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308-1385），元朝末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外祖父赵孟頫、外祖母管道升、舅父赵雍、表弟赵彦徵都是元代著名画家。王蒙的山水画受到赵孟頫的直接影响，后来进而师法王维、董源、巨然等人，综合出新风格。年轻时隐居黄鹤山（今余杭临平山）几十年，过着“卧青山，望白云”的悠闲生活。元末，张士诚据浙西，曾应聘为理问、长史，弃官后隐居临平（今浙江余杭临平镇）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1368年，朱元璋推翻蒙元，建立大明帝国，王蒙出任泰安（今属山东）知州，因胡惟庸案牵累，于大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死于狱中。
王蒙工书法。尤擅画山水，得外祖赵孟頫法，以董源、巨然为宗而自成面目。作品以繁密见胜，布局多重山复水，干湿互用，寄秀润清新于厚重浑穆之中。苔点多焦墨渴笔，顺势而下，表现林峦郁茂苍茫的气氛。常用皴法，有解索皴和牛毛皴两种，其特征，一是好用蜷曲如蚯蚓的皴笔，以用笔揿变和“繁”著称；另一是用“淡墨钩石骨，纯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绝无余地，再加以破点，望之郁然深秀”。山水之外，兼能人物。所作对明、清山水画影响甚大，仅次于黄公望，后人将其与黄公望、吴镇、倪瓒合称为“元四家”。董其昌曾在他的作品中题词：“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画史绘要》中说：“王蒙山水师巨然，甚得用墨法”。而恽南田更说他“远宗摩诘（王维）”。
墨画。款题。山中旧是读书处。谷口亲耕种秫田。写向画图君貌取。只疑黄鹤草堂前。黄鹤山人王蒙。前有周尚题云。阴崖积铁树班班。老董风流足可攀。便欲结茅依此地。读书松底听潺潺。周尚。钤印二。四明山人。伯高。后有郑维翰隶书题云。井屋迢迢隔翠微。我将潛迹荷鉏归。自缘不露囊中颖。岂叹人间识者稀。烟柳垂垂平野沼。风苗翼翼接郊畿。却因偶得耕鉏暇。石壁攀萝制作衣。郑维翰。下有王种题云。满眼荆溪入画图。数椽茅屋倚苍梧。秫田二顷躬耕处。坐石看山酒旋沽。三山王禋。钤印二。王明仲。坤艮卦印。
御题行书（乾隆庚辰御题。诗文不录）。 上方裱绫 董其昌题。癸亥四月十一日晋陵唐君俞持赠。元人题此图。有老董风流尚可攀。谓吾家北苑也。又另行云。后二日吴江道中观。并记。其昌。 左边幅又记云叔明有青弁图。与此图同一笔法。其昌。 鉴藏宾玺 五玺全。石渠继鉴。重华宫鉴藏宝。乐善堂图书记。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收传印记 王氏清玩。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子孙世昌。
王蒙的山水画以繁为特色，与倪云林的简相对。王蒙的山水画又以干擦为准，与黄公望的滋润相对。王蒙的山水画还以苍老为独到，与吴镇的湿笔相对。要了解把握他在元四家中的地位，不妨先有一个这样大概的认识。皴法、山水、树木皆有数种数十种，这正是“繁”的标志。王蒙能如此义无反顾地追求“繁”，应该是出于艺术上的悉心考虑而不是盲目茫然的被动成形。《图绘宝鉴》：“叔明平生不用绢素，惟于纸上写之。其得意之笔，常用数家皴法，山水多至数十重，树木不下数十种，径路迂回，烟霭微茫，曲尽山林幽致。”
《谷口春耕图》是王蒙的精心佳构。特别是在帧帧皆以繁茂之笔出之的对照下，《谷口春耕图》更是一种常见的格式，无论是章法构景，抑或线条用笔皆是如此。王蒙代表作《谷口春耕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谷口春耕图》亦名《黄鹤草堂图》黄鹤草堂就在黄鹤山山谷之口。《黄鹤草堂图》画的是王蒙当年隐居黄鹤山中于谷口耕田读书的情景，画中的茅屋、农舍、童子、山泉、松林等景物已不复可见，但画中山峰狭谷等自然景物与黄鹤山谷口的风景完全吻合，可以确认这里就是当年黄蒙隐居之地。
黄鹤山在杭州余杭区星桥街道，此地不仅历史悠久，宋时有集，清初为星桥市，而且风光秀丽，人文景观资源丰富，可用一馆（班荆馆）、三山（桐扣山、黄鹤山、佛日山）、一寺（佛日净慧寺）来概括，苏轼、王蒙等名人都到过星桥，留有不少诗句和绘画。
一次他到宁波城外的天童寺做客，在那里住了好些日子，画了一卷《太白山图》，送给天童寺住持方丈，以作纪念。
《太白山图》画浙江太白山天童寺及其周围景物,着重描绘天童寺前二十里夹径松林。画面上松林苍郁茂密，萧寺殿阁、草堂茅屋掩隐其间，骑者僧侣各行其道。树木不下数十种，青红间施，曲尽山林幽致。章法严谨，结构深邃。笔法尖细，别具一格。画上卷首作小篆书“太白山图”四字，卷末钤白文“王蒙印”一印（史家疑为后添）。此画原为天童寺所有,后一度由明代沈周收藏,明后期入项元汴之手,清初则由梁清标、安仪周先后收藏,后入清宫。
