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是没有机会比谁受教育，比谁有文化，比谁精英。
恰逢SYSU九十大寿，怀念那个逗比满天飞的菁菁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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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说，科举。我觉得，这是这个民族伟大的一项制度，虽然造就了很多可笑可怜的故事，但不得不说那是那样认知与生产力条件下最佳制度。
科举起源，最开始是举孝廉，为了当官，比孝顺，比陪葬（把生存的财富都埋土里），比守孝（大好时光都浪费了）。后来曹操就推行薄葬，九品中正制，比开始比谁受教育好，那肯定是贵族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最后当官的变成了只有几个大家族（王谢堂前燕了）。到隋朝隋炀帝就开始了科举，隋炀帝当政前期还是很勤政的（一般开创一制度的第一人，经常搞着搞着就不行了）。科举历史上，除了个别杜甫、唐伯虎、柳三变，洪秀全、黄巢这样的人，绝大部分优秀的人才都被筛选了，参与到民主管理这个国家的进程中。说几个有名的个例，张居正算个例，白居易是冒名考上的，李林甫是个极其小心眼（杜甫、高适就是这个0录取记录这一届）的人，跟唐玄宗说由于皇帝圣明所有人才都进入了朝廷，现在当官的学学。秦桧的儿子0岁就中进士了，在百官阻挠下，终于没中状元，中了个榜眼，这算昏庸时代的大奇葩。当然，很多特殊时期，也还是看得出科举的重要性。元朝一开始没有科举，那些汉族知识分子只能去丰富汉文化了，后来恢复不久单分出蒙榜，清朝是满蒙单独一个榜。
科举时代的录取制度有意思的地方，分南北榜，江浙文人极其多，南方文人很能考试（南方山清水秀，地理环境好，气候问题，粮食丰足，反正吃不饱念个球书，和平问题，北方战乱——瞎说的）。现在高考录取方式是有历史原因的，估计很多人会愤愤不平，当年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各省招生名额是当年庚子赔款的分摊比例，后来很多学校延用这个比例（不可能按人口来分配名额，欺负人少的省份）。现在高考的考试处罚力度不及当年科举，这个就不一一细表，因为整套现在高等教育几乎成了职业技校了。古代科举和死刑是要皇帝亲自批，而且都是在秋后（农耕时代）。开明的时代，判刑后，可以回家种地。科举基本是国家的命脉，政权稳定的一个基础，官吏分开，这些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都是中国一直很稳定的结构基础（虽然我们现在高考不严，官吏也不分了）。
历史说到这里，教育的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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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国外，现在教育的起源地是德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学前教育等等都产生于这些德国。德国现在重视教育到什么程度——夫妻同时工作的（双职工）工资低的一方要交67%的税收（100元交67元），逼一个人回家教育孩子——日耳曼下一代的教育多一人工作重要多了。
日本拿马关条约、庚子赔款都有很大一笔钱投入教育，明治维新平民识字率（50%），现在的毕业率（中高等教育）无可匹敌（瑞士教育水平也很高，瑞士没有自己的语言，多语言混合，不像德日）。
日本钱币印有樋口一叶（某狗输入法竟然能打出来）24岁去世的艺术家，德国韩国澳大利亚也印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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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具体的现代教育。
教育的本质，
生长本身没有价值吗？一个天性得到健康发展的人难道不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吗？就算用功利尺度广阔的而非狭隘的衡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是更有希望获得真正意义的成功吗？这些是来自哲学家、作家周国平对教育本质的思考，请看他总结的有关教育的七条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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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均是暂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却是一笔终身财富。
何为教育？教育究竟何为？教育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古今中外的优秀头脑对此进行了许多思考，发表了许多言论。我发现，关于教育的最中肯、最精彩的话往往出自哲学家之口。
专门的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倘若不同时拥有洞察人性的智慧，说出的话便容易局限于经验，或拘泥于心理学的细节，显得肤浅、琐细和平庸。现在我把我最欣赏的教育理念列举出来，共七点，不妨称之为教育的七条箴言。
它们的确具有箴言的特征：直指事物的本质，既简明如神谕，又朴素如常识。可叹的是，人们迷失在事物的假象之中，宁愿相信各种艰深复杂的谬误，忘掉了简单的常识。然而，依然朴实的心灵一定会感到，这些箴言多么切中今日教育的弊病，我们的教育多么需要回到常识，回到教育之为教育的最基本的道理。
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
这个论点由卢梭提出，而后杜威作了进一步阐发。教育即生长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教育的本义，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例如知识，灌输进一个容器。苏格拉底早已指出，求知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
当时的智者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苏格拉底嘲笑道，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懂得了教育即生长的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教育应该做什么事。
比如说——
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灌输技艺。
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 ，这是特别反对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的。人们即使似乎承认了教育即生长 ，也一定要给生长设定一个外部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谋求职业、做出成就之类，仿佛不朝着这类目的努力，生长就没有了任何价值似的。
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是压制生长，实际上仍是否定了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没有价值吗？一个天性得到健康发展的人难道不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吗？就算用功利尺度广阔的而非狭隘的衡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是更有希望获得真正意义的成功吗？而从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的情形好得多。
儿童不是尚未长成的大人，儿童期有其自身的内在价值
用外部功利目的规范教育，无视生长本身的价值，一个最直接、最有害的结果就是否定儿童期的内在价值。把儿童看作 一个未来的存在，一个尚未长成的大人，在 长大成人 之前似乎无甚价值，而教育的唯一目标是使儿童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准备，这种错误观念由来已久，流传极广。
