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信封
Alex是一个很酷的女孩儿，抽烟，喝酒，偶尔烫头，手臂上纹了一排法文字母，远处看，还以为叮了一排苍蝇。
她在大望路上班，做广告创意，每天忙得像亿万富翁，日子却过得贫下中农。她是典型文青，每次和朋友吃饭聊天，张口萨特，闭口波伏娃，常常惹来邻座或仰望或鄙夷的目光。
在这个诗意如狗屁的年代，她自费出了一本诗集，然后吃了两年土。朋友常拿这事儿调侃，她回应的方式对得起自己诗人的身份——“给我滚丫蛋！”
我们在一次聚餐中认识，当时她刚刚出了书，围着酒桌四处兜售诗集未果，把我当成了最后目标。她搭在我的肩膀上醉醺醺地说：“贤君，看你长得这么斯文败类，一定适合读诗。”我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没有抵住诱惑，当即答应，买5本！
事实证明，我对不起自己的长相，她的诗，我读不懂。
不幸的是，我们就此成为了朋友。没钱的时候，她找我蹭吃蹭喝，有钱的时候，她请我大吃大喝。
她消费观简单，有钱就花。她不是物质女孩，衣服合身就好，包包装的越多越好，每天素面朝天，出门基本靠气场。而她的钱大多花在买书、买CD、买电子设备上。对的，她还是个摇滚迷。
后来一时兴起，她纠集了几个朋友，组了一支乐队，每天动次打次，惊扰四邻。为了不被英勇的朝阳大妈举报，她搬进了曾经的摇滚圣地——树村。
帮她搬家时，我看着摇摇欲坠的两层农房，想要深情说两句宽慰的话，但看她兴奋蹦哒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说要给我唱首歌，吉他前奏刚起，隔壁传来了敲墙板的声音，“能不能晚上再排练，老子还在睡觉呢！”
就这样，她过上了规律的生活，白天坐两个小时地铁上班，晚上回到出租屋练琴。
几个月后她做了第一场演出，场地是租的，观众是在北京的全体狐朋狗友。那天她唱了李志的《黑色信封》，我第一次听女生唱这歌，不好听，但我差点听出了眼泪。
后来，她和乐队的贝斯谈起了恋爱，一个不靠谱的摇滚青年。不出半年，积蓄花光，乐队解散，劳燕分飞，她从树村搬了出来，又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曾一度觉得她离不开北京，只有在北京，她的生命才能如此延展。在这里，她会永远年轻，永远热尿一坑。
后来她匆匆离开，凌晨12点来向我告别，我请她吃了一顿火锅。我们第一次没有聊人生和理想，我们聊了结婚与住房。吃完这顿饭，她就坐上了南去的航班。她说要先去成都，接下来去哪，她也不知道。
她走的时候，学人家歌词里，留下了一个黑色信封，我至今没有拆开。
半年后，她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打来电话，那头的她气喘吁吁的兴奋着，她说：贤君，为了和你说话，我走了半小时山路，这里的月亮真圆，你有时间也来看看。
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半天只说了一句，保重自己。
她叹了口气说：贤君，像你这种找不到斑马线就不敢过马路的人，不适合留在北京，会吃亏的，在那待够了就来找我吧。然后匆匆挂断了电话。
晚上，我站在阳台上抽烟，考虑要不要离开北京，突然想到，Alex都没有告诉我她在哪里，我TM又能到哪去找她呢？
西西弗斯
刚来北京时，我住在回龙观，和同事小A一起合租。小A虽然小，却是闯过江湖卖过艺的主儿。据他说，10岁那年就独自一人坐火车穿过了大半个中国去上小学，然后通过多年艰苦奋斗，终于熬到了18岁辍学，怀着一腔文学梦来到了帝都。
我们在一起晃荡过了大半年，每天混迹于各种伪文艺场所，正襟危坐地听那些熬出头的文青们胡说八道，出门便大骂:“丫不就是一写鸡汤的吗？还人模狗样当起人生导师了！”
骂完我们会买两个煎饼果子，在瑟瑟寒风中回到出租屋。
他少年老成，最喜欢的作家是阎连科，文章满是乡土气。他不习惯用电脑写作，手稿常常铺满一整张桌子，然后再被无情丢进垃圾桶。
他四处投稿，偶尔被采用了，会用稿费请我吃顿羊蝎子。
他想写一部巨牛逼的作品，名字叫《西西弗斯》。他说，我们人啊，就是荒谬，明知人生终归无功而返，还要死要活的玩命向前。
我喜欢他丧到极点的人生观，但还是无情地告诉他，猪肉又长了两块钱。
