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 (12) 过生日 BY Sosisi

神马东西第215篇原创

今年生日前10天在美国买房签了一个三十年的贷款合同，厚到字典一样的一大摞纸里，律师指着该签名的地方语气轻柔地说：“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各种莫名其妙又性命攸关的数字和英文的排列组合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一眼就看见了“2046”，是还贷到期的年限。我想起了王家卫的电影2046，主人公在写小说，说只要搭上了前往2046的列车，人们就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

我出生在八月底，对这个日子最大的不满是收不到礼物。由于是开学前两天，总是赶不上跟新同学打成一片，好用板儿车收礼物。作为独生子女，庆祝派对的宾客常年有且只有两位——爸爸and妈妈。

打记事儿起似乎就对生日有了仪式感的要求。奶油蛋糕是必须的，庆祝的活动是必须有的。当时西单有个叫邦尼炸鸡的，感觉和肯德基类似，是我美式快餐的入门企业。当时邦尼炸鸡的吉祥物是一只熊，戴着个帽子，看起来对炸鸡情有独钟的样子，比是一只鸡举着鸡腿咧嘴傻笑要看着更令人心悦诚服得多。

80年末的北京洋快餐就这样在灰压压的临街店铺里璀璨登场。两层的小楼坐不下十来桌，内部装潢带着不一样的温度，不一样的光线和不一样的气味。那时候没有美团，各家都难得“下馆子”，二舅管吃宴叫“吃油嘴”，透着平时大家嘴上都素得很。

1987年冬天，肯德基在北京开业的时候，万人空巷，我猜那时候美国驻华记者一定比我现在回忆起来更觉得不可思议又神奇无比。很多80后和我一样，毫无保留地将圆白菜沙拉和土豆泥这些美国南方餐车标配纳入了童年的幸福回忆。都奔四张的人了，还经常得吃一下肯德基从而成功穿越到儿时，获得如今极度丰富的物质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满足感。

因为小，对美食的定义也局限在：甜就“套吃”，不甜就“抱吃”的理解力上，这个特点跟美国人民还挺投缘的。所以对老爸老妈神话了的“老莫儿”——莫斯科餐厅不以为然。但是这个餐厅的建筑还是非常了得的。北京莫斯科餐厅是展览馆建筑群的一部分，毗邻北京动物园，是不少北京儿童生日的必选场地。在猴山、狮虎山和猩猩馆里惹了一身骚后，来到了气势恢宏的“老莫儿”，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涤。

“老莫儿”是1954年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的，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同盟兄弟般的友谊。据说莫斯科还有个“北京餐厅”不知道长什么样。总之，在莫斯科餐厅吃饭有参加人民大会堂国宴的感觉。服装要得体，举止要文明，说话声音都不能太大，太大会有回声。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老莫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北京唯一经营西餐的餐馆。电影上才看得到的“左手拿叉，右手拿刀”的规矩，在这儿才真的用的上。

当然90年代初其他标榜档次的北京西餐厅就算有了刀叉和叠成孔雀开屏的餐布，仍然只能望其项背。因为他们比不了老莫儿这大理石的地面，六米高的巨柱，藏红的地毯和金灿灿的旋转门。就算对冷酸鱼，罐焖牛，红菜汤并不感冒，在浩瀚的餐厅里，红色沙发椅里一坐，一种“称王称霸”的气势油然而生。

然而没有十年的光景，我们就发现俄国这个饭，它是西餐的一个菜系，并不是西餐本身。再然后，展览馆那儿又开了一家西餐厅，也是刀叉餐布，文质彬彬，名叫必胜客。

我在这里给大家留时间爆笑30秒。

没笑够再笑一会儿。我等着。

总之，当初报道肯德基北京开业万人空巷的美国驻华记者看见必胜客这招“猪鼻子插大葱”肯定是鲜血吐了一地，就跟我第一次在华盛顿郊区高速边儿看见必胜客和肯德基合体的drive through（得来速餐厅，今天又学习一新词儿）一样。帝国主义玩儿我之心不死呀。

但是无论如何，高中的生日是切着必胜客的披萨，挖着焗蜗牛，舔着可乐上飘着的冰淇淋球度过的。当然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用黄瓜片粘美耐滋在沙拉碗上铸就的围墙；那些半米高的、里面是神马不重要，关键是力学上可以成立的“随你取一次”沙拉；那些功亏一篑、笑到岔气儿、披萨都凉了沙拉还没码好的时光。千金难买啊千金难买！

18岁的生日也是千金难买的好时候，初恋男友在天文馆门口送了99朵玫瑰，捧上去有马上要冬储大白菜了的感觉，是幸福的重量和味道。那时候北京沙尘暴到天都是黄的，天文馆的天文望远镜基本上就是当馆藏陈列玩儿的，只有在天文馆的穹幕电影里能看“星星”。

天文馆也是坚韧不拔，十年如一日，上小学时过生日我爸带我看的电影，上大学跟男朋友看的居然还是这套，一时间浪漫与怀旧兼备。仰望着北斗七星、大熊星座、小熊星座、人马座、猎户座，十二宫，差一点儿就要聊到圣斗士星矢了。

演完出来小摊儿上贩售星座产品。我才发誓要当天文学家，逼迫我爸买个“室女座”书签当然合情合理。那个书签上面说我的幸运草是雏菊，我的性格特征是保守、有洁癖。8岁的我对这两个陌生的词汇充满了巨大的好奇，仿佛参悟预言一样试图参悟它们。并在长大以后，不惜余力地向其反方向努力生长。

（未完待续，看官请移步公众号“神马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