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明代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和柳宗元的散文代表了唐代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韩愈一生散文创作甚多，其中《谏迎佛骨表》很具有代表性，这篇散文是韩愈上奏给唐宪宗的一份奏折，不仅表明了自己反对迎佛骨舍利的坚决态度，还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不平则鸣”的理论观点。
关键词：韩愈 谏迎佛骨表 不平则鸣
“不平则鸣”说是中唐诗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来的文学理论主张，其理论突破了“文以明道”的功利主义藩篱，更强调文学抒情言志的功能。韩愈不仅是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还是文学创作上的伟大实践者，如他的《谏迎佛骨表》便“鸣”出了他为唐王朝、为儒学、为自己的“不平”。
一、《谏迎佛骨表》的产生及主要内容
大约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了佛教，东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佛教，再加上统治者的扶植与青睐，佛教在这一时期佛教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如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隋唐两朝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期，尤其是隋文帝特别推崇佛教，并将其被立为国教。至唐朝，唐高祖李渊虽自比老子后裔，以道教为国教，但是佛教依然经久不衰，并且在盛唐达到了顶峰。因此，有唐一代，佛教获得了发展，并逐渐受到统治者的扶植与百姓的信奉。
据《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 韩愈“素不喜佛”，于是上表进谏，由此写出了这篇著名的《谏迎佛骨表》。
文章开篇即举例说明历代帝王因不信佛而长寿，如黄帝、少昊、颛顼、喾、尧、舜、禹、太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然信佛者短命，如明帝，且“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通过以上论述，得出“佛不足信”的结论。接着阐释迎佛骨产生的社会弊端与危害性，如百姓“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让皇帝了解迎佛骨确实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与百姓日常生活秩序。“所以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言说自己反对迎佛骨的的合理性，以及停止此事件实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最后，韩愈向玄宗讲述佛教起源，指责佛教乃夷狄之法，非中国本土产物，亦非正统，引用孔子 “敬鬼神而远之”之语加以论证。
以上便是《谏迎佛骨表》的主要内容，韩愈从维护唐王朝统治的立场出发，指责迎佛骨的荒谬行径，以过人的胆识直指唐宪宗。结尾处发出“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断天下之疑，絶后代之惑”的请求，表达了“佛如有灵，能作祸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疏奏”的愿望。但是“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幸得群臣疏救，韩愈终被贬为潮州刺史。
二、“不平则鸣”说的内涵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开篇明义：“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他以前朝和当朝许多诗人为例，说明忧愤之情“郁于中而泄于外”，才能“自鸣其不幸”，写出优秀诗文来。
所谓“平”,是指平常、平静、平衡、平凡等;“不平”，不仅仅指的是内心的不平衡，还指异乎寻常的状况,或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或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总之“不平”所指甚广,并不特指逆境,“不平则鸣”应是指自然、社会与人生当处于不寻常的状况之中,一定会有所表现。当“不平则鸣”说中的“不平”特指逆境时，可以说这个理论观点是继承了屈原“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的观点，以及司马迁“发愤著书”说，而且也影响到了欧阳修“穷者而后工”的理论。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面也讲“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苦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杜甫“文章憎命达”，赵翼“赋到沧桑句便共”等等理论观点都说明了同样的道理，都指的是创作主体内心的不平衡，当身处逆境，个人内心愤怒情感需要发泄时，便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抑或成就伟大的诗人，如安史之乱之于杜甫，乌台诗案之于苏轼，都可以作为“不平”则“鸣”的典范。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 “不平”不仅仅指的是逆境，还指的是异乎寻常的状况,或事物受到压抑或推动,或事物处于发展变化,或充满矛盾的状况。这一角度的来源可以从原文中找到答案，如“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草木与水本无声，是风的作用才使其发出声音，这也就意味着“鸣”的产生来源于事物的运动、变化、或某种状态的发生。推及人类，无论人类社会是进步还是倒退，都会引发“鸣”。或者可以说，创作主体的创作动因与创作心理产生于事物的变化或社会的变化，而并不在于必须是巨大的困境之中的哀 “鸣”，鸣国家之盛也好，鸣国家之衰也罢，都是创作主体本身基于现实状况的自我意识的一种表达与发挥。如汉赋中的《上林赋》、《甘泉赋》、《二京赋》等等，都是鸣时代之盛，挥起如椽巨笔铺张扬厉，无疑是作润色鸿业、佐佑王化之用，但是也是另外一种鸣 “不平”，“不平”不是作者本人的逆境，或是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而是对汉代社会变化的一种反映。再以唐代为例，唐开元天宝年间，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诗人们高扬理想风帆，汪洋恣肆，这一时期的诗歌渗透着蓬勃向上、昂扬自信、自由浪漫的精神风貌，那么盛唐诗人则是 “鸣”大唐盛世的繁荣鼎盛， “鸣”诗人自己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
综上，韩愈“不平则鸣”说在一般的理论接受上都只片面认同了第一种作为逆境的“不平”，而忽视掉了另一层面。《谏迎佛骨表》突出体现韩愈“不平则鸣”的理论观点，“不平”既指世人沉溺佛教影响社会秩序的社会状况，也指宪宗以来唐王朝振兴的良好势头。因此，这篇文章中的鸣唐王朝复兴之愿、鸣儒学正统地位被冲击之忧与自鸣不幸，都凸显出了以上所述 “不平”的不同含义。
三、《谏迎佛骨表》中所体现的“不平则鸣”
（一）鸣唐王朝复兴之愿
