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份第二篇更新。
朱翊钧，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1572年——1620年）
谥曰：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上庙号：神宗皇帝。
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明朝国立。
公元1572年（隆庆六年），隆庆皇帝崩，万历皇帝即位，张居正开始改革，明朝立国204年。
公元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卒，年57岁。
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一代名将戚继光卒，模范官僚海瑞卒，万历怠政开始。
公元1616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公元1618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万历皇帝崩，泰昌皇帝即位，明朝立国252年。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朝亡，立国276年。
从张居正卒到大明王朝灭亡，历时62年。
从万历十五年到大明王朝灭亡，历时57年。
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开始到大明王朝灭亡，历时26年。
从万历皇帝驾崩到大明王朝灭亡，历时24年。
赵顼，年号熙宁，元丰。在位18年，（1067年——1085年）
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
上庙号：神宗皇帝。
公元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变法开始。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北宋国立。
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灭亡，北宋立国167年，南宋开始。
我们不难看出从北宋建国到王安石变法，立国109年。
从王安石变法到北宋灭亡，一共用了58年。
1.神宗皇帝
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农耕大帝国来说，皇帝无论是个人，还是做为一种制度，都是处在核心地位的。那么我们就从皇帝开始谈起。
很多人都有所了解，棺木作为入土为安的归宿，是很重要的，很多老人会为自己精心挑选寿木，中国人大概是很讲究生前身后事的。棺材大致可以看做是长方体，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就和棺木有关，棺材可以看成有三块长的寿木和两块短的寿木组成的，在日常中，我们看到凶险的事情发生，我们总会说要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不对啊，长方体，不应该是六个面儿嘛，那应该是六块才对啊。这是因为三长两短谈的是生前事，而举足轻重的最后一块寿木，讲的是身后名，叫盖棺定论。作为皇帝这项工作当然更加不能马虎大意了。我们看到两位神宗皇帝的谥号都是美谥，极尽赞美之词，我们看不出任何端倪，而他们的庙号却别具一格，大可让我们看看其中的奥秘所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庙号神宗皇帝的，大概也就是这两位了。一位宋神宗，一位明神宗。宋神宗在位，有王安石变法。明神宗在位，有张居正改革。我们不难看出，两位神宗何其相似啊，王朝很快走向了灭亡的边缘。
难道只是巧合嘛？何谓神宗？
周公谥法第一句就是： 民能无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归根结底一句话：无法评价。
既有美好，又有不足，真的让人无法评价。作为宋神宗一朝最大的政治事件王安石变法，有人说为北宋续命了58年光阴，也有人说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日渐水火，北宋在短短58年后就走到了尽头。明神宗的前十年，既有张居正改革，又有万历中兴。随着张居正亡故被清算，我们要记住这个神秘的而平常的一年——万历十五年前后，内部环境国本之争、党争、万历怠政一触即发，外部环境女真崛起，从万历十五年到大明王朝打烊关门也不过57年。这两位神宗皇帝是不是有着惊人的相似度啊，这样的皇帝怎么评价和盖棺定论的，庙号神宗大概再合适不过了吧。王安石变法在之前文章已经说过了，暂且不说。现在只说万历皇帝一朝的事情。想要揭开万历十五年的不寻常，我们先从张居正说起。
2.世间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改革无疑再给这个立国200多年的开出一剂猛药，救命良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万历皇帝的勤政，一度回光返照，史称万历中兴。1782年，惊为天人的张居正不幸病故，而张居正改革也走进了故纸堆，文官集团集体清算、反张运动进入高潮，看清楚冷暖的万历皇帝，随之心灰意冷，万历十五年，万历怠政成为了中心词汇。而张居正只是作为一个令人兴奋的题目，而真正关心张居正所做的一切，恐怕极少，一提起他的名字，就能引起文官集团的愤怒，可以利用文官间对故太师反感，排斥他所接近的人。那么张居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文官集团又有多可怕呢？
先说张居正，我引用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里评价张居正，在恰当不过了。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名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世间已无张居正。
