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徐浪的朋友,大魔。
魔宙平时发个故事,总有人说吓人,晚上不敢看,白天再看。
那行,今天我温柔点,讲俩适合晚上看的「睡前故事」。
都是真事。
小时候,我喜欢在手腕上画表——指针、刻度,画功十分了得,邻居家小孩都说像真的。
我会装模作样地看表,跟隔壁流着口水的小姑娘说:“sorry啊,我没时间,你自己玩去吧”。
好像戴上手表,就能掌控时间,掌控自己,掌控别人。
在手上画手表
长大后发现,这仨哪样我都没法掌控——尤其是时间。
无论挥霍还是节省,它都同样流逝。我真正能「拥有」的,是一段时间里发生的事。
比如跟爸妈视频10分钟;刷半小时朋友圈;看3小时电影。
在这些「流逝」的时间里,我的体验和感受,才是我真正拥有的。
所以,我今天想讲的两个故事,都和时间有关。
第一个故事,来自一对殉情的情侣。
2006年,83岁的法国哲学家高兹(Andre Gorz),给妻子多莉娜(Dorine)写了本叫《致D情史》的“情书”,在书里,他深情的写到:
你就快82岁了。身高缩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你还是那么漂亮、有气质、令我心动。咱俩一起过了五十八年,但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高兹与多莉娜
法国人被这长久的爱情打动了,书很快就卖了2万多本。
随后,各路记者、摄影师登门拜访高兹夫妇,之前很久不联系的老朋友也开始联系他俩,更有很多年轻的恋人们,写信给高兹,想跟他学学“如何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秘诀”。
一年后的2007年9月,高兹拧开煤气,带着妻子一起告别了人世。
他们带走了自己的爱情,也留下了自己的爱情。
为啥这么说呢,我从1947年开始讲起。
那年,在朋友组织的party上,高兹遇见了多莉娜,当时多莉娜身边围了三个法国男人,都在用蹩脚的英语献殷勤。
英国姑娘多莉娜很漂亮,棕发浓密,肌肤像珍珠一样,细嫩有光泽。
高兹对多莉娜一见钟情,但他很羞涩,俩人目光相遇时,高兹心想:“我不行,肯定没机会”。
那时高兹还没出名,是个穷小伙,住在廉租房里,连床都没有,屋里只有一个用木板、砖头搭起来的书架,一张破桌子,一把破凳子,一个电暖器,还有一张60厘米宽的塌陷破沙发。
结果巧了,一个月后,在瑞士洛桑的大街上,高兹又遇见了多莉娜。
穷小伙给自己打了打气,走上前,说“咱俩去跳舞吧”。
多莉娜笑了笑,回了两个让高兹心花怒放的单词:why not。
高兹与多莉娜跳舞,后来这张图成了法文原版《致D情史》的封面
跳舞时,他俩聊了文学,聊了政治,聊了各自的家庭,还聊了猫,聊得非常开心。
于是他俩开始约会,最终走到了一起。
但俩人也有矛盾,高兹不想结婚,他对婚姻充满质疑,认为婚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固有习惯,把爱情变得法律化和社会化。
他甚至质问自己的女友:“咋能证明,十年二十年后,咱俩都变了,但这种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呢?”
多莉娜则给了高兹一个坚定无比的回答——
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
高兹还是犹疑,多莉娜提议,先分开一个月试试,然后高兹再做决定。
两天后,多莉娜离开瑞士,去了英国的朋友家。
朋友是个农场主,非常喜欢多莉娜,希望娶她。
但这时候,高兹反应过来了,自己爱多莉娜——他开始每天一封地给多莉娜写信。
高兹对婚姻的犹豫可以理解。
他是犹太人,16岁那年,为了躲避德军追捕,从奥地利逃到了瑞士。
1947年,他与多莉娜相遇时,离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只有2年时间,这些创伤,让高兹对现实毫无安全感。
在《致D情史》里,高兹坦诚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非法存在的逃难者,爱情是我的“避难所”,我不愿它被现实追上。想到婚姻现实的一面,我的内心深就充满拒绝。
由于高兹的信,俩人终于走到一起,并且步入婚姻。
年轻时的高兹和多莉娜
婚后,他俩去了巴黎,生活非常不易,但多莉娜一直在支持高兹写作。
高兹每晚写到凌晨2、3点,多莉娜每天早上8点出门工作,一般她回家吃午饭时,高兹还没起床。
但她从没抱怨过,反而鼓励高兹:你的生活就是写作,赶紧写吧!