图绘浙江鄞县太白山天童寺二十里松林及周围的景物。苍松丹槲，枝繁叶茂，溪流拱桥，曲径通幽，寺宇宏伟，林荫夹径。骑马、步行、执杖、挑担的僧侣游人络绎不绝。山峦起伏，湖水如镜。全图笔法尖细，以朱砂及花青点染。个别杂树施重墨，别创一格。图首有小字篆书“太白山图”。卷后有印章名款。画幅中有清高宗弘历长题，拖尾有元末明初名僧宗泐、守仁、清濬等题跋，项元汴书小记一段。钤明深周、安国、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诸家印记。从跋文可知，本幅原来一直为天童寺主持左庵禅师所有，后一度由沈周收藏，明后期入项元汴手，清初梁清标、安仪周先后递藏，入清宫后，贮御书房。民国间佚出，郑洞国购自长春，经原沈阳军区领导人周桓转交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清河书画舫》、《书画见闻表》、《墨缘汇观名画续录》、《石渠宝笈初编》著录。
2011年的一场拍卖会，《葛稚川移居图》卖出了4.025亿元的高价。
《葛稚川移居图》（139×58厘米）被公认为是王蒙绘画中的杰作。这幅立轴不但有精致的着色山水，也是王蒙存世的绘画中描绘人物最多的作品，前景共9个人物，个个精炼。此外，与人物相搭配的还有1头牛和1头鹿，堪称是集山水、人物、花鸟、畜兽为一体的才艺大展示。这类“人物故事画”在王蒙的作品中显得颇不寻常。以往的学者大都从隐士隐居的角度来看待这幅画，认为王蒙所描绘的是他自己在元代末年的乱世中的弃官隐居。这种解释看似合情合理，但拍卖场上另一件《葛稚川移居图》的出现却带来一个问题：“葛稚川移居图”似乎并不是一个表达个人独特情感的题材，而是一个流行的画题。
倘若检索古代文献，会发现许多画家都画过“葛稚川移居图”或“葛稚川移家图”。有名无图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0世纪。至元朝后期，这个画题突然异常流行，王蒙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画迹。实际上，王蒙可能多次画过葛稚川移居，除了上述，据清初人记载，明末富商收藏家项元汴还藏过一件三米多长的手卷《葛仙翁移居图》。不只是王蒙，元代其他画家也很偏爱葛稚川。王蒙的外祖父赵孟頫、大画家钱选、嘉兴画家盛懋等人都曾画过，这在文献中有相关记载。
被社会所欣赏自然有其原因。作为东晋道教学者，人们之所以要把葛稚川画成搬家途中的样子，是因为“移居”对于人们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实际上，描绘“移居”，并不是为葛稚川所垄断。大体而言，在古代绘画中，正在移居的有三种人：神仙、田家、钟馗。最早出现的大概是田家移居，然后移居就被葛稚川等神仙接管，钟馗搬家出现最晚。移居图的主体是道教神仙，其中尤其以葛稚川最多。葛稚川名唤葛洪，稚川为其字，丹阳人，一开始是东晋的历史人物，后来成为道教的仙人。他之所以能在移居图中成为主角，在于他有一个很稳定的故事。根据传说，他曾经当过多年小官，晚年辞官，向皇帝请求派任交趾的句漏县县令，去炼丹，为皇帝祈求长寿。皇帝准许后，他开始举家迁往岭南，连子侄也统统带上。行至广州，当地刺史挽留他，于是葛洪没有去成越南，而是定居罗浮山炼丹。而后，他在山中修炼，写出了著名的道教文献《抱朴子》，最后尸解登仙。
《葛稚川移居图》中正是葛洪举家迁往罗浮山的景象。因为道教仙人举家迁徙的没几个，所以葛洪的移居便成为经典的绘画题材。与他有些类似的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东晋道教神仙许逊，传说他在活到136岁后“搬家”——搬到了天上，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
《秋山草堂图》纵123.3厘米，横54.8厘米，纸本，浅设色，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绘秋山水岸，岸边芦荻萧瑟，临水的草亭前有人支网捕鱼；秋山林木茂密，红叶绚烂，有茅屋草堂掩映其间，茅屋中有村妇劳作，稚童嬉戏，而草堂上则有高士踞坐榻上展卷阅读，一派祥和的生活场景。水面辽阔，山不高，连绵起伏，典型的江南丘陵景色。以浓墨干笔勾皴，已是元画的特色。树叶或作点叶，或作勾圈夹叶，墨笔点叶上普罩赭色，而夹叶中先敷赭色，然后用薄硃砂色由淡而浓积染，使树叶的硃砂色有明显的浓淡变化，突现树叶的立体感和层次感，而不是简单的平涂。土石和丛树边，是密密的湿笔墨点，然后用淡硃砂色复点，这方法同样应用于水边的荻花的复勾上，使画面上几乎铺满浓淡变化的硃砂色点，渲染出浓重的秋意。硃砂色，这似乎是中国画特有的红色，它不如大红色的浓烈，也没有硃磦色的亮丽，但却透出沉穆野逸的古艳。这样的点染方法，还见于王蒙的《具区林屋图》《太白山图》中，画面艳而不俗，在浅绛设色中独具一格，极具王蒙的个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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