还通过白纸黑字把自己的思想争鸣传播开来。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把学术、教育、出版三个领域协调起来。他的每一次亮相，几乎都会触动时代神经，在不同领域与范围引发不同反响。
他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投射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中，作为其中的一抹火种，他关心现实生活，关心世界，其文学研究不从理论出发，而是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希望也能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投射到其他生命中，以致改变、影响、提升他人的生命。
二十年前陈思和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推出了一批年轻的批评家，建立起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二十年后，新的“火凤凰”文丛再续薪火，继续发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新青年”。
从青春到白发，陈思和对文学的那份热爱从不曾减退过。早在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启了当代重写文学史的进程。他认为，1949年的文学史比较狭隘，比如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都没编进去，很多作家都被新民主主义模式的理论框架排除了，而且还有很多阶级斗争在里面。
“1980年代，文学史不断地加入，但常常陷入混乱，我觉得还缺少一个新的文学史理论框架。”陈思和对现实充满关怀，对“重写文学史”做了大胆而有意义的探索，他编撰的《当代文学史教程》推进学界同人对当代文学史编写中的文献史料问题的思考和探究。
“我们最需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本色，无论创作、评论、研究、教学，只要能够找到最接近内心的表达方式，恪守职业操守，有行有思，境界乃大。”
在一个甲子的岁月中，从教师到学者，从出版人到中文系主任再到图书馆长，陈思和似乎对世界怀揣着满腔热血，投入不同的知识分子岗位。他手举火把，溅起不灭的闪耀火花，一步一个脚印向前，带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以一种决绝的姿态，纵身跃进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长河里。他身上浓厚的人文情怀，为文学保留一块纯净的天空，生命的信息便在一代又一代的薪尽火传中，绵延下来。
当代文学遭遇“中年危机”
如果说少年情怀、青春主题、革命话语，是五四新文学的一种读解。那么多元共存、中年危机、盛世危言，是对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反省。
“中年危机”，是当今文坛所遭遇的问题。今天的文学创作现状处在两头大的状况，一头是老作家有非常丰硕的成果，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当代文学成熟优秀的水平；另一头则是年轻作家，包括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等，也非常活跃，他们更倚重文化市场，赢得了大批青年读者。
问题是，现在这两头是断裂的，两者之间如何衔接，老一代的良好文学传统如何能让年轻一代传承下去。“我们文学研究者、文学评论者，尤其是媒体工作者与作家一起来做，努力将因社会转型而分开的两大文学力量，高度有机地整合起来。”陈思和认为只有文学传统的审美风貌结合时代背景往后发展，这样才能平安度过危机。
现在的状态很分裂，每个领域都只讲自己的问题，都排斥别人，批评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老一代作家和学者很少看流行读物，年轻人也不怎么看老一代的作品。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氛围就会产生危机，甚至还会出现断裂，所说的“中年危机”就会越来越严重。
“长期以来，文坛对批评有种不正确的理解，认为批评就是要拿着刀笔去骂人，酷评，声色俱厉，把脏水泼向作家才算批评。”陈思和觉得对批评的要求，关键在于，批评家要和作家作品和这个世界形成同构的健康的关系，共同建构属于他们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批评或者表扬，这样的批评家才是优秀的批评家。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互为因果。文学创作一旦产生，批评通过对创作的阐述来调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同时这个理论也为创作家或接受或刺激，然后有更丰富的创作，它本来是互为因果的。
时代在发展，出现了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这批优秀的作家，他们三十年来一直在写作。他们接受的文学教育是从鲁迅、沈从文、巴金、张爱玲那里来的，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学承接下来的传统，他们也有发展，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成熟的个人风格，已经被时代所认可。
这个被时代认可的文学风格很容易遮蔽其他年轻作家的创作，遮蔽了以后好几代人的努力。70后的作家正当壮年了，更严重的是，80后、90后的青年人他们的总体成就总是被时代的主流风格遮蔽，要走出他们的阴影，文坛真正要发生新的变化。
现在是众声喧哗，老百姓都能发声，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诗人，微信上人人都可以是作家，这时作家就失落了，觉得没那么多人看他的东西了。但陈思和觉得，“这是好事，从侧面说明国民文化素养正在提高。”
当下，还处在一个潜在的裂变当中，这个裂变很可能会突然发生，目前主导的审美方式就会全部改变。陈思和强调，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困局，所以现在要把这两种完全断裂的美学追求整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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