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通常是非常被动的，他们愿意接受任何决策框架的影响。
——丹尼尔•卡尼曼，《选择、价值与框架》，2000
法律与经济学教授爱德华•麦卡弗里与认 知心理学家乔纳森•巴伦就民众对税务系统的态度问题，合作开展了 大量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在思考税务相关问题时，思路常常是非常不合逻辑的。接下来，我将着重介绍该研究中涉及的诸多非逻辑性思维中的一种，因为这种非逻辑性思维为我们完美展示了一个 专为认知吝啬鬼设下的陷阱。
假设你将为一个虚拟国家制定税收规则。在这个虚拟国家， 收人35 000美元的无子女家庭需缴税4 000美元，而收人100 000美 元的无子女家庭需缴税26 000美元。假设该国的政策规定，针对收 入为35 000美元的无子女家庭，若生育一个孩子，则可以享受500 美元的税收减免，即该家庭需缴纳的税款由4 000美元降为3 500美 元。那么，针对收人为100 000美元的家庭，是否应该执行相同的生 育税收优惠政策？也就是说由26 000美元减少为25 500美元。还是由于他们收人更高，因而应享受更大力度的优惠额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谢林注意到，人们对后一种做法（高 收人家庭享有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存有很多争议。“高收入家庭在儿童 身上的支出更多，也就是说抚养孩子的成本更高”（1984 )。简而言之，高收入家庭在抚养孩子时投人更多，所以他们应该享受更高的减免额度。也许你认为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实际上，多数人都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会 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个论点，认为高收人家庭养育孩子的税收减免额度至少 应该与低收人家庭相同。如果非要区别对待的话，低收入家庭应该享受更 高额度的税收优惠。
经济学家谢林以这个问题为介人点，教我们厘清情境背后的真实逻辑。 其实，我们也许并没有真正弄懂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并没有想到换一个框架去理解这个情境。该丨林指出，我们以无子女家庭为初始状态来为事件设立框架的做法太过武断。在设定这个假设的税收系统时，我们也可以考虑选择不同的基线水平，比如，以最典型的“四口之家”（两个成人和两 个子女）作为初始状态。与前面一样，子女数量会影响税率，以四口之家为出发点，让我们来计算一下无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税率。
试想在这个虚拟国家，家庭收人为35 000美元并且有两个子女的家庭 需要缴税3 000美元，家庭收人为100 000美元并且有两个子女的家庭需 要缴税25 000美元。按照这种情况来计算的话，无子女家庭的税率应该 是多少？我们应该提高税率，因为无子女家庭有能力负担更高的税额。这里不谈生育可减免赋税，而是将这种税率调整计划称为“不生育的惩罚”。 关于谢林试图教给我们的框架和税收政策（麦卡弗里和巴伦通过实证的方 法对其进行研究）——我先透露一点小线索。实际上，针对每一种特定家 庭（子女、房屋所有权、自由创业以及其他在免税代码中的项目）的“税 收减免”，都是对那些不符合条件家庭的“惩罚”（因为政府开支的总额是 确定的，政府即使去借款也要支付各类公共开支)。
好，下面我们假设有一个年收入为100000美元并育有一个子女的 家庭应缴税款为26 000美元；相同收人但没有子女的家庭应缴税款为 27 000美元。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少生育1个子女所缴纳的罚款是 1 000美元。问题在于，收人为35 000美元的低收人无子女家庭是否也应 该与高收人家庭缴纳相同的罚款？当高收入家庭的赋税由25 000美元 增加至27 000美元时，低收入家庭的赋税是否也应该由3 000美元增加至 5 000美元？
多数人会本能地感觉到这样做有失偏颇。他们会认为，对于低收人家庭来说，2 000美元的惩罚实在太过严厉了，针对低收人无子女家庭的罚款应低于高收人家庭。但是，人们对髙、低收人家庭不生育税收罚款与 对高、低收人家庭生育子女税收减免的态度完全不一致。人们希望高、低收入家庭享受相同的生育红利，却不希望他们接受相同的不生育惩罚。这 是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因为红利和惩罚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只不过 名称和人们关注点的引导方向有所不同罢了。这就是本章想要说明的观点， 认知吝啬鬼允许他人来决定自己的关注点。认知吝啬鬼俯首甘让环境框 架来决定他们的思考方式，他们接受问题的各种表述方式，并不假思索地开始对其进行加工，却从未意识到不同的表述方式可能会让人得出不 同的结论。
在认知科学领域，人们往往会对本质相同但表面看起来不同的问题给出不同的答案，这种现象称为“框架效应'框架效应违背理性的选择。 在决策理论的技术性文献中，对这种违背的指责被称作“描述性不变原则”， 即人们的选择不应该因为问题的表述方式发生变化而改变。在框架实验 中，当给被试呈现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版本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认为问题的不同表述方式不应该影响他们的最终选择。如果被试的选择判断会被那些他们自认为不相关的问题特征改变，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被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有序的偏好。如果一个人的偏好因为无关紧要的问 题措辞变化而发生逆转的话，那么这个人则不具备最大化预期效用的能力。