丈夫不赚钱,多莉娜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她啥活都干,去剧团演出,还去当英文老师,后来又给一个失明的女作家当秘书,甚至还去给画师做肖像模特,给英国小学生旅行团当导游。
与此同时,高兹因为要延长在巴黎的“暂住证”,也必须去工作。
他去应聘办公室文员,失败;应聘保险推销员,失败;好不容易经自己的老师、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Sartre)介绍,找到了一份翻译小说的工作,但只干了6个星期,就没活了。
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当上了《巴黎新闻》的记者。
《巴黎新闻》编辑部每天会收到约40份报刊杂志,却只有俩记者处理这些庞杂的信息。
这时候,多莉娜再次站了出来。
她经常来编辑部,一边帮高兹分析英文报刊里的信息,一边帮高兹做剪贴和整理工作。
她的英式幽默让高兹在老板面前,挣了不少分,而高兹也在工作中慢慢积累了很强的能力。
在《致D情史》中,高兹写道——
感谢你日复一日维护整理的十多份卷宗,不管是什么主题的,我都能在一个晚上写出报纸的一整张版面。
高兹的生活和事业慢慢步入正轨,1954年,他加入法国国籍,1958年,他的第一本论著《叛徒》顺利出版,由萨特做序。
夫妻二人住在巴黎的圣莫尔街区,每晚都有很多朋友来家里聊天、喝酒、高谈阔论,既有记者、编辑等同行,也有政治家、外交官、社会活动家等。
有朋友警告高兹:“你得小心啊,你的妻子越来越漂亮了。我都想追她了。”
但这不是问题,他俩根本无法离开彼此。
中年时期的高兹和多莉娜
1973年,俩人结婚第24个年头,多莉娜生病了,常常偏头痛,痉挛发作,在吃了医生开的镇静药后,会变得非常消沉,甚至哭出声来。
经过检查,多莉娜得了蛛网膜病变。
之前多莉娜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把碘油注射进了脊柱里,医生做手术前拍着胸脯保证:“这物质10天后就会没有的”。
但8年后,碘油并没消失,一部分升到了多莉娜的脑颅中,一部分在颈部形成了包囊。
蛛网膜病变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瘫痪,且没有治疗方法。
多莉娜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并没消沉,开始学习瑜伽,希望用瑜伽来排遣病痛,并且和一个国际病友互助组织取得了联系,互相交换信息和建议。
有段时间,多莉娜痛到昏迷住院,高兹守在多莉娜身边,做了一个决定:60岁就退休。
多莉娜的坚强也改变了高兹:“我在做饭做菜中找到了乐趣,我热衷于找寻帮你恢复体力的绿色食品,热衷于订购医师推荐的权威制剂”。
两人互相陪伴,又在一起对抗了生活三十年,直到2007年,他们决定,打开煤气,一起携手,共赴天堂。
在《致D情史》的最后,高兹写道:
在夜晚,我有时会看见一个男人的影子:在空旷的道路和荒漠中,他走在一辆灵车后面。我就是这个男人。灵车里装的是你。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大口瓶。
然后我醒了,我守着你的呼吸,我的手轻轻掠过你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
老年的高兹与多莉娜
从年轻时的怦然心动到年老时的相依相守,最后以生命终结作为结束。
在时间维度上,这场爱情长达58年。
第二个故事要短得多,是我和徐浪共同朋友大陆的亲身经历,属于他的“惊魂半小时”。
2007年5月31日,凌晨12点半,我的朋友大陆站在瑞士的盖米山上,面前是一条1.2米宽,25米长的悬崖,上面积满了浮雪。