作为如此强人张居正，这一剂药，确实下的猛烈。大明王朝，已经运转了200多年，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道德的重要性是溢于言表的，道德至高无尚，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某些时候可以代替行政。归根结底，技术问题和道德问题不可分离。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形成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就会上升为道德问题。问题很严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张居正死后，即遭到文官集团的清算，张居正改革，昙花一现般的强心剂，戛然而止，文官集团不可避免的伤痕累累。这一大嫌隙能否修复呢？我们来看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
3.首辅申时行
1583年，申时行成为内阁首辅。王世贞在《内阁首辅传》中，这样评价到：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崖，不树异帜。很显然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么刚猛，选择了一条温和的道路，依靠他多年人事经验，他深知我们帝国的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成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力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很显然，和农民的合作是不可能的了，合作的对象只有文官集团了。可以想到没有和文官集团合作，不然办任何事情都行不通。申时行及时调整了之前的一贯方针，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限度的发挥文官集团相互信赖与和谐，鼓舞士气，发挥精神力量。申时行拿出了很好的诚意。虽然他提倡诚意，他对理想和现实仍然有一番独到之处。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说的理想称为阳，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就成为他今后工作的核心。然而1586年（万历十四年），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愈演愈烈，文官集团认为首辅失察，未尽人臣之道，1587年（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消极怠工，雪上加霜，祸不单行，1591年，国本之争，一份秘密文书，让申时行被迫辞职。这份秘密文书揭发，让申时行成为两面派和卖友误君的小人，至少文官集团这么认为，申时行的诚意危机，让脆弱的政治生态更加举步维艰。现在无论是张居正改革还是申时行的中和路线，都与文官集团交集发生，那么文官集团又是怎样的一个集团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个究竟。
4.文官集团
长话短说，自从有了科举制，文官作为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宋朝开创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家法，明太祖朱元璋，废丞相，明成祖朱棣，开始组建内阁，200多年的发展，内阁成为中枢，文官作为朝廷治理国家队伍，不断壮大、加强。到了万历皇帝时候，文官集团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政治力量。而终明一朝，官员的俸禄都是极低的，就如申时行说的作为私欲的阴必不可少，而理想道德的阳同样需要，阴阳调和由此而出。由于门第、师生、同乡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组成了抱团式的文官集团。万历十五年后，中枢没有了领导全局的能力，国本之争愈演愈烈，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让文官集团一再失衡，既没有物质上的鼓舞，也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万历皇帝放弃所谓的诚意，文官集团对于他们苦心经营一辈子的，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虚伪装饰的伦理道德，将孔孟之道奉为圭臬的士大夫们，剩下的只有愚忠，不再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忠于职守缺乏信心，贪污腐败更加有机可乘，整个王朝走到了日暮西山的困境，无论是张居正改革还是申时行温和路线，都不是很好的替代办法，靠着自然惯性残喘下来，而从万历十五年到明亡不过57年。
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和申时行。
5.再说张居正和申时行
张居正的错误一方面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张居正改变文官机构作风问题，要求过于严厉，在他有生之年，利用权势压倒批评人，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付诸流水。一条鞭法又无形中触及到了文官集团的经济利益，在行使的过程中，张居正忽视了伦理道德不仅仅有粉饰的，当然也有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张居正放弃了古圣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伟大的精神，暴露中央集权过度，充分说明皇帝制度的疲软，在他苦苦支撑下仍然艰难前行，他的身故，让帝国失去了重心，万历十五年后，万历皇帝的消极怠工，让这台国家机器愈演愈烈。张居正仍然把文官集团当做普通的行政工具，没有表达出合作的诚意和尊敬，自己也必将成为孤立地位。总而言之，没有和文官集团和衷共济，他让文官集团处在严格的监视下，文官集团严重感到不安全，文官集团压力过高，产生分裂，纠纷一起，必将上升为道德问题。张居正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而他的继任者——申时行没有他那样的铁腕，与文官集团求和，而万历皇帝逐步放弃诚意，万历十五年以后，国本之争、党争不断，作为最大统治者皇帝都放弃了诚意，那么申时行的诚意又有何意义呢？
