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韩信都会想起年轻时在淮阴的那个下午。
一个泼皮看不惯韩信整天挎剑走来走去的装逼范儿，要韩信拿剑捅了他，要不然，就让韩信从自己胯下钻过。
这个情节，北宋的落魄教头、杨家将之后青面兽杨志也遇到了。那个叫牛二的泼皮，让杨志刀砍铜钱、吹毛得过还不够，偏偏要用自己的脖子试刀，并拒绝了杨志用鸡犬试刀的合理化建议。
用今天的法律语言表述，这两个泼皮毫无疑问属于寻衅滋事，是最欠抽的那种。
不过，韩信与杨志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
韩信并没犹豫太久，乖乖从泼皮胯下钻了过去，吃瓜群众一片哗然，觉得韩信怂爆了。
杨志怒火攻心，手起刀落，牛二命丧当场，吃瓜群众兴奋鼓掌，庆祝杨志为他们除了一害。
经过走关系，杨志被以“斗殴杀伤，误伤人命”的罪过刺配大名府，后来落草为寇，病死于征方腊途中，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梁山泊这个匪窝里排名第17。
韩信则成为楚汉相争的关键人物，他从项羽的执戟郎中（大门保安）的职位辞职，转投刘邦处，在萧何举荐下任大将军，以一场十面埋伏定下大汉江山，乌江边逼死了项羽。
风光无限的韩信曾任楚王，他回到淮阴，见到了与他共同创造“胯下之辱”这个成语的那个泼皮。
韩信拥有复仇的资本和能力。他是汉王刘邦定天下的头号功臣，他可以名正言顺斩杀这个泼皮而不用考虑任何后果。至少，出于对等报复的原则，他可以一边念叨如今微商们特别爱说的一句话：昨天你对我爱搭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一边让泼皮在自己胯下钻个三五十遍。
韩信不愧是有格局的千古帅才，他一定觉得“昨天你对我爱搭不理，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这个心态极为猥琐：我韩信走到了今天这个高光时刻，难道就是为了向这个泼皮证明我韩信牛逼？就是为了今天能在这儿把胯下之辱的仇给报了？我韩信的人生，怎么能以仇恨为中心？
他挥挥手说，看你体格还不错，你去当个都尉（派出所所长）吧。
杨志生活在水浒传的世界里。那个世界的设定是，丛林法则盛行，法治成为权势和金钱的傀儡，有名无实。犯了法，那肯定是要吃官司的，这是法治社会的表象，比如一人之下的高俅想玩死林冲，也不能明着到家里砍死他，还是必须得让林冲触犯法条，才能师出有名；然而怎么个吃法，那就要看操作了。这方面，出身狱吏的宋江、雷横和高俅等人的思路是一样的：法律怎么说不重要，怎么操作才重要。
说水浒传就是土匪闹事儿的小说，是小看施耐庵了。施耐庵是在探索这么个事儿：为什么匪都是官逼出来的，有的匪就是脱了官服直接上山的，放着好好的公务员不当，有的级别还不低，是能天天见皇上的人，他们傻啊？
水浒其实是说了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被比你更有权势的人欺负了，不管是否复仇，都是悲剧。如果林冲、杨志一味忍让，无非继续在官场的酱缸里待着，继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叫做“拟法治社会”，它有着法治社会的外壳，但是内里腐败不堪。复不复仇，成本都相当高昂。选择复仇的，差不多下场都不会太好；选择不复仇的，下场也不会太好，如宋江、李逵、吴用。一句话，既然在“拟法治社会”如何选择都是错的，那么选择快意恩仇让自己爽一把，也算是理性选择。
前提是，你愿意承受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一次复仇，将成为你人生的重要拐点，轻则锒铛入狱，重则一命相抵。是否复仇，可以不是法律题、道德题，而必须是一道经济题。
杀人犯法的道理，三岁小孩都懂。我们恐惧的其实不是法条，而是法条背后的沉重代价。而当一个人经过22年的计算，自认为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那么一场复仇的悲剧就在所难免。这对于他来说，是“合算”的。尽管正统舆论一再警示：法外复仇不可取，一再暗示他老娘的死也有着自己瞎作的因素，甚至违背新闻报道基本的交叉印证原则，推出一人独白的“知情人陈述”，但这一切对于当事人来说，都不值一哂：他连杀人的事儿都做了，还怕舆论？
有一种说法是，复仇，是一种在合作、背叛之外的“第三种算法”。在法治不彰的时代，如何惩罚背叛合作的人？只有私刑、复仇。尽管可能自损一千伤敌八百，对于个体来说不经济，但是，这样做能够形成一定范围的震慑：看到没，做坏事是会被报复的。于是也有人说，复仇，实际上是少部分人为社会做的一种“公益”，他们必然承担违法行为的代价，但是却彰显了人类心中本能而朴素的公义观，正如杨志斩杀牛二后获得的欢呼，这是丛林社会制约恶的唯一方法，那就是比恶更恶。
法律当然不鼓励复仇。哪怕是“拟法治社会”，也要维系住法治的外壳。“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最大问题，在于有的事并不能判断是非对错，你说我得罪了你，我说他得罪了我，判断标准是啥？到底谁对谁错啊？事儿还没拎清，就拎刀砍人，社会也就崩坏了。最坏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如果我们想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不在路上挨莫名其妙的一刀（谁敢说他身边没有几个自己得罪过的人？），这一点应是一个共识。当前的舆论，正是在苦撑这条底线。
为什么说复仇是经济题？韩信肯定明白。遭遇“胯下之辱”的韩信，还非常年轻，是一支具有想象空间的潜力股。他明白，最经济的行为就是在乱世保全性命，伺机而动。当明确了这个核心目标，那么就不能允许横生枝节，自己一剑捅死泼皮容易，也就捅死了自己的前途，这个账，划不来。如果着眼于长期利益，基本上没有任何一起复仇是在经济上合算的。复仇的戏码，在书里、影视剧里看着挺过瘾，我们看着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看着冷锋把子弹头拍进雇佣兵的脑门儿（哪怕是冠上“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热血，但还是得加入“犯我媳妇者虽远必诛”的原始复仇蓝本才最动人），但是复仇之后怎样，吃瓜群众是不愿多想的，比较低端的影视剧也是不会探讨的。忍耐不是什么美德，它只是我们在面对法律时的一条相对理性、相对经济的选项，能让我们的人生不因复仇而翻车。
法谚有云，人人都是潜在的罪犯。面对世间无数的诱惑、刺激、屈辱、愤怒、不公，我们每个人都不缺犯罪动机。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理性地明白，相对于犯罪带来的“收益”，我们承担不起犯罪的“成本”，这是套在我们蠢蠢欲动的犯罪本能之上的最有力的枷锁，比说教有力得多。我们又很难指责复仇者是非理性的，他们愿意承受代价，很少后悔。我们只能默默地看着他接受法律制裁，此时，说他复仇“应该或不应该”的任何讨论，都是旁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废话。
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除了在“术”上尽力降低犯罪“收益”，提升犯罪“成本”，还得在“道”上公平、公正、公开，这才是根本。法治进程，伴随着冤假错案的纠正，伴随着法治与民意、与社会发展的永恒动态博弈。只强调法律的威慑性，只把一纸判决奉为圭臬，看不到一些基层执法者对法治的操纵和破坏，看不到一些法条、判决的不合理甚至不合法之处，“民不畏法”的故事还会上演，这是舆论无论怎样强调“复仇犯法哟！”也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