因此，是否违反描述性不变原则在判断一个人是否理性时有着重要意义。
税收政策是一个很好的用于检验框架效应的议题。因为，虽然在这个 议题中更换框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人们却从未想到要这么做。对于 绝大多数人来说，“降低赋税”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好事情，任何有关减税的政策通常都会得到支持。但是，甚至连经济学家都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 问题：对一部分群体的减税，对于不符合减税条件的其他人来说，相当于是变相惩罚。诚如两位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的描述“由于补助金的来源 是增加赋税，那么，补助金政策可谓是对未能领取人的变相惩罚……减税 通常会很受百姓的欢迎，因为它们被冠以“减少赋税”的美名，但需要注 意的是，这些减税政策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通过上面的引文希望大家 注意到，无论你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怎样的公共服务（国防、医疗保障、公路、 养老保险等X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早晚需要筹集到一定数额的钱去为这 些公共服务买单。因此，对特定群体的减税政策，必定意味着那些不符合 减税条件的人将缴纳更多的税款。
让我们再来看看购房贷款利息的减税政策。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一 件好事，但如果换一种说法来描述，称为“租房者的罚金”，那么这个政策听起来就没有那么友好了。上面两种说法所表述的含义其实是相同的。 不难发现，“房屋抵押贷款应该享受税收优惠吗？”这种措辞方式会影响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冋答。“为了减少买房者缴纳的赋税，应该让租房者缴 纳更多的税吗？”这种提问方式又将问题的答案导向了相反的方向。与之 相类似，“对资本收益实行低税率”这种说法听起来比“对工薪族收取罚 金”更容易让人接受。
框架与个人自主性
我们对税收政策的主张仅仅会因为措辞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充分说明了个人的自主性会在认知吝啬鬼的淫威下缴械投降。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有权选择“框架”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们的决定。
研究者对决策领域中的“平等启发式”进行了深人探索。该领域有 一个经典实验，研究者对两组被试的行为表现进行了批判性比较。在情境 一中，被试面临的问题是分配某公司的利润给各位合伙人。在这家公司， 每位合伙人为公司创造的年度总收人各不相同，有些人为公司赚得的收人 远高于其他人。这组被试最常采取的分配策略是将利润平均分配给所有合 伙人。之所以采取平均分配方式，多数人给出的理性解释是“他们在一起共事”。
然而，从情境二被试的表现来看，这种分配依据实际上毫无理性可言。 在情境二中，被试也被要求为一家合伙人年度总收入各不相同的公司制定 分配政策，只不过这一次分配的不是利润，而是分配当年的支出（包括房 租、员工薪水等）。这一组被试在进行分配时，多数也采用平均分配原则， 也就是说认为每位合伙人的支出都相同。毫无疑问，在年度收人不同的情况下，合伙人的支出相同必然导致利润不同（利润=收人-支出）。第一 组被试将利润平均分配给合伙人的同时，即意味着各位合伙人的支出不同， 因为在年度收人不同的情况下，支出和利润不可能同时相同。有趣的是， 第二组中对支出进行平均分配的被试，他们给出的解释与第一组平均分配 利润的被试完全相同——“他们在一起共事”。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无论在决定利润分配（情境一）还是在决定固定支出是否公平（情境二）时，都未经过理性审慎的思考，而是选择采 用占用较少认知资源的“平等即公平”启发式加工。被试在研究中一味寻求“平等”，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中存在多个维度，而这几个维 度不可能同时相等。被试在问题框架的影响下，仅仅注意到了问题的其中 一个维度，并将其迸行了平等化处理。
毋庸置疑的是，那些使用“均分”启发式的人会自认为他们做出的社会决策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基于上述研究的设计逻辑，被试的行为结果表明，人们根本没有做出富有道德感的判断。仅仅是问题措辞上发生细微 的变化，就能够让人由一个平均主义者（情境一）变成《华尔街日报》社论专栏的坚定支持者（情境二）。这些研究结果再度支持了我先前提出的 警告，框架效应（以及其他认知吝啬鬼思维倾向）是对个人自主性的巨大 威胁。该实验以及麦卡弗里和巴伦的其他研究结论提示我们，那些提出问 题的人，也就是设置框架的人，才是实际控制你的政治经济行为的一方。
人们的选择偏好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那些有权力塑造环境，或是决定问题措辞方式的人），而非基于个体内部的心理特征及偏好，这个一 直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问题着实让人不安。由于绝大多数情境都可以基于多个框架，这意味着与其说人们有着稳定的个体偏好，不如说是环境的引导 方式不同，引导过程决定了所谓的个体偏好！
