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X侵的日本女孩，胜诉了
伊藤诗织。
听到这个名字，
相信许多人都非常陌生。
她生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
她曾是日本一位极其普通的女性，
却最终成了撼动全球的「女英雄」。
4年间，
无数人问遭受性侵的伊藤诗织，
为何你不惜粉身碎骨，
都要成为与国家对立之人？
她每次都坚定地回答——
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
不愿生在这片土地的女性，
继续承受不该有的痛苦。
伊藤诗织胜诉了。 2019年12月18日东京时间10点51分。
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宣判：
原东京TBS电视台，著名记者山口敬之赔偿伊藤诗织330万日元。 判词中明确指出：
山口敬之在明知伊藤诗织处于酩酊大醉状态，未征得伊藤诗织同意下，强行发生了性行为。
图：山口敬之 AmebaTV新闻发布
宣判结束后，伊藤诗织与律师团队走出法院，高举 「胜诉」 纸幅。 法院门口前，大批媒体与围观群众将伊藤诗织一行人重重包围。 闪光灯的声音，群众欢呼呐喊的声音，还有喧闹的讨论声，让现场一度陷入混乱。 突然，一声巨大的鼓掌声响起。 随后，络绎不绝的掌声响彻全场。
图：伊藤诗织团队胜诉新闻画面
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在伊藤诗织的坚持下，终于迎来了“胜利”。
但伊藤诗织却说： “我现在心情很复杂，这次判决给案件画下了句号，虽然胜诉了，但并没有减少我受到的伤害。” 从她决定以真面目走向大众时，她便开始了孤独的战争。 她独自站在家庭、女性、政府，乃至全日本的对立面。 她成为了日本之耻。 最终，她用实际行动，撼动了日本110年未曾修改的《强奸法》，同时掀起了日本#Me too#运动热潮。 但多数人只看见胜利，却不曾看见她经历的伤痛。 胜诉对伊藤诗织而言，不过是一种安慰。 而与这段可怕的性侵经历的战争，她将要耗费终生，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胜利。
第一次知道伊藤诗织，是在BBC的纪录片 《黑箱：日本之耻》 。 当时，伊藤诗织正向山口敬之提出刑事诉讼。 她接到BBC的邀请，希望能陪伴她记录整个过程，将她的声音带到国际。
图：《黑箱：日本之耻》里接受采访的伊藤诗织
因为，她想告诉世界，受害者从来没有“完美形象”。
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性侵的亡魂。 图：《黑箱：日本之耻》伊藤诗织回忆被性侵情形
图：《黑箱：日本之耻》山口敬之的狡辩和威胁
次日早晨，让伊藤诗织更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山口敬之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给她打来电话。 “我这儿有个黑色化妆包，是你忘记的吧？” “我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哦，那也许是别人忘记的。签证的事儿，我回头再联络你，拜。” “好的，我明白了。失礼了，再见。” 挂了电话后，伊藤诗织陷入更深的恐慌。 她居然跟随着山口敬之的节奏，也像一个没事人那样，结尾还用敬语回应他。 她懊悔不已，甚至认为自己“疯了”。 那时，她还不知道，她患上了 解离症 。 患上解离症的患者，在痛苦发生时，身体会无法动弹，行为无法表示拒绝。
在痛苦发生后，会迅速进入抽离状态，以此逃避痛苦的感受。 斯德哥尔摩强奸救助中心调查显示，有70%的性侵受害者在经历性侵事件时，都会患上解离症。 伊藤诗织在性侵发生时，因为恐惧，抵抗得不够激烈。 在性侵发生后，因为逃避，又与山口敬之进行了正常对话。 这两点，不仅让她错过了最佳的报警时间，也让她在后续的控诉中，吃了大亏。 5天后，她终于在朋友的鼓励下，走进了警察厅。 然而，迎接她的却是另一个炼狱。 为了让山口敬之获得应得惩罚，她在长达4年时间里，翻越了重重大山。 但这些本不该是她需要经历的。
2013年，联合国药物犯罪调查局曾做过统计，全球各国每10万人口当中，发生性侵案件的件数：