只要一步踏错,他就会掉入两侧400米深的崖底。
令人绝望的是,为了活命,他刚才花了半个小时,才通过这条25米长的悬崖。
现在,同样为了活命,他需要走回去。
他为啥陷入这样的绝境,得从前一天说起。
大陆是个极限运动爱好者,到现在玩了20年了。
2007年5月30日,27岁的大陆和朋友老段,一起去了瑞士的洛伊克巴德,准备夜爬附近的一座雪山——盖米山。
两人到盖米山下的时候,时间是晚上六点半。
正常情况下,晚上10点钟,他们就能爬到山顶,翻过山顶有一个湖,他俩准备在湖边露营,住个三四天。
这片山背后就是大陆和老段要扎营的湖
没想到,俩人刚开始爬,就遇到了一个封山的指示牌,过了一会儿,又遇见一个。
老段跟大陆商量:要不咱甭爬了,都封山了。
大陆说:怕毛啊,又没下雨。
大陆在做登山日志
老段拧不过大陆,俩人继续往上爬,一个多小时后,忽然变天了。
雪越下越大,啪啪砸在大陆和老段的脸上,渗进衣服和鞋里。
大陆看了眼表,感觉再有俩小时就能登顶,决定不回头,继续往上爬。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俩人爬山时,想着天也不冷,就没准备手套。
现在顶着鹅毛大雪爬山,手冻得够呛,只能从登山包里翻出为露营准备的袜子,当手套用。
戴上袜子的手,相当不灵敏,但接下来,他们很需要灵敏一点——俩人爬上了一个悬崖,非常窄,一米二左右的宽度。
因为暴风雪,一米二的悬崖两侧,延伸出很宽的雪壳,看起来宽了许多。
但这些雪壳下面是空的,只要一脚踩上去,就会掉入400米深的崖底。
一路上基本都是这样的路,那段小路大陆没顾得上拍下来
所以,大陆和老段在穿过这段悬崖时,除了需要小心不滑倒外,还要注意每一步都踩在1.2米之内,不能踩在雪壳上。
此时的雪,都没到膝盖了。
俩人踩进雪里,脚下全碎石块,碎石块下面是泥和水,非常滑。
走到一半,大陆后悔了,想回头,但他发现,根本没有回头的机会。
登山杖扎在湿滑片状岩上,摩擦力很小,大陆负重大,没法转身——只要一转身,就容易失去重心,摔到悬崖底下。
他很绝望,但又有强烈的求生欲。
俩人咬着牙,一步步地向前挪,身上每一寸肌肉都保持着紧绷的状态。
两个人都忘记了时间,等再回过神,竟然奇迹般通过了那条“夺命斜坡”。
短短的25米斜坡,俩人走了将近半小时。
过了这段最危险的路,俩人缓了口气,继续往上爬。
爬到800米左右的时候,大雪已经淹没到胸部了。
900米时,俩人停下了。
他们意识到,这么大的雪,如果还继续往上爬,就是找死。
雪本身不紧实,拿着登山杖戳来戳去,随时可能有一块就掉下来,把人带下去,900米高,蝙蝠侠都够呛能活下来。
于是,大陆决定,放弃登山,回家。
但这意味着,刚才那个有1.2米宽25米长的“夺命悬崖”,还要再走一次,而且这次是下山,更危险。
这段外延的雪下边都是空的,踩上去就会掉下悬崖
大陆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靠大自然的力量。
他们躲在雪窝子里避风,喝了杯热咖啡,熬到2点多——凌晨2、3点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悬崖上的雪被冻实,比之前硬很多。
俩人踏上变硬的悬崖,有惊无险地走了过去,等回到洛伊克巴德时,已经凌晨4点多了。
从山上能看到洛伊科巴德
老段都累坏了,赶紧提议:咱整个帐篷对付一晚吧,别走了。
但大陆经历生死后,只想回家——即便不能回到国内的家,也要回到在瑞士的家,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感到安全。
于是俩人扛着包,继续下山,一直到早上7点半,走了20多公里的山路,才到了山脚。
整个登山时间13小时,比他们预计的登顶时间,多出九个半小时。
回家后,俩人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三天。