为什么会有此下场，那还是因为没有必要的法律制度，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朝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就像前文说的道德是核心，任何问题都要化解为道德问题，在道德的掩盖下还要争权夺利，而有没有法治的刚性约束，所以很难让制度行动如初，皇帝作为中枢而无意于修复裂痕，文官集团必然涣散，沽名卖直，恪尽职守而不自信，贪污腐败横行，国家疲敝，随着强有力的人物故去，人亡政息。
道德既然如此重要，我们完全按照道德标准施行，即使不得不需要法律，我们也按照法律的最高限实施，这样不就避免了很多繁琐的问题嘛。看似是这样的，明朝大名鼎鼎的海瑞就是这样做的。个人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6.模范官僚海瑞
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悬挂着的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搬，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尊重的法律也是按照最高限度执行。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为人尊重，但是没有人会按照他的行为方式办事的，他的一生体现的是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而精神的实际效果确实微薄的。他的所做所为不能成为集体文官的办事准则。以个人力量对抗整个复杂、繁复的社会，而没有机构和强大的、革新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我们的政治措施，和立法精神依然脱节，道德伦理就是道德伦理，办事则自有妙法，很难在找到一天折中的为调和阴阳的办法，为公众所接受。
7.一代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和海瑞一样，都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去世了。而外部世界，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在白山黑水之间，逐步的崛起，在大明王朝不断生长的裂隙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克劳塞维茨在他的著作《战争论》如是说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很显然，我们这个大帝国的政治已经进入了瓶颈期，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我们的军事制度和军事力量。恰巧我们的不世名将——戚继光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无数的农村合并成为一个集体，礼仪和道德代替法律，只看善恶，不看合法与否，各个机构之间从来都没有成文条例，如果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帝国，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落后的社会组织必不能相容。
我们帝国的文官，一贯保持各方的平衡，对于武力向来是压制，而不是提倡。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从明太祖就开始重文轻武，随着文官集团的成熟，而武官的社会地位也就降到冰点了。本朝政治组织的一元化，思想一元化，军队当然不能保持独立、严格的组织，成为威胁中央集权，尾大不掉。武将的指挥能力，军队的战斗力也是大不如前。即使出生入死也许都比不过一篇锦绣文章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不消多说，组织低能，导致装备落后，文官集团整体强大，以文制武的传统，我们军队的战斗力近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我们的将领的选拔，在当权者看来应该是勇敢粗豪，而不是头脑清晰。这样的将领当然更加易于以文制武，可是荼毒不浅，高级将领很少有运筹帷幄的谋略，只是一勇之夫。军政方面，人事任免，补给，交通各项都有文官主持。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重点不是对付敌人，也不打算全面进攻帝国，而在防范是否利于中央集权。倭寇的入侵，看似固若金汤的东南沿海，其实不堪一击，长驱直入，中枢文官警醒发现，低能的军事制度，不仅危及帝国的安全，更是咄咄逼人朝他们个人安全而来。穷则思变，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知道之后就有了戚继光抗倭，和他那支英模部队——戚家军。一方面治军严格，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在于戚继光的指挥才能的展现。很显然，我们这个帝国的一切制度、人伦、道德、礼仪、政治都还是如此，戚继光的才能就恰好能适应环境，发挥他的天才。他看清楚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谁想极端的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发展，导致文官武将并驾齐驱，无异于痴人说梦。很显然，戚继光曲线军事改革，看来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万历十五年，将星陨落之际，西班牙舰队已经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我们古老的帝国已经失去了整理军备的最好的时机，三十年后，八旗军作为一股强劲的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取本朝而代之不过时间问题了。
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道德是核心，这既是我们这个大帝国执政的根基，也是官僚体制、军事体制维持的核心。难道我们不能对这所谓道德，进行一番思索嘛？我想可以的。