排行第一的是瑞典，高达58.5件。 而日本，则排在87位，仅有1.1件。 日本对外宣称，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国民生活方方面面都能兼顾得当。 但在“安全”的面具下，是没有性暴力文化的观念。
图：伊藤诗织一席演讲
日本的性文化极其开放。 直到2017年，《强奸法》修订前，日本的色情刊物与鸡蛋、饮料、便当、日用品等，公开展放在便利店最显眼处。 而且，只要来到日本，你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男性都会公然谈性。 他们知道，哪里能找到最好的色情服务，但即便不找，走在特定区域，都能发现满街都是色情服务的宣传。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伊藤诗织的社交平台全是谩骂
最致命的是，人们对于性暴力行为的界限，十分模糊。 日本NHK电视台曾面对全国，做过一个关于“性行为同意界定”的调查。 调查里有这么一道问题：以下哪种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你已”同意上床“？ 结果让人震惊。 11%的人认为，两人单独用餐便是“同意”； 23%的人认为，两人单独乘车or穿暴露的衣服便是“同意”； 27%的人认为，两人单独饮酒便是“同意”； 35%的人认为，喝到烂醉便是“同意”。 也就是说，生活里几乎2人单独行为，在许多人看来，都带着性暗示。
图：伊藤诗织一席演讲
而导致这种思维诞生的根源，是日本性文化的匮乏。 伊藤诗织讲过，她从小不曾接受过正常的性教育。 她认知里的性教育，就是上生物课时，男女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教室，学习同性的身体结构。 更可怕的是，更多青少年是在色情刊物里，学习性知识。 刊物里传授的，是畸形的性观念。 比如：不同意就是同意。 再比如：反对是矜持。 甚至是：性的最初都需要强行执行。
图：《黑箱：日本之耻》
而受害者也认为，那就是该承受的。 所以，当伊藤诗织想要争取自己的权益，让伤害自己的人得到应有惩罚，她便站在日本性观念的对立面。 她的公然呐喊，成了日本最大的耻辱。
一个性侵受害者，在不同国家经历的故事，是截然不同的。 全球性侵案件爆发数最高的瑞典，有一家全球最大的 “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 ，位于著名的斯德哥尔摩南综合医院。 这个中心是全年365天，24小时开放。 每一个受害者，只要来到中心，都会进行两件事。 一是收集物证。 中心人员在了解受害者经历后，就会按照侵案件标准，替受害者收集相关物证。 物证保存时间，是6个月。 他们知悉受害者在当下的情绪，难以做出正确决定。 所以，他们尽最大可能帮助受害者，并且为受害者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 二是心理辅导。 受害者经历性侵后，多数会产生解离症，而解离症后续会演变成创伤后遗症。 严重的心理打击，需要专业人士的疏通。 茫然无措的心态，更需要专业人士的指引。 所以，在性侵发生后的第一线，紧 急救助中心便是受害者唯一的依靠。
图：伊藤诗织一席演讲
中心环境很简陋，就像普通的心理咨询场所，中心人员年龄偏高，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姨。 让人心寒的是，即便鼓起勇气联系救助中心，问题也不会得到妥善解决。 由于中心每个时段只有一个人值班，所以受害者必须自行前往中心，才能进行沟通。 中心每年会接到约6000个求助电话，但最后来到中心的，只有100个不到。 当时，刚从酒店逃跑出来的伊藤诗织，就曾联系过中心。 因为，她不能马上前往中心，所以中心拒绝提供有效解决措施，就连要去哪家医院取证，哪家警察厅报案，都得不到答复。 最致命的是，救助中心只具备沟通功能。 在那里，既不具备医疗设备帮助受伤的受害者，也不具备收集物证的“性侵检测工具”。 但就算是这样残酷的救助中心，在日本寥寥无几。 直到《黑箱：日本之耻》纪录片播出后，日本政府才将在全国各地建造救助中心，排上日程。 图：《黑箱：日本之耻》救助中心工作人员要求不出镜
