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五千年历史,说得准确点,看的其实就是山西临汾。
临汾位于山西西南部,东倚太岳山脉,西界黄河之水,与陕西隔河相望——这,是“秦晋之好”的基础,也是临汾永和县人民的烦恼:出门往西多走两步,就能收到“大美陕西欢迎你”的“招安短信”。即便如此,临汾人却始终坚持“我是山西人”,和她南边的邻居、浑身陕西味儿的运城完全不同。
临汾,曾经的历史有多辉煌?
展开山西地图,716千米的汾河,由北向南浩荡而下,几乎纵贯山西大半个版图,汇入黄河之前,一刀将临汾劈为两半——临汾之名,便因地处汾水之滨而来。
临汾虽只有2万多平方千米的面积,但她的辉煌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毫不夸张地说,走进临汾,随随便便抓起一把土,都是厚重的历史。而且,友情提示:临汾的土不要随便动,否则你就可能是历史的发现者——当年“丁村人”就是建筑工人挖沙场时发现遗址的;“陶寺遗址”也是考古学家上厕所时,多看了一眼面前的土墙发现的。
在中国版图上,丁村只是汾河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但对中国文化来说,1954年,“丁村人”的发现,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她上承北京猿人,下启山顶洞人,几乎连贯了30万年的时间,打破了在西方一度甚嚣尘上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中国文化西来说被打破了,西方人又开始怀疑中国有“上下5000年历史”的真实性。
为了厘清中华民族的根源,打破这一质疑,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们便根据文献中的记载,寻找夏、商、周三代都城,确认殷墟为商后期的都城,二里头为夏中晚期的都城后,寻找夏早期的都城“夏墟”,成了许多考古工作者的心愿。
这时,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了大约与“丁村人”同时发现的遗址——陶寺遗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一直怀疑,她就是夏早期的都城“夏墟”。那么,陶寺遗址,真的是夏墟吗?如果不是,她又是什么?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挖掘。这次发掘的成果,使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早于夏,极有可能是尧的都城。为了证明这一观点,40余年来,考古学家持续不断在此发掘、研究,一系列与《尚书·尧典》所载完全相符的考古成果,使考古学家们笃定地相信:不仅帝尧曾经生活在这里,陶寺还应该是尧舜共同的国都。
中国沸腾了,世界沸腾了!
漫长而古老的岁月,曾将这一荣耀赐予了临汾,而临汾,也以她的厚重,回报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不仅是临汾的辉煌时期,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辉煌时期——早期国家和城市的雏形在这里形成、古老的历法在这里确定、最早的水井在这里普及应用、农耕文明在这里飞速发展,先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
于是,《击壤歌》在这里诞生了。
相传《击壤歌》就诞生于临汾尧都区康庄。当年尧巡游至此,有耄耋老者闲坐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今,康庄依然高树一块民国年间的石碑,上面刻的就是这首《击壤歌》。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走康庄大道,过小康日子。
叔虞从周都镐京(今西安市长安区)出发,东渡黄河,来到唐之后,将都城选在今翼城县,并在此落地生根,盖宫室、建宗庙、颁政令、抚百姓,开启了临汾历史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封于唐的叔虞,也被后世称为唐叔虞,经过20余年的励精图治,唐国不仅农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商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叔虞去世后,他的儿子燮父继承侯位,外出巡察时,在晋水边修建行宫,并改唐为晋。山西的简称“晋”,就是这么来的。
▲ 晋国博物馆。摄影/张路生
在不间断的内斗外扩中,晋国国土不断扩大,晋献公时,晋国“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开始强势崛起。公元前636年,晋献公的儿子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到晋国,成为晋国新任国君,并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霸,跻身“春秋五霸”之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晋文公。
春秋末年,随着三家分晋的发生,临汾的第二次辉煌时期,逐渐结束,中国也迎来了一个政治上更动荡、更纷乱,文化上却更繁荣、更多元的时期——战国时期。而三分晋国的韩、赵、魏,个个跻身“战国七雄”之列,也从侧面证明了,崛起于临汾的晋国,曾经何其显赫。
辉煌的历史,为临汾留下哪些厚重文化?