医学教授彼得•尤贝尔（Peter Ubel)研究了分配稀缺医疗资源时由 于过度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equality heuristic )而产生的非理性框架效应。 研究者让被试将100个活体肾脏分配给200个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病儿童。如果将200名患儿平均分成两组，每组100人，那么，绝大多数被试会将100个活体肾脏平均分配到两组中，每组50个。平等启发式用于 此处看似是合乎情理的。虽然研究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每组儿童的特征，但 有理由认为两组儿童来自于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医院、不同性别 等，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属性上存在差异。在尤贝尔与乔治•勒文施泰因 (George Loewenstein)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平等启发式加工似乎带来 了更大的麻烦。研究发现，在两组患儿的诊断结果不同的情况下，被试依 然会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研究中A组患儿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生存率 为80%，而B组患儿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生存率仅为20%。在尤贝尔 的研究中，超过1/4的被试仍然将活体肾脏平均分配到两组，A组50个， B组50个。这个决策将导致30个无辜患儿的死亡（如将100个肾脏全部 分配给A组，则将有80名患儿治愈生还；如果使用平等启发式加工，则 只能救活50名患儿)。
在我们开始谴责平等启发式之前，或许应该先听听实验中的被试是怎么想的，没准他们这么做有自己的理由呢？也许除了获救患儿数字之外， 他们还受到其他准则的约束呢？事实上，许多被试在解释自己为何进行平 均分配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为平等启发式加工辩护的常见理由有“哪怕 机会渺小，也应得到希望”“无论生存概率是多少，只要患者有需要，就 应该得到器官移植的机会”。这些听起来有理有据的辩词不禁让我们疑惑， 这些辩词究竟代表了被试的理性思考，还是仅仅是为他们使用平等启发式 加T：寻求一个合理化解释？尤贝尔为此设计了一个实验进行进一步的探 索，研究结论支持了后者。研究者将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按照病情的 严重程度从1到200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列出患者个体的名单，而不是 将其分成两组），“被试很乐意将器官分给排名前100位的患者……但是， 如果将排名前100的患者称为1组，而将排名后100的患者称之为2组， 很少有人愿意彻底“放弃” 2组。从该研究中我们发现，仅仅是“组”这 个字即可触发某些被试的平等启发式加工。这个研究结果也暗示被试之 前所说的“哪怕机会渺小，也应得到希望”实际上不过是将自己行为合理 化的一个幌子罢了，因为当那些“机会渺小”的患者没有被分为一组时，被 试压根没有想到“渺小与希望”的伟大道理。总之，启发式的问题在于， 它让我们的行为、观点和态度屈从于他人设定的框架，个体的立场会因 框架的变化而发生剧变。
翻手是云，覆手是风：框架效应研究
关于框架效应的发生机制，丹尼尔•卡尼曼认为“框架的基本原理是对给定表达方式的被动接受"。呈现给被试的框架好比是一个对焦点，被试在之后进行的思考或认知加工都是基于这个对焦点展开的，如果选择其 他框架进行重新对焦，会花费更多的心力。卡尼曼的观点一方面揭示了认 知吝啬鬼是框架效应背后的始作俑者，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免受框架效应影响的方法。
在研究框架效应的实验结束后，研究者会向被试说明实验的详细情况， 包括解释研究的真实目的，并展示任务的另外一个措辞版本。例如1在上 面税收政策的案例中，研究者会在实验结束后向被试一并呈现“生育子女 减免”和“不生育子女罚款”两个版本的说法。被试在同时看到这两个版 本后，几乎无一例外地意识到这两种称呼方式的本质实际上是相同的，他 们仅仅因为问题的呈现框架不同，而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犯了错误（与人 们的政治观点不一致)。这个研究提示我们，人们需要学会从多个视角思 考同一问题，学会习惯性地去打破框架，并由自己来重设框架。从实验后 情况说明的结果可见，一旦人们觉察到不同框架下的答案出现了不一致时， 就会采取措施试图解决不一致带来的失衡。由此可见，人们似乎意识到了 一致性的价值，然而，他们的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习惯性地不断制造视 角转移，凸显了思维过程中的不一致性。实验中的被试由于未能做到一致 性，致使自己屈从于框架效应，即违反了描述性不变原则，是人类选择模 式中的一种常见的非理性行为。
在探索框架效应的早期研究中，同一个问题不同描述版本的等价性非常明显，研究者只需给出一点提示，被试就可以立即意识到这种等价性。 当时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研究设计来自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早期工作5。请看 下面的决策1,阅读后请做出判断。
决策1:假设，美国正在准备应对一场不同寻常的传染性疾病，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预计达600人。科学家提出了两种会带来不
同后果的应对方案。如果采取方案A，那么200人将获救；如果采取方案B，有1/3的概率600人全部获救，有2/3的概率600人无一获救。你更倾向于选择哪一个方案？ A还是B?
