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斯基的《我控诉》，今年必须得看
作者：Bernard-Henri Lévy
译者：Issac
校对：奥涅金
来源：《Tablet》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不是波兰斯基本人，而是其新作《我控诉》（又名： 《官员与间谍》）。 波兰斯基以这部电影，倾力讲述法国历史上的那一关键时刻——德雷福斯事件。
我对这部电影持反对意见。
我之所以反对，必然是与该片对德雷福斯这一角色的处理有关。德雷福斯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也是一切司法错误的欧洲版的原型。
影片以半色调技术、颜色浅淡的风格来拍摄被命运击垮的德雷福斯，为什么要用这么冷漠的摄影方式呢？
波兰斯基赞同了后来1918年的「胜利之父」乔治·克里孟梭所创造的传说：「皮卡尔（译者注：法军情报处上校）是英雄，而德雷福斯是受害者？」，是吗？
或是赞同了莱昂·布鲁姆（译者注：曾为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之首脑，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党籍总理，也是第一位犹太人总理）的说法：「如果德雷福斯不是德雷福斯，他一直以来可能也就无法成为德雷福斯了？」
又或是赞同了诗人查尔斯·贝矶：德雷福斯，这位可怜儿「栖息」于德雷福斯这一伟大的「想法」中？
仍未改变的事实是，波兰斯基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不符合实际地将德雷福斯刻画成一位满嘴谎话的反英雄。
接下来，我就渴望着看到一部截然不同的电影：德雷福斯的血肉之躯里流淌的是冰冷的血液；恶魔岛上的德雷福斯，如钢铁一般坚强，他不愿意放弃或失去，接受这样的命运只为了自己的平反而斗争；我们很少谈到的德雷福斯，在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的几年里，投身于一切自由主义者为新兴人权而奋斗的战斗中；在此片中，他为了士兵埃米尔·罗塞特奋斗，后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特别法庭上被不公正地判处有罪；又或者是，他还是在战斗，但这一次是为了被送上电椅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提战斗……
尽管我对这些持保留意见，但这部电影依旧具有重要意义，拍得非常地美。
影片之所以美，是因为于它描绘了法国军事机器向司法错误低头后，又通过粗劣的谎言来矫正：要是法国在1895年时就产生了虚假新闻会如何？
这部电影不仅美，还充满正义，因为它把法国描述为散发着恶臭的反犹太主义的地方，这个地方正如反对德雷福斯的桑德尔上校（译者注：时任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被梅毒所折磨一样，受到恶意的折磨。
上校带着一种冰冷而又平静的歇斯底里，在法院的台阶上和报界中宣泄他对犹太人的仇恨：正如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所说，这是一个「发霉的法国」；又或是我四十年前在一本书中所说的，这是「法国的意识形态」，我在这本书中研究了切断所有的法国现代史的「超验的贝当主义」。（译者注：指亨利·菲利浦·贝当，法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颇有建树，但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叛国者。）
我们还会看到一场令人敬佩的戏，而影片到这里也突然发人省醒——在巴黎，刚刚发表了爱弥尔·左拉的《我控诉》的报纸《L’Aurore》又发布了一则死刑宣告，同时贴着「犹太精品店」和「犹太人去死」字样的商铺受到了袭击：
电影突然闪回，我们看到的不再是1906年的法国，而是1938年水晶之夜（译者注：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这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时的柏林——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来展示这次事件的震荡了，来展示它是如何影响20世纪的，以及它那跨历史、跨国别的维度。
以查尔斯·贝矶的口吻来说，这部影片令人尊敬的地方还在于再现了内战环境中的细节，在这场战争中，家庭分崩离析，兄弟、朋友仿佛断臂一般斩断联系，每一个人，无论左派右派，社会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都深陷战争之中。
当然，令人敬佩的还有对马里-乔治·皮卡尔的刻画。这位上校是这部电影真正的表现对象，电影采用了他的视角：他是法国反间谍处的负责人，他是第一个了解到，那份著名的备忘录的作者正是德雷福斯，那份备忘录指出，在法国军队中有一个叛徒向德国传递军事机密，这个人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埃斯特哈兹。
这位军人一开始对军队有着特定的想法，并坚信一个严重的司法错误将永远玷污军队的荣誉，但他最后是怎么拥护真理和正义的呢？
这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太分子（毛里求斯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是如何去和约瑟夫·雷纳赫、马修·德雷福斯、爱弥尔·左拉这些查尔斯·拉莫斯口中的「犹太党」的主要人员见面的呢？双方见面的这场戏恰是这部电影的转折点，也刻画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告密者。
这位让·杜雅尔丹完美扮演的官员又是经历了怎样的内心变化，才最终迎来剑指犯下罪行的官员亨利的时刻，并在象征意义上修补了另一把剑：这把剑来自被降了级的上校，在影片开场，他和所有同事一起看着上校落马，心里却没有过丝毫犹豫。
这就是电影的完整主旨。
是的，这部电影的表现对象就是一个世纪前裂为两半的法国：一半人激怒了反犹太分子，我一直都认为这为最致命的欧洲法西斯主义铺垫了道路；而对另一半人来说，这次事件至今都以「事件」的名字著称，令人震惊，悬而未决，有时候摧毁了反犹太分子的偏见。
法国的建国者与建设者中不乏法国犹太人。
以拉什、托萨佛特为例，他们是犹太法典评论者，其贡献在于先是以法语书写评论，并就此固定下来。
他们是法国的王，他们的加冕总是令人想起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他们建立了法兰西公学院（由弗朗索瓦一世建立），这样巴黎才至少有一位真正活学活用希伯来语的教授。
他们参与提出了共和的概念，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他们的模型不是古罗马或古雅典，而是《列王纪》和《撒母耳记》中所描述的希伯来王国。
1802年，他们的角色得到了辨识——甚至是二次确认和加固——当时，拿破仑召集最高法院，切断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条纽带，开始实行种族隔离，让他们失去了自由。
而这整个过程十分漫长，让我们得以在今时今日说，「没有犹太人的法国就不是法国」，这种说法会通过德雷福斯事件的戏剧、悲剧、难以解决的政治事件以及记录而达到鼎沸状态。
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没有任何曲折。这种联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狂热浪潮中会再次变得松动。
维希政府同意或决定了这次大规模的驱逐，这次驱逐仿佛德雷福斯事件的剧烈回归，也像是四十年后为那些被那位勇敢无畏的上校所迷惑、击败的人的复仇。
而如今，在2019年的法国，反德雷福斯的党营势力——这群根除者梦想着拥有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法国——再次抬头：有多少「共和国遗失的领土」不再是犹太人的栖息地！又有多少戴着犹太帽的真正的犹太人或者是那些早已成名的犹太人，被迫一直活在警察的保护之下！
尽管如此，德雷福斯事件及其余波中，发生了一些重要而不可逆转的事情。
皮卡尔上校这位恢复了名誉的反犹太分子埋藏了自己的犯罪倾向，他的胜利使得大家有可能承认法国的犹太人是共和国的伟大建立者。
影片暗示并再现了这一点，但该片的价值不仅仅如此。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译者注：法国哲学家）详述了他为什么决定离开祖国立陶宛而在法国生活，因为他明白了法国曾经是一个有趣的国家，半数法国人曾经非常憎恶无辜的犹太上校，而另一半人则是帮助为其平反，好似他们的救赎都依赖于此。
这就是《我控诉》给大家上的一课，也是我们必须立刻去看这部电影的原因。
合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hongmom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