临汾的历史有多辉煌?这么说吧,即使单独拎出来,与整个山西比较也不怵。
虽然4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保”爆表的山西占不到总数的十分之一,但临汾的出土文物,却撑起了山西出土文物的半壁河山:
2019年2月2日,《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九集,山西博物院选送的3件国宝,两件出土于临汾;就连山西博物院的标志“晋侯鸟尊”,也出土于临汾;而山西博物院内的“晋国霸业”展厅,干脆就是“临汾专场”;甚至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赵城金藏》,也发现于临汾……
但,文物并不是历史留给临汾的唯一。除了文物,还有文化。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掀开历史的书页,翻到宋的那一章,看看那时的临汾,也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临汾的文化有多精彩”这个问题。
金元之后,做诗押韵的韵辙《平水韵》,最早便诞生于宋代临汾。宋淳祐年间,临汾人刘渊在《广韵》的基础上,把206韵合为107韵,修订为《壬子新刊礼韵略》,但是这本书后来失传了。现在看到的《平水韵》,是金代王文郁所编的,也有人说,王文郁的书比刘渊的早,但无论谁早谁晚,他们都是临汾人,他们所著的韵书韵部系统,都被称为“平水韵”。
由于临汾地区很早就传承了“造纸术”这一技艺,且具备雕版印刷所需的墨锭、梨木或枣木,为后来雕版印刷在这里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靖康元年(1127年),金兵南下,克汴梁、掳二帝,并且将汴京城里的文物、图书以及技艺工匠带到北地。金人选中临汾,将大部分雕刻木板和刻工安置于此,临汾的雕版印刷因此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成为金代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上文提到的《赵城金藏》,以及《义勇武安王》、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四美图》等,都刻于这一时期,绘画精美、形象逼真,开创了人物版画的先例。木刻版画,是民间文化习俗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平阳木刻版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齐名。临汾,也成为中国年画的著名产地之一,说不定,你家的年画,就来自临汾。
为什么是临汾?
因为只有这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才能滋养戏曲艺术的成长。
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就是在这里造字的;尧时的《击壤歌》,口诵游戏时,要手舞足蹈,具备了表演的萌芽;舜时的《南风歌》;先秦时《诗经》里的《唐风》、《魏风》也诞生于晋南;春秋时期的晋国,已经铸成编钟,礼仪乐器完备;秦始皇东渡蒲坂后,鼓乐响道,惊天动地;汉武帝泛舟汾阴,高唱《秋风辞》……
这些文化基因,都是戏曲文化的种子。
北宋年间,临汾已经有了萌芽状态的戏剧艺术。滑稽戏、歌舞戏、百戏技艺、傀儡戏、影戏等,均在这里广为流传。到金代时,平阳戏曲已具演出雏形。
元代时,我国戏曲走向成熟,那时,全国有两个戏曲中心,一个是北京元大都,一个就是平阳(临汾)。而这两处戏曲中心相比较,平阳戏曲的繁盛要比元大都早约30年。
▲临汾市王曲乡东岳庙元代戏台。摄影/李平安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便是临汾人,一生创作了19个杂剧本,其成名作《倩女离魂》,与《拜月亭》《西厢记》合称为元杂剧中的三大爱情剧;而另一位临汾人石君宝,一生创作10个杂剧本,流传至今的尚有4个。此外还有于伯渊、狄君厚、孔文卿、赵公辅、李潜夫等,他们虽不如郑光祖名气大,但却众星捧月一样,照亮了元杂剧的舞台。
元杂剧进入宫廷后,许多有碍统治的悲情歌吟遭到禁演,民众的心声不吐不快,于是便在黄河、汾河边上引吭高歌,形成了“河汾民歌”。河汾民歌流传开之后,形成了山陕梆子,梆子戏就在临汾这块沃土上诞生了。梆子戏流传开之后,远播邻省,现今仍在演唱的蒲州梆子、中路梆子、河南梆子、河北梆子以及西北各地的秦腔、眉户,都源于梆子戏。
建立在梆子戏基础上的各种戏曲,曾经是多少中国人的“精神故乡”啊,千百年来,它潜移默化,早已渗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成为流淌在中国文化里的血脉。
▲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雕大门。图/图虫·创意