韩愈之所以反对佛教，甚至主张对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严打政策，是因为他极其渴望皇帝一心兴复唐朝，而且韩愈也确实看到了百姓对佛教趋之若鹜的狂热状态下所隐含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李唐王朝经由安史之乱之后，人口锐减，国力骤降，这一沉重的事实引发许多士大夫对历史的追忆与对盛唐时代的向往，他们特别渴望唐朝能够重回开元盛世。而自中唐以来，历经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四位皇帝，唐朝一蹶不振的局面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及唐宪宗继位，士大夫们似乎看到了振兴唐王朝的希冀与时机，唐宪宗李纯是唐代历史上第四位有作为的皇帝，据《旧唐书》记载，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旣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他以太宗皇帝自励，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使藩镇势力得到遏制。因此，以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们将大唐中兴的希望寄托在唐宪宗身上。“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卽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别立寺观。臣当时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其次，宪宗迎佛骨舍利使“灼顶燔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唯恐后时，老幼奔波，弃其生业”、“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等等表述足以看出，韩愈已经深入洞察到，宪宗佛骨舍利作为一官方行动，已经得到老百姓的极度狂热，而这种极度狂热已经影响到百姓正常生活秩序，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安定。此外，排佛即“排胡”，韩愈继承华夷之辨，是唐代特殊历史时期下社会变迁的烙印，如唐朝历史中曾受到过突厥人、回鹘人对汉民族的残杀，韩愈排佛也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强烈的的民族主义立场。总之，韩愈反佛排胡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李唐王朝的复兴大业。
（二）鸣儒学正统地位被冲击之忧
韩愈排“佛”并不是他个人“不喜佛”，而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他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舍利，本是站在维护儒学正统地位与思想界主导地位的立场，以一个的传统儒者身份、思维、眼界与认知去判断佛教的对社会与个人的危害。
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经由思梦学派的继承而逐渐发展，战国末期成为一代显学。逮至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从而真正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然魏晋以来，佛教蔚为大观，道教也不断发展，儒学面对佛道二教的压力，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尤其是中唐以后，安史之乱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影响到政治秩序、经济生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韩愈坚决反对迎佛骨，主要的目标是希望唐王朝政权高层必须确保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统一，主张恢复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用儒家伦理纲常去规范百姓行为，促进社会和谐，从而推动唐王朝的复兴。而佛教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存在明显背离与分歧，韩愈为了推动儒学复兴必须通过打击佛教的行动，来降低佛教对儒学的挑战作用。韩愈是唐朝复兴儒学的关键人物，他的很多观点引发了宋明理学的许多话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享有重要的作用。
（三）自鸣不幸
韩愈向唐宪宗上奏章《谏迎佛骨表》，字里行间凸显着作为一士大夫的担忧与担当。文章中不仅仅反映出唐朝复兴与儒学复兴的强烈愿望，也流露出韩愈本人深深的“不平”。
在中唐诗坛上，韩愈是一位颇富才力和创造性的文人。欧阳修称“吏部文章二百年”，苏轼亦称他 “文起八代之衰”，但韩愈的求仕之路却是极其坎坷的。他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后登进士第，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韩愈出入考场七次，历经千难万险终谋得官职。《文心雕龙•程器》中讲，“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韩愈勤奋读书热衷科考，就是希望能够“达于政事”，真正为朝廷做一番事业，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因此，面对迷信佛教引发社会不安定，儒学受到挑战的状况，韩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坚决制止这场闹剧的继续。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写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因此，韩愈的本意是“为圣明除弊事”，为了大唐复兴，为了儒学复兴，为了自己前半生理想的实现，即使触犯龙颜也要坚守自己的立场。韩愈曾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的确，韩愈是诚恳真挚的， “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疏奏”，他身上具有传统儒家士大夫的理想，那份奏章，无疑是一个士大夫的良知与担当，担当起国家复兴、儒学复兴、个人理想与价值实现这三条重担。
四、结语
韩愈“不平则鸣”说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突破了“文以明道”的功利主义藩篱，更强调文学抒情言志的功能，可谓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特质。
但是“不平则鸣”说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它过于强调创作主体的身世遭际与内心情感对创作的刺激作用，过于强调时代与社会环境，创作动因与创作心理的理解未免过于主观性，从而忽视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忽略作品本身的机理。这种文学观只注重作品写什么，并且从作品内容去推断创作主体的创作动因，一定意义上来讲并不可取。正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所强调的那样，新事物必将战胜旧事物，真理是永无止境的，文学理论也是一个不断进化与发展的过程。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古人的理论观点必须达到怎样的高度，至少在理论产生的那个时代来看，“不平则鸣”说还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并且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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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承学.不平则鸣辨.古典文学知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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