悬崖上的30分钟,让大陆一生难忘。
从雪山回来后,每年大陆都会带母亲旅游一次。
他说,中国人总说「父母在,不远游」,自己已是远游之人,能花更多的时间陪陪父母,即使不在身边也多打打电话,比什么都重要。
像我开头说的,时间的价值由人定义。
生死30分钟,时间虽短但足够刻入人生,让大陆重新定义了自己时间的价值。
高兹也是,他与妻子的爱情,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用58年的时光,定义了爱情的价值。
如果你坚持做一件热爱的事,投入的时间就更有价值;如果你愿意把时间留在所爱之人那里,也就更有价值。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忙,因为时间被生活切得粉碎。有时会忙到半夜,回家却舍不得睡下,觉得自己的时间好像“少了”。
我觉得自己掌控不了时间,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大陆告诉我,他在瑞士时,经常去一个叫汝拉山谷的地方,这里除了风景很好,还是个「时间」的诞生地,很多世界顶级名表都在那里诞生。
汝拉山谷
在这些品牌中,宝珀BLANCPAIN是他最喜欢的。
那些以淬炼一生为己任的制表师,用极限的挑战,极致的坚持,完成了近乎不可能的跨越,成就了世界顶级腕表品牌。
宝珀制表师
宝珀这品牌,对时间充满了敬畏。
1735年,也就是乾隆皇帝登基的那一年,宝珀BLANCPAIN手表诞生,是世界上最早注册的钟表品牌。也在这一年,腕表界从匠人时代过度到品牌时代,由宝珀开启。
200多年后,宝珀以故宫为主题定制了枚名为“宝珀乾坤卡罗素”的特制腕表。
而到现在,宝珀已经走过了284年,不但成就了世界顶级腕表品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坚持」——
无论工业如何发展,市场怎样变化,宝珀都始终坚持机械之美,只做纯机械表,永远专注于机械表的品质。
机械之美,是历史沉淀的工艺美。正如电子书出现,但书籍永远有其不可替代之美;批量生产的照片,永远替代不了独一无二的绘画。
对每一款产品的工艺,宝珀要求都是统一的最高标准,不管是打磨的等级、刻度,还是摆陀的贵金属选择等。
更重要的是,每一块宝珀表的机芯,都坚持只用自产的顶级机芯。
每个机芯只由一位制表大师自始至终组装完成,且在各个边缘都做了圆润的镜面打磨,细致入微。
每一个零件都经过国宝级匠人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极致打磨。
可以说,宝珀腕表每一秒的滴答声里,都饱含着大师心血。因此,才有了“天地良心珀”的美称。
比如金雕,本是传统钟表的手工艺,雕刻师用在表盘或夹板的方寸间雕琢出纹饰与图案,让钟表成为艺术品。
宝珀使用特殊金属镶嵌工艺,细致的雕刻、锤击嵌入,并在细微处做抛光处理。一名金雕师,常常几个月只对一只表进行技术加工。
比如,宝珀花了7年时间,研发了一款“中华年历表”。中国的生肖、天干地支、五行等元素均融入一枚手表中。
对传统工艺和品质的坚持,让宝珀的284年更有价值,也让每一个拥有宝珀表的人能和时间真正做朋友。
这种返璞归真的坚持,在仓促虚浮的时代,恰恰是一种创新。所谓创新即传统,才能历久弥新。
记得古希腊先哲有个说法,时间本身不好也不坏,不做什么也不破坏什么,掌控时间就是完全沉浸在所做的事里,甚至不期望去成功。
每时每刻,动用你所有的专注力,做你手头的事,就像每个动作,是最后一个动作。
这就是58年爱情相守,和30分钟坚韧生命力背后的力量,也是近三个世纪的宝珀BLANCPAIN给我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