宋朝时,形容柳永之词的流行程度,有句话叫“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把这句话套用在临汾,便是“凡有华人处,皆念大槐树”。只要是华人,无论走遍天涯海角,还是身处五湖四海,都牢记着祖上流传下来的一句话:我们家是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搬来的。
于是,洪洞县,便成了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县,也成了临汾1区2市14县中最有名的一个县。你也许没听过临汾,但你一定听过洪洞县。洪,是大水;洞,是急流,洪洞县,就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记忆里的“华人老家”。
明朝初年,由于元末频繁的战争与自然灾害,不少地方赤地千里、尸骨累累。为了恢复这些地方的经济与生产,明洪武、永乐年间,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垦荒”政策,在洪洞广济寺设局驻员,从平阳(今临汾)、太原、汾州(其范围包括今汾阳、孝义、介休、平遥)等地,选“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徙往外地。每次移民迁徙之前,都要在大槐树下集合出发,因此,大槐树就成了留在移民们脑中山西老家的最后记忆。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山西往外移民18次,迁徙人口60多万,涉及800多个姓氏,占明代《千家姓》的一半。走出去的山西人,遍布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甘肃、山西等18个省,这些移民的后代,又带着“大槐树的记忆”,辗转迁徙南方各地,乃至港澳台和海外,数百年来,早已遍布世界各地。
▲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图/图虫·创意而移民过程中,产生的“移民文化”,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说在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便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内急如厕时再解开,因此“解手”一次,至今仍是许多地方“上厕所”的隐晦说法。而移民到达之后,当地官吏将他们编为“屯”分驻各地,“社为土民,屯为迁民”,至今河南还有郭全屯、李享屯、李源屯等移民名称,北京顺义区也有移民以故乡命名的稷山营、夏县营等。
清朝初年,临汾的商业贸易空前活跃,商界巨子不断走出去发展。清朝中期,宁夏银川有“太平一条街”,街上的店铺都是太平县的商人所办。太平县是今临汾襄汾县的一部分。太平一条街上最大的“百汇川”,几十间门面里,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应有尽有,诚信经商、货真价实,商铺扩展到陕西、甘肃、内蒙古,深得同行和各地百姓的信赖。
在西部发展的平阳商帮中,翼城南卫村的丁家创办的商号“蔚隆章”,分号开遍西北各地,从翼城出发,经新绛、河津,西渡黄河,穿过西安、咸阳、兰州,1500多公里的路途中,吃住都有丁家的店铺。
同时,在东部发展的平阳商帮,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从山东到河南,从河南到河北,从浙江到福建,到处都有洪洞刘家的商号。而襄汾丁家,则立足河南,集中精力于中药材,将药材远销广州、香港等地。
南下经营的平阳商帮,虽然人数不多,但也颇具规模。规模最大的行业,要数盐业,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那里就云集着一众临汾商人,最出名的当属临汾亢家,号称“亢百万”。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国库空虚,向各地摊派,亢百万一人承担了山西的全部银两。
在北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北京,有清一代,临汾人执掌的店号就有五六十家,前门外出现了翼城布商一条街,还有500多家粥铺。如今,北京依然存在两家临汾商人创办的店——“六必居”和“都一处”,前者为酱园,后者为酒家,但相同的是,它们之所以能长久不衰,便是承袭了平阳商帮“诚信经营”的宗旨。
▲ 临汾布艺,活泼可爱的布老虎。摄影/康辉
从翼城花鼓,到曲沃琴书;从蒲州梆子,到洪洞道情;从威武雄壮的威风锣鼓,到惊险绝美的天塔舞狮……
千百年后的今天,临汾昔日的辉煌,已经难以见到,但走在临汾大地上,依然可以处处感受到文化的魅力。
临汾市志编纂委员会 《临汾市志》 中华书局 2014
黄翠莲主编 《临汾史话》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6
解希恭主编 《襄汾陶寺遗址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7
杨迎祺 《临汾民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