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不能开中药”落地，中西医之争应回归患者选择权

▲ 某人民医院医中药配送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调配中药。（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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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给予的专业意见是病患做出选择的重要依据，而不是越俎代庖、代为做主。如果能够在制度上明确这一个体选择权，那么医疗体系中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共存并不存在问题。所谓中西医之争从个体选择自由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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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人民医院发布公告称：从2020年1月1日起，西医师不能开具中成药处方和中药饮片处方，否则医保基金不给予报销。其实，“西医不能开中成药”的消息早就出笼了，广东省人民医院早在数个月前就宣布了类似规定，而且根据其公告2019年11月1日起开始执行。医院如此规定不是出于任性，而是有法规依据的照章办事。
2019年7月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办公室发布《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化药及生物制品 ）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除中医类别的医师以外的其他类别的医师，“经过不少于1年系统学习中医药专业知识并考核合格后，遵照中医临床基本的辨证施治原则，可以开具中成药处方。”这就是上述两家三甲医院发布新规的依据。
如果“通知”的规定全面落实，对中国中成药市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根据米内网数据，2015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中成药年度销售额为1514亿元。根据2015年以来中国公立医院处方药销售额基本保持稳定的整体趋势判断，这一数据的变化幅度应该不大。令人意外的是，统计数据显示，约70%的中成药是由西医开出。那么，涉及“通知”规定的“禁开令”将会关系到千亿中成药的销售，涉及相关利益庞大。
这一政策出台有明确的现实指向，近年来中成药的安全性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且问题很集中。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近年我国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药占比为16%左右，化学药品占82.8%，生物制品占1.1%。整体而言中药的不良反应事件比例低于化学药品，但是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居高不下，深受诟病。在中药不良反应事件中，注射剂占比在50%以上，而且近年来还有上升趋势，2017年达到了54.7%。如此高比例的“出状况”着实让人难以接受。中药口服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2017年占中药不良反应事件的37.6%。这两项基本包揽了中医不良反应，专业人士早就指出不熟悉药性、用药不当，是风险增加的原因。实际上，中医专业医生因其专业特长，用药以传统汤剂为主，对注射液和口服液中成药使用较为谨慎。因此，“通知”在用药管理针对西医开中成药明确边界，是有的放矢的措施，应予支持。但是，深入思考不难发现，明确中成药使用的专业资格只是解决问题的抓手之一，病患在医疗中的自主权也应该充分考虑。
以问题频出、争议很大的中医注射剂为例，从原理上讲，中医作为传统医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给药途径也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中医现代化当然是可以尝试的，但是使用注射剂方式给药，与传统中医的理论和实践都相差甚远，在中医界也存在巨大的争议，大众对此多有知情。加之中药注射液相关事件频发，更是受到了广泛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选择中医治疗的患者，也应该有权拒绝使用中药注射剂。
求医问药，并不意味着病人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身体权利。购买药品属于消费行为，病患对用药当然也有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权。这些正当的权利应该在用药管理的政策中予以明确，在治疗程序中予以体现。因此，不只是中药注射液的使用与否应该由病患决定，是否使用中成药、使用何种给药途径的中成药也应由病患自主选择。当然，笃信中医的患者也完全有权选择拒绝西医治疗。
这在医疗体系中传统汉方药与西药并存的日本早已制度化，医生问诊时会询问患者是否接受汉方，并且按照患者的意愿安排治疗方案。这种方式对汉方药的发展和使用并无妨碍，日本汉方药通过医疗处方销售占总销量的80%以上，依然是很常见的医疗手段，更没有什么废除汉方药的呼声。而病人的选择权有利于汉方药在竞争中提升质量，这也是汉方药在医疗技术高度发达的日本长盛不衰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在医药科技水平国际一流的日本，并没有汉方药注射剂这样的“现代化”产物。反观我国，中药注射剂这样在原理上中西医都存在争议、在实践中问题频发的药品长期存在、广泛使用，已经难以从医疗技术角度理解，可能另有利益驱动。
总而言之，医生给予的专业意见是病患做出选择的重要依据，而不是越俎代庖、代为做主。如果能够在制度上明确这一个体选择权，那么医疗体系中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共存并不存在问题。所谓中西医之争从个体选择自由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伪命题。但是，无论如何，人命关天的医疗体系不应存在安全性明显存在缺陷的治疗手段和药品。这不只是病患选择权的问题，但可以从明确病患选择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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