那时候我们一点也不快乐，眼高过天，生活惨淡，为三餐发愁，为四季烦忧……当然，我们并不是在伤春悲秋，只是考虑到要换季了，是不是要剩下点钱买件新衣服。
后来，我们工资涨了，生活好过了些，每到周末可以去吃顿火锅唱唱歌，和朋友天上地下的聊聊天。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在北京混下去，像每一个默默无闻漂在这儿的人。
突然有一天，小A对我说，他想要回家了。
我问为什么？
“有次我坐在地铁口对面的饭馆吃饭，抬头看到喷涌而出的人流，你知道像什么吗？”小A说。
“爬虫，跳蚤，蚂蚁……”
“不是，”小A打断我，“是排泄物。”
“我们就像屎一样涌了进来，然后散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融在每一寸土里，我们用尽力气滋润这里，自己却永远开不了花。这太消耗生命了，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没有说话。
两周后，小A离开，我送他去了车站，对他说，《西西弗斯》写完了要告诉我，哪天得了茅奖也要告诉我。
他说，好。
然后转身上了火车。
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吧。
万乡
远道是我文青朋友中最普通的一个，工作普通，长相普通，理想也普通。他在一家出版公司当编辑，升值机会渺茫，日子乏味到一眼可以望到尽头。
他谈了一场3年的恋爱，异地了2年半。每逢节假日，都会备好干粮，坐上南下的火车，去看望远在家乡的小女友。
远道没有什么大的理想，他就想攒些钱，在家乡买套房子，在家里写写字，早早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一直漂在这儿，总要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和他聊天时，我总能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困境，而这种困境很好解决，只要有钱。是的，钱是我们这一代人必然要面对的命题。在这个资本世界，空谈理想总是没有什么压力，但若真是接了地气，想要踏实完整地去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却是缺一分钱都寸步难行。我见过太多人，轻易佯装出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姿态，高谈理想时俾睨众生，一旦实践就一文不名。
在我最理想主义的时候，远道给过我当头棒喝。我觉得他和那些人不一样，他是一个贴地飞行的人。
今年三月，远道终于结束了异地恋，和她的小女友分了手。分手不是大事，但要喝顿酒，酒足饭饱总要聊聊人生。
他说，贤君，我和你不一样，我来北京根本就不是为了狗屁梦想，北京的确是一个不需要为高谈理想而感到羞愧的地方，但也绝不是一个造梦的城市，这里最不缺的就是追梦人，只是平庸的人依然平庸，幸运儿只有那么几个，但有那么几个就够了，我们搭好了巨大的背景，他们只需在台上演一出戏，便可吸引更多的后来人来到这座城市。所以贤君啊，少谈些理想，多想想生活吧。
我突然感到无比的落寞。
吃完这顿饭，我再也没有见过远道，后来偶然聊天，知道他回了家乡，考了一个闲职，每天看看报纸，写写字。他说他这一生也就这样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活的很好，那个简单愿望有没有被满足，我只是觉得惋惜。
如果有机会，我会对他说，人还是不能太过接近生活，离地面太近，也许就忘了飞行。还有，像我这种人，走到那里都可以是故乡。
最后
这是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年，送走了三个文青朋友，我依然在这里，依然面对着各种困境，依然被无数琐事消耗着生命，依然等待着转折的契机，它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也许明天就要到来。
但那又能怎样呢？不过是一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