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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到二伯家做客，喝了一点儿小酒，闲聊了过往旧事。趁着酒兴，他从一个小铁皮箱子里翻出一张红纸，折叠得有点儿残破，大约有40×20厘米。
二伯笑着说，这张纸算是古董，已有七十八年的历史了。
那不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红纸，是一张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卖身契约（旧称“送帖”），它记录着一段苦难记忆。
虽经过岁月的洗礼，红纸上的毛笔字依然清晰可见，上面写着：
送帖
立明送亲生子人张陆氏，今有亲生子一，年方三岁。今因粮食太贵，米饭不敷，愿将亲子送与林松为子，不得苛待及奴役虐待。如有山高水低，各安天命。今补回酱醋银九元。立明鉴贴，一币为擂。
中人：亚大、亚八
民国二十九，十一月十七，张陆氏送（指模）
生于民国戊寅七月二十一已时（左）
送帖记载的一百多字，真真切切地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老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状况。
看着这张破烂不堪的红色送帖，二伯滔滔不绝地讲起那段一直都不愿提起、不为人知的悲惨往事。
1938年8月，二伯出生于河西村的张家。那时，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老百姓都在短衣缺食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无可奈何地四处寻找生存的空间。
在两岁四个月之前，二伯生活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里，他的生母是他父亲的二房。他有多个兄弟姐妹，在家里排行第二，故取名为“二牛”。
但好景不长，家道开始中落。他父亲病逝，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局。
两岁多的二伯跟随着母亲到处乞讨，来到龙涌村林奶奶家门口。看到摆放着那一筐番薯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了。
于是，菩萨心肠的林奶奶收养了已饿得面黄肌瘦、只剩下一把骨头的二伯。
后来才得知，二伯的母亲在不久后就饿死街头。
二伯没有念过正规的学校。他自小聪明伶俐，跟着村里的私塾老师学写字、打算盘，后来还考入中学，但因为家境困难，只读了初中一年，就得回家干农活赚钱。
十八岁那年，他通过镇里邮局招聘考试，成为了邮局正式工人。
平时在工作岗位上，二伯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搭建过电线杆，修理过电话线路，什么脏活累活都争着干。
二伯做事很有条理，处事严谨，善于思考，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基层邮电局一把手。后来，他调回市局任重要岗位，直至到退休。
二伯有三个儿子，都考到市里的重点高中，并考入大学，现在已成为单位里的骨干。
1998年，二伯光荣退休，成了名副其实的“宅男”。
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戒烟、戒酒，每天上街买菜煮饭，很少与外面朋友、同事串门聊天。
也许因为以前是单位的领导，退休后的二伯不是很适应。他身体健康，大病没有，但小毛病倒是挺多的，总有些郁郁寡欢，经常让儿子送到医院找医生开药吃。
二伯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每次国家召开重大会议，都一定要“搬好凳子、坐定定”看电视直播。
他还一直珍藏着《羊城晚报》上记录历次党代会、人大会近三十年的版面。而且，每次讲起会议内容和颁布的政策，如数家珍，国内国际形势分析得头头是道。
八十多岁的二伯，前半生充满了辛酸和悲苦，他说自己与共和国一路走来，一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因此，他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的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来之不易，要懂得感恩。
可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我的二伯：二伯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