大多数人面临这个选择时都会倾向于A方案——选择那个确定可以拯救200人生命的方案。这个选择没有任何不妥。但是，当将这个研究与另 一个相关研究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第二个研究中要 求被试（有时是同一组被试，有时是不同组被试，两种条件下结果相似） 再冋答一个问题。请阅读决策2,阅读完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决策2 :假设，美国正在准备应对一场不同寻常的传染性疾病， 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预计达600人。科学家提出了两种会带来不 同后果的应对方案。如果采取方案C, 400人会因疾病而丧生；如 果采取方案D，有1/3的概率没有人因此而丧生，有2/3的概率所 有人会丧生。你倾向于选择哪一个方案？方案C还是方案D?
当给被试呈现决策2中的阅读材料之后，多数人会选择方案D。由此 可见，针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受欢迎的是方案A和方案D。然 而，我们不难看出，决策1和决策2在本质上实际是相同的，它们是针对 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描述方式而已。方案A和方案C是等价的。方案C 中400人死亡也即意味着200人获救——与方案A完全相同。同样的，方 案D中2/3概率所有人会死亡与方案B中2/3的概率600人无一获救是同 样的意思。如果你在决策1中倾向于选择方案A，那么你在决策2中应该 选择与之等价的方案C。但是，很多被试因为问题的提问方式不同而做出 了不同的决策。
这个案例表明，被试在损失情境的收益与风险权衡中，是厌恶风险的。 在这场生命赌局中，被试认为决策丨中“确定可以拯救200人”这个方案 极具吸引力。与之相对应，在决策2中，“确定会有400人死亡”这个方 案看起来就不那么有魅力了。毫无疑问，在决策2中备受冷落的“确定 失去400人”与决策方案1中“确定拯救200人”两个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上述是一个有显著等价性的示例。当同时呈现给被试两种决策方案时，被 试认可两个问题的等价性，并认为对问题的不同措辞方式不应左右最终的 决策结果。正如我上面所讨论的，由于人们无法严格遵循描述性不变原则， 致使人们无法做到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er),即无法做到认知科学 家所定义的“理性”。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所提出的前景理论解释了框架效应发生的原因，该 理论也为卡尼曼赢得了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上面提到的传染性 疾病案例中，被试基于当前所处的既无损失也无收益的零点对后果进行编 码，这是前景理论的重要假设之一。另一个关键假设是，损失比收益的效用函数更为陡峭（朝负方向）,这就解释了人们为何会在预期盈利的赌 局中通常做出风险厌恶的行为。假如你我玩抛硬币游戏，人头朝上你给我 500美元，字面朝上我给你525美元，你愿意与我赌一局吗？由于潜在的 损失，多数人都会拒绝这个有利于自己的赌局，虽然这场赌局的收益会更 多，但在心理上损失被放大了。
让我们来看看尼古拉斯艾普利及其同事所做的一 系列研究。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在到达实验室时会收到一张50美元的支票。在向被试解释为何会收到这张支票时，一组被试得到的答案是“额 外津贴”，而另一组被试得到的答案是“学费退款”。艾普利团队预测，“额 外津贴”会在心理上被编码为从当前状态发生的正向改变，而“学费退款” 会被编码为过去财富状态的改变。研究者认为，相对于学费减免框架来说， 额外津贴框架会导致被试做出更多的即时消费行为。事实正如预料一样，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助手一周后再次联系被试询问这笔钱的去向时，“额 外津贴”组的被试报告这笔钱已经花光，甚至超支。在另一项实验中，拿 到支票后的被试可以以特惠价在大学书店（也售卖零食）内进行消费，与 上一个实验结果相类似，“额外津贴”组在店内消费金额更高。
身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艾普利，在2008年1月31日的《纽约 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与这些研究相关的时事专栏文章。2007〜2008年的 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想尽各种办法去刺激摇摇欲坠的经济。