那么我们来看李贽。
8.哲学家李贽
李贽的悲观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的，也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如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把个人理智压缩在极小的范围中，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成灌木，不能成为丛林。
在这一种社会形态下，道德标准可以历久不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面临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完全凭借道德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保守、简单、肤浅，本朝二百多年始终以道德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立法手段，没有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中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唯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带来社会开放的机能，既使政治措施适用于社会，也可以发挥个人独创精神。两千年的孔孟之道，已经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就如申时行说的那样，阴和阳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官僚就是在阴阳中，取得平衡发展。我们的思想已经禁锢，道德不过是抽象的、高高在上的标准而已，在这外表下多了很多阴和阳的虚与委蛇。
我们再三考虑，则又觉得李贽的不幸，又未必不是我们今日研究者的幸运。是我们充分的了解了思想界的苦闷。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思想简单粗浅而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这一切说明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创造或者苟安，文官廉洁或者贪污，思想家极端或者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的，统统不能在事业上进步的。因为当时的制度已经进入山穷水尽了，这一切都进入了所谓的死胡同了。
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地方，聊一聊万历皇帝。
9.万历皇帝和他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皇帝，聪颖过人，9岁登基，前十年有张居正，1572年——1582年，这十年有所谓万历中兴。而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发现文官集团根本限制自己自由发挥，攻击张居正不过是个借口，张居正完了，枪口又对准了自己，没完没了。张居正事件以后，万历皇帝也深深的明白了，所有人都具有阴和阳的属性。既有伦理道德的大棒，又有沽名卖直的私心贪欲。这种因绝非人间力量能够消灭殆尽的。万历皇帝洞若观火的看清楚这一切，而自己想要立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史称国本之争，愈演愈烈。做为报复，长期的消极怠工，缺乏合作诚意，本来嫌隙的文官集团，亦步亦趋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思想的僵化，一切已经不可救药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的节点，就是万历十五年（1587年）。
万历皇帝，本身也没有力挽狂澜的英明神武，做为个人，还是做为皇帝制度，1587年，就是一个重要的坎儿。我们前面已经聊得很彻底了，所以制度已经是烂摊子了，也许张居正改革，也许申时行，也许戚继光，也许万历皇帝自己，也许，只剩下也许了，我们知道这一针——强心剂，没有打出去或者没有看到显著疗效。所以万历皇帝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创造或者苟安，文官廉洁或者贪污，思想家极端或者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的，统统不能在事业上进步的。因为当时的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了。我想说万历皇帝虽说不能更改这一切，以个人对于整个社会、国家、乃至体制，都是螳臂当车的。但是做为皇帝制度或者个人，他让这一切愈演愈烈，他是要承担主要责任的，因为这个国家——大明，是他们家的。
10.结和番外大彩蛋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我分成了两部分写作，一部分是大事年表，和粗浅的内容提要。另一部分就是本篇写作的具体探究和所思所想。写作了三天，基本梳理清楚，我想看到的这部书的模样，确实是好书一本，大概粗读一遍，精读一遍，对于模范官僚海瑞，李贽思想一节，至今还是思悟不到。以后还可以在读。大概这本书可以作为知行合一的教材来学习和探讨的。
大彩蛋是一个故事。
他20岁，离家，穿着布衣，没有政府支持，没有朋友帮助，独自一人游历天下二十多年，大明十三个省，他都走遍了。他挨过饿、挨过刀伤，碰到过抢劫，在旅行中他不断的记录笔记，他叫徐宏祖，也许他的号更加响亮，他的这本笔记更是家喻户晓——徐霞客游记。
他留下的这部笔记，总共约两百万字，可惜保留下来的只有几十万字而已。这部书记载了难得可贵祖国的山川详细情况，涉及地利、水利、地貌，被誉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地理学著作。
最后想说，徐宏祖，生于万历十五年。
收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