长大成人的提法本身就荒唐透顶，仿佛在长大之前儿童不是人似的！蒙台梭利首先明确地批判这种观念，在确定儿童的人格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儿童教育理论。杜威也指出，儿童期生活有其内在的品质和意义，不可把它当作人生中一个未成熟阶段，只想让它快快地过去。
人生的各个阶段皆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没有一个阶段仅仅是另一个阶段的准备。尤其是儿童期，原是身心生长最重要的阶段，也应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教育所能成就的最大功德是给孩子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童年，以此为他们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创造良好的基础。
然而，今天的普遍情形是，整个成人世界纷纷把自己渺小的功利目标强加给孩子，驱赶他们到功利战场上拼搏。我担心，在他们未来的人生中，在若干年后的社会上，童年价值被野蛮剥夺的恶果不知会以怎样可怕的方式显现出来。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
这是西塞罗的名言。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教育正在全力做一件事，就是以适应现实为目标塑造学生。人在社会上生活，当然有适应现实的必要，但这不该是教育的主要目的。
蒙田说：学习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孔子也主张，学习是为己 而非为人的事情。古往今来的哲人都强调，学习是为了发展个人内在的精神能力，从而在外部现实面前获得自由。
当然，这只是一种内在自由，但是，正是凭借这种内在自由，这种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那些优秀的灵魂和头脑对于改变人类社会的现实发生了伟大的作用。教育就应该为促进内在自由、产生优秀的灵魂和头脑创造条件。如果只是适应现实，要教育做什么！
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
这句话出自卢梭之口，由我们今天的许多耳朵听来，简直是谬论。然而，卢梭自有他的道理。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的使命就应该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什么是最好的环境？第一是自由时间，第二是好的老师。
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卢梭为其惊世骇俗之论辩护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今天许多家长和老师唯恐孩子虚度光阴，驱迫着他们做无穷的功课，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耍的时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卢梭却问你：什么叫虚度？快乐不算什么吗？整日跳跑不算什么吗？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
到了大学阶段，自由时间就更重要了。依我之见，可以没有好老师，不可没有自由时间。说到底，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都是自学。就精神能力的生长而言，更是如此。我赞成约翰·亨利的看法：对于受过基础教育的聪明学生来说，大学里不妨既无老师也不考试，任他们在图书馆里自由地涉猎。我要和萧伯纳一起叹息：全世界的书架上摆满了精神的美味佳肴，可是学生们却被迫去啃那些毫无营养的乏味的教科书。
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
我最早在爱因斯坦的文章中看到这句话，是他未指名引用的一句俏皮话。随后我发现，它很可能脱胎于怀特海的一段论述，大意是：抛开了教科书和听课笔记，忘记了为考试背的细节，剩下的东西才有价值。
知识的细节是很容易忘记的，一旦需要它们，又是很容易在书中查到的。所以，把精力放在记住知识的细节，既吃力又无价值。假定你把课堂上所学的这些东西全忘记了，如果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剩下，那就意味着你是白受了教育。
用怀特海的话说，那个应该剩下的配称为教育的东西，就是完全渗透入你的身心的原理：
一种智力活动的习惯一种充满学问和想象力的生活方式
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按照我的理解，通俗地说，一个人从此成了不可救药的思想者、学者，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再也改不掉学习、思考、研究的习惯和爱好了，方可承认他是受过了大学教育。
大学应是大师云集之地，让青年在大师的熏陶下生长
教育的真谛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育智力活动的习惯、独立思考的能力等等，这些智力上的素质显然是不可像知识那样传授的，培育的唯一途径是受具有这样素质的人不妨笼统地称之为大师的熏陶。大师在两个地方，一是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另一便是在大学里，大学应该是活着的大师云集的地方。
正如怀特海所说：大学存在的理由是，拥有一批充满想象力地探索知识的学者，使学生在智力发展上受其影响，在成熟的智慧和追求生命的热情之间架起桥梁，否则大学就不必存在。
林语堂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理想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字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房。他强调：吃饭所不是比方，这些大师除吃饭外，对学校绝无义务，学校送薪俸请他们住在校园里，使学生得以与其交游接触，受其熏陶。比如牛津、剑桥的大教授，抽着烟斗闲谈人生和学问，学生的素质就这样被烟熏了出来。
今天的大学争相标榜所谓世界一流大学，还拟订了种种硬指标。其实，事情本来很简单：最硬的指标是教师，一个大学拥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智慧的一流学者，它就是一流大学。否则，校舍再大，楼房再气派，设备再先进，全都白搭。
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这是罗素为正确的师生关系规定的原则。他指出，一个理想教师的必备品质是爱他的学生，而爱的可靠征兆就是具有博大的父母本能，如同父母感觉到自己的孩子是目的一样，感觉到学生是目的。他强调：教师爱学生应该甚于爱国家和教会。针对今日的情况，我要补充一句：更应该甚于爱金钱和名利。今日一些教师恰恰是以名利为唯一目的，明目张胆地把学生当作获取名利的手段。
教师个人是否爱学生，取决于这个教师的品德。要使学校中多数教师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则必须建立以学生为目的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当作手段的行径之所以大量得逞，重要原因是教师权力过大，手握决定学生升级毕业之大权。所以，我赞同爱因斯坦的建议：给教师使用强制措施的权力应该尽可能少，使学生对其尊敬的唯一来源是他的人性和理智品质。
与此相应，便是扩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的权利，使其在教学大纲许可的范围内，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和课程，可以改换门庭，另就高明。考核教师也应主要看其是否得到学生的爱戴，而非是否得到行政部门的青睐。像现在这样，教师有本事活动到大笔科研经费，就有多招学生的权利，就有让学生替自己打工的权力，否则就受气，甚至被剥夺带学生的权利，在这种体制下，焉有学生不沦为手段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