为了刺激消费，政客一度想到实施退税政策（退税政策曾被用于2001年， 当时也是作为刺激经济的一种手段）。艾普利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如果政府的目标是希望民众增加消费，那么这笔钱应该被称之为“税收红 利”，而非“退税款”。一个“退”字，意味着曾经属于你的钱回来了，你 的财务停留在“维持现状”的状态。而前景理论预测你在“维持现状”时， 花钱的概率较小。但是，“税收红利”的说法意味着这笔钱是“额外增加的”， 即在当前状态的基础上增加了。相比之下，人们更乐意花掉这部分“额外 增加的钱”。通过对2001年减税政策的研究发现，人们仅仅消费了退税金 额的28%，如此低的消费比率，部分原因应归咎为“退”字的使用。
艾普利的文章表明，政策分析师应该熟识框架效应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与政客相比，广告商们充分意识到了框架的重要性。我敢肯定某商品的广告会标明“95%脱脂”，而不会说“含有5%的脂肪”。框架制定者对 其效用心知肚明。问题就在于你，作为框架的消费者，是否能够理解框架 的重要性，并且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决策者。
经济学家理査德•塞勒（Richard Thaler)讲述了若干年前信用卡行 业就现金和刷卡支付之间的手续费差额该如何称呼展开的激烈讨论。经过 讨论，最终决定使用“现金消费享有打折”，而不是“刷卡收取额外费用” 的说法。他们隐隐地意识到，任何额外收费都会使消费者在心理上编码 为损失，进而带来负面效应，而“打折”则会被编码为收益。由于收益的 效用函数比损失的效用函数更为平缓，从心理上放弃折扣比接受额外收费 更容易一些。当然，两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是完全一样的。信角卡行 业让人们将额外收费视为常态，进而使得信用卡收费更容易被接受。
框架能够轻易地改变人们的选择，这一事实有着巨大的社会应用价值。詹姆斯•弗里德里希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人们对 大学录取过程中釆取平权措施0态度的研究。研究者就在多所高校中取消平权措施并采取种族中立录取政策的后果，向两组被试呈现了不同的 统计描述方式。实验中所使用的这些统计数字都是真实存在并准确无误 的。一组被试是“比率组”，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如采取种族中立的 录取政策，黑人学生的录取率将由42%下降至丨3%，而白人学生的录取 率将由25%上升至27%。另外一组被试是“频次组”，他们收到的信息 是：如果采取种族中立的录取政策，黑人学生的录取数量会减少725人， 而白人学生的录取人数会增加725人。两组被试所接收到的统计数字是 等价的，只是使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描述同一件事情的同一个结果（设 置不同的框架）。“比率组”中两个比率之间的差异（黑人学生29%的降幅， 白人学生2%的增幅）则说明了高校申请者中白种人远远多于黑种人的 事实。
研究结果发现，“比率组”对平权措施的支持率远远高于“频次组”。 在“比率组”中，种族中性政策给黑人学生带来的损害（录取率由42%降 低至13% )似乎远远高于白人学生的收益（录取率由25%增加至27% )。 而在“频次组”中，强调“一一对应”这一事实，在平权措施的影响下， 每多录取一个黑人学生，即意味着有一个白人学生落榜。两个实验条件实 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相同的事实，选择不同的视角势必会影响对政 策的选择。
许多政见上的分歧实际上就是不同框架之间的抗衡，其实所有政党都 心知肚明，能够设置框架的一方，可谓不战而胜。许多改革者的战术就是向公众说明传统的观点通常是所有人都接受的默认框架。认知心理学家乔 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对隐含在政治术语中的框架进行了许多颇具 影响力的分析。他注意到乔治•布什第一任期内的白宫行政团队一直在坚 持使用“税收减免”一词。莱考夫指出，一旦这个术语被大众所接受，围绕着征税制度的争论就可以画上句号了。我们先来看看“减免”这个词。 莱考夫注意到，“既然有‘减免’的需要，则必然存在着重负，减免者为 大家移除了这个负担，因此成为大英雄。如果有人试图阻止这个英雄行侠仗义，那么这些人必然就成为带来苦难的恶霸。当减免被冠以‘税收’二 字之前时，结果的隐喻是：征收税款是负担，消除这个负担的人是英雄， 而任何试图阻挠英雄的人都是坏人！”大家众所周知的另一个例子是遗 产税。民主党希望人们称之为“不动产税”（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拥有不 动产），而共和党则希望人们称之为“死亡税”（意味着所有人在去世时 都会被课税）。
