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385年-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以字行于世，小名客儿，世称谢客。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旅行家。
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 )，生于会稽始宁(今绍兴市嵊州市三界镇)。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秘书郎谢瑍之子。东晋时世袭为康乐公，世称谢康乐。曾出任大司马行军参军、抚军将军记室参军、太尉参军等职。刘宋代晋后，降封康乐侯，历任永嘉太守、秘书监、临川内史，元嘉十年(433年)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年四十九。
一个曾出身高贵而且爵禄在身、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竟然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说起来真是令人叹息。
谢灵运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工诗善文,盛名早著。这些都规范和锻铸了谢灵运高人一等、傲视万物的性格。他有与生俱来的爵禄,有前有湖、后有山的田庄,富比王侯,诗誉远广,名动京师。
与此相反,后来废东晋建宋的刘裕,则出身寒微,而且曾经是谢家掌管的“北府兵”的属员。矛盾和冲突就在这里产生了。出身高门望族的谢灵运,在东晋刘宋易代之交,竟然戏剧般地成了曾是本族下属的刘宋皇帝的臣子。对这样一个新皇帝,谢灵运从骨子里是瞧不起的。因而他与刘裕的对立和敌视以及他对新政权的鄙视,就是势所必然的了。
公元420年,刘裕践帝位,拉拢旧士族中的某些人为新政权服务,谢灵运被起用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刘裕此举,不过是做做样子,内心却只把谢灵运视作文学侍臣。
与此同时,却在登位诏书里毫不客气地宣布:“……康乐公可即封县侯”,使谢灵运承袭的康乐郡公被削降为县侯,食邑由二千户减为五百户。这对谢灵运来说,无疑是既丢面子又伤实惠的沉重一击。不难想象,仇恨的种子也从此种下了。
问题很清楚,一方面是刘裕不买谢灵运的账,又拉又打,杀鸡儆猴。另一方面是谢灵运根本看不起刘裕,既顺又逆,不甘屈就。因此,谢灵运在时移主易的情况下,做出了一桩又一桩糊涂事儿。
刘裕在位时,他因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转而投靠刘裕次子刘义真。不料在政治集团斗争中惨遭打击,只好远离京师,到永嘉(今浙江温州)去作太守。永嘉一年,荒废职事,整日以游山玩水为务。
文帝刘义隆执政时,被征为秘书监,“令灵运操《晋书》”。谢灵运对文帝交办的撰史工作,始则敷衍应付,“粗立条流,书竟不就”,终则“称疾不朝…,,…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同样以游山玩水发泄对朝廷的怨恨。后来以患病为由,告假东归。
闲居期间,谢灵运又役使奴僮门生,凿山浚湖,扩大耕地,兴修水利。不料遭太守孟顗弹劾,以“灵运横恣,百姓惊扰”为辞,上书朝廷“表其异志”,并调兵遣将,声称防备灵运反叛,后虽经谢灵运赴京辨明实情,未曾治罪,却也不再放归会稽而滞留京师。
不久,文帝又假作施恩,任命他为临川内史。临川任上,灵运不励精图治,“在郡游放,不异永嘉”,结果很快又被有关当局参奏弹劾。
一次次对抗,一场场较量,谢灵运终于不顾一切地走上了兴兵反叛的道路。山阳赵钦行盗被捕,供出灵运“给钱令买弓箭刀盾等物……”至此,一切的一切都了结了,正值英年的谢灵运在广州被送上了断头台。
谢灵运临死作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凄凄凌霜叶，网网冲风菌。邂逅竟几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
赵维寰在《评陶渊明集序》里叹道:“灵运浮沉弹代,袭爵康乐,晚乃自悔,有韩亡秦帝之语,博浪未锤,身名并殒,以堕家声,惜哉!”
《宋书》中关于谢灵运的评价,具有代表性的如“为性褊激,多愆礼度”,“谢灵运志凶辞丑,不臣显著,纳受邪说,每相容隐”等等。
总括起来看,谢灵运的命运悲剧,既有政治、时代的原因,也有其自身性格的原因。他心高气盛,不懂进退之术,又值江山易主,心灵失衡。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使他一生团团如磨牛,动辄得咎,进退失据,少乖巧而多乖戾,或以言或因行,在时时处处显露对新朝不满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把自己全部性格的、命运的缺陷和悲剧展露在皇权面前。人家迫害他,他也确实授人以柄,其结局当然可想而知了。
汉魏六朝八百年间,若就诗而论,其中翘楚当非陶渊明、谢灵运莫属。陶渊明为中国古典诗坛田园诗的鼻祖,而谢灵运则为中国古典诗坛山水诗的先锋。就整个中古时期而言,陶谢二人可谓双峰并峙,两水分流,春兰秋菊,各有千秋。然陶渊明得善终,而谢灵运英年获诛。
唐代刘禹锡的一首凭吊兴亡的《乌衣巷》诗,大概更令人替灵运感到悲哀吧:“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