另一方面，是警察系统缺乏人性化。 伊藤诗织鼓起勇气报警后，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因此变好。 她去到警察厅，希望能与女警沟通。 但警方却直截了当拒绝，并用不耐烦的语气，询问她有什么事。 无可奈何的伊藤诗织，只能如实说明自己被侵犯了。 之后，在她的再三要求下，终于见到一名女警。 然而，当她声泪俱下，将自己痛苦的经历告诉女警后，女警却告知她：“我是交通部门的，不能帮你立案，我叫男同事过来，麻烦你再详细告诉他一遍经过。” 是的。 一个可怕的现实是，在拥有259500名警察的日本警察系统中，只有8.1%的女性。 也就意味着，当性侵受害者经过一番思想挣扎，终于决定要将加害者绳之於法时，她将要面临一个艰难挑战：跟异性警察袒露和重现被性侵的经历。 这无疑是残酷的“二次侵犯”。
图：《黑箱：日本之耻》
但即便受害者熬过了被反复检视，强压询问，还有案件重现，要将加害者定罪，仍遥遥无期。 因为，在日本如果要将加害者定罪，还需要一个关键的程序，那就是： 证明自己已受害。 在伊藤诗织事件发生前，日本的《强奸法》上一次修订，已经是1907年。 法律条文清楚列明，在性侵案中，受害者需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才能成立：
受害者有拒绝的反应；
受害过程中，需要有激烈反抗；
如果受害者与加害者认识，法官多数不会认定强奸成立；
如果受害者喝醉了，那就难上加难。
图：《黑箱：日本之耻》
伊藤诗织报警后，接手她案件的其中一名警员，曾多次劝说她“放弃控诉”。 因为，几乎不可能控告成功。 一方面，伊藤诗织并不符合“完美受害者”的设定。 她与山口敬之相识，两人关系不错，并且有过良好的沟通和相处，伊藤诗织甚至想要进入山口敬之所在的新闻局。 另一方面，山口敬之在日本很有威望。 他是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同时也是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记者，与安倍私下也关系亲密。 当时，调查伊藤诗织性侵案的警察厅已经下达了逮捕令，准备前往逮捕山口敬之。
但在出动后却被告知，此案不予建立，所有人员都要停止调查。 最终，伊藤诗织刑事诉讼山口敬之，也落败了。 伊藤诗织绝望透顶。 她不愿承认，自己必须就此作罢。 然而，现实摆在眼前，她几乎无计可施。
图：《黑箱：日本之耻》
庆幸的是，伊藤诗织并不是传统日本女性。 她从小就到处游学，接受的是国际教育。 为了达成记者梦，她不顾家人反对，一边工作一边攒钱留学。 她不是温室里的花，而是野蛮生长的野草。 而她也清楚，势要胜利不仅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更是为了确定真实的价值。 于是，在刑事诉讼落败后，她继而准备民事诉讼。 她必须要让山口敬之得到惩罚。
随着伊藤诗织案件的发酵，它的影响逐渐走向国际。 许多国际媒体都向伊藤诗织伸出援手。 与此同时，日本舆论却一再扭曲伊藤诗织，将她塑造成 “日本之耻”。 公开节目中，一名知名漫画家用伊藤诗织作为原型，创造了“枕营业”女郎的故事。 “我画了副画，描绘了一名漂亮的女性，通过与人上床获得了份工作。请小心落入这类女子的圈套。” 节目所有人听后，都哄堂大笑。 而且，大部分是女性。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黑箱：日本之耻》
图：《黑箱：日本之耻》
所以，当伊藤诗织打破了这层沉默。 她不仅是在拷问日本的制度，更是在嘲讽日本女性多年来的忍辱负重。 这使得，伊藤诗织成为了大部分日本女性的公敌。 她们不愿被揭穿。 更不愿承认，自己曾经信仰的规则，竟是错的。
伊藤诗织在胜诉后，曾说： “即便胜诉不能让我的伤彻底疗愈，但我一想到，有许多像我一样遭遇的女性，她们不敢站出来，甚至认为自己是错的，我就感觉，我必须为她们，为改变这一现实，做一点事。” 抱着这样的信念，她站出来了。 她希望告诉全日本女性，“性侵”是她们不该承受的。 图：街头路人鼓励伊藤诗织
伊藤诗织的行为，引起了日本女性的连锁反应。 在人际关系冷漠的日本，鲜少看到相识的人，会在街头互相攀谈，更别说是陌生人。 如今，伊藤诗织走在街头，却频频有女性跟她搭话。 她们敬佩她。 她们鼓励她。 她们因她而觉醒。
图：《黑箱：日本之耻》
这种反应甚至影响了整个日本，甚至国际社会。 世界看到了她们。
受辱的各国女性也听到了她们的声音。
于是某些改变，也正在酝酿...... 女性的觉醒，在女性自己。 女性的救赎，也在自身。 这条路虽远。 但只要开始，我们就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