机会均等框架
如果人人都不当认知吝啬鬼，那么框架效应就没有可乘之机。无框架效应的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在决定所有事务时都完全基于真正的 是非曲直，在近期来看似乎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从个人角度来 看，不受框架效应制约，个人充分实现自主性的决策却是我们自己可以 掌控的。
框架效应是理性障碍的主要来源之一，因为人们被动地对给定框架做出反应的倾向性是独立于智力水平的。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此类研 究的方法论。框架实验以及大多数关于理性思维的实验，可以是被试间研 究设计，也可以是被试内研究设计。比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流行性疾病框 架问题，就是一个被试间研究设计，一组被试看到的文字资料是收益版本 (200人获救），另外一组被试看到的则是损失版本（400人死亡）。研究将 被试随机分配到两个情境中以确保两组被试的同质化，以及结果具有可 比性。而被试内研究设计，则是所有被试都需要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情 境作出自己的反应。通常这两个版本的情境是间隔一段时间呈现给被试 的，因此两个情境之间的关系并非显而易见。在被试内实验设计中，需 要进行平衡处理，即一半被试先看到收益版本，而另一半被试先看到的 是损失版本。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研究设计比较来看，被试间实验中的框架效应更为明显，因为在这种设计中，没有任何线索表明一致性正面临威胁。有趣的是，在这种研究设计中，框架效应的大小与智力水平毫无关系。当没有线索提示被试应该注意一致性问题时，实验中的高智商被试与低智商被 试一样都受到了无关情境框架的影响”。而被试内实验设计的结果有所不 同。被试内实验中的框架效应虽然不及被试间实验那么显著，但依然存在。 另外，在被试内实验中，框架效应的大小与智力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性相 关，高智商个体表现出的框架效应较小。
简而言之，当实验中有线索提示一致性受到威胁时（同时呈现同一问 题的两个框架版本），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高智商被试受到非理性框架效应的影响；但是，当没有线索提示时，他们就难逃框架的影响了。在这里 我们稍作停顿，请随我想一想上述关于智力水平的被试间/被试内研究带 来的启示。通俗点说，认知科学家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这个结论 的重要应用价值值得我们单独列出：
聪明人只有在被告知要怎么做的情况下，才会表现优异。
上面这句话非常适用于理性思维与行为领域。如果你告诉一位聪明人何为理性，也就是说，告知他们理性思维所需遵循的特定规则（如避 免框架效应、不要对已有知识过分自信、避免非可迁性等），然后再让 他们完成一个涉及该规则的理性任务，高智商人群比低智商人群在该任 务的表现上更加优秀。但是，如果在布置任务的时候，没有事先提醒被 试该任务将涉及的理性思维规则，也就是说，需要他们自己去发现问题 中隐藏的理性思维陷阱，在这种情况下，高智商人群与低智商人群的表 现无异。
在被试内实验中，智力水平与框架效应规避之间确实存有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显著性相关，但是这种相关性较小，给理性障碍留下了大量施展拳脚的空间。这就好比上一章中讨论的认知吝啬鬼特征——属性替换、生 动性效应、完全析取推理失败，这些特征无一和智力水平之间存在高相 关12。本章与上一章讨论过的这些认知特征对于理性思维和行为至关重 要，但是，任何智力测验都没有对其进行测量。如果现有的智力测验中 纳人了对理性思维的测量，那么人们的智力水平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 或下降。为何会这样呢？我们前面列出的实证研究证据表明——智力水 平与理性加工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极小。认知吝啬鬼的另一个标志性特征 也具有相似的智力无关性，即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我方立场信息加工” (myside proces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