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剧源自于真实故事陆勇之身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没拍出来的是什么？你思考了吗？
《我不是药神》让中国观众们认识了瑞士研发的一种抗癌药物“格列宁”（它现实的名字叫做格列卫，一字之差）。
在影片中，这种药物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唯一救命良药，然而，它近4万元一瓶的价格却让想要活命的患者吃掉了房子、吃得倾家荡产。
《我不是药神》对天价药的刻画是十分生动准确的。2015年1月，人民网的跨国调研发现，格列卫在中国大陆的零售价格最高，不仅高于原产国，也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价格甚至是邻国韩国的两倍。
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价格的差异，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格列卫在大陆离奇的价格，却很难用运输成本、供求关系来解释。
2015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志愿者在辉瑞制药总部外堆砌起假币墙，抗议其以高价药品赚取巨额利润/视觉中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之一，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和患者基数，对于进口药物其实本该有更强的议价权才是。那么，为什么进口药在我们这个购买力不怎么样的发展中国家，却走到了如今天价的地步？《我不是药神》将天价药的问题全推给“无良药企”背锅，可这真的是事实吗？
进口药的中国成本
在中国，进口药物的注册审批流程困难重重，有实力拿到进口许可证的，基本上是全球知名的巨头医药公司。
我们都知道，医药巨头公司出现在电影电视里的时候，形象基本不会太好，不是病毒泄露的源头就是幕后大坏蛋。《我不是药神》里面，也不能免俗地勾画了一个不近人情、利欲熏心的格列宁高层人员。
然而，这种对药企“贪婪”的负面刻画，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进口药，基本上都是“原研”品种，来自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它们的价格昂贵，首先有着最理所当然的原因：这些公司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之后当然要从市场讨回成本。
2015年11月12日，美国纽约，志愿者在辉瑞制药总部外堆砌起假币墙，抗议其以高价药品赚取巨额利润/视觉中国
2014年，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发展研究中心（Tufts CSDD）的报告显示，如今，开发一种新的处方药，平均成本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这些数据来自10家大型医药公司，药物的研究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当药物通过审批后，还需要后续的3.12亿美元来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也就是说，总成本会达到29亿美元以上。
瑞士的诺华公司从1988年便开始研究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分子靶向药物。经过了十几年的努力，花费数十亿美元，格列卫横空出世，在2001年5月通过了美国药监局的审查。
做药企，又不是做慈善。药物的专利期一般是20年左右，但从拿到专利到药物上市还有一段延迟，因此，真的能让医药公司拿着专利独霸天下的时间只有十几年时间，如果不想血本无归，就要在这十几年的专利保护期内，抓紧把巨额的研发成本赚回来。
一款新药的目标受众可能全球也只有几百万人，如果是罕见的病，那么患者将会更少，这些研发成本分摊下来，价格昂贵是无可奈何的事。大多数人都能理解这个事实。如果遏制药企追逐利润的动机，患者根本就见不到这些药的问世。
2017年11月，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名研究人员在测试一种抗癌新药，几乎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药未来在中国的价格会比美国高/视觉中国
此外，进口原研药成本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它们卖得要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要贵。在中国，一盒格列卫价格几乎是美国的两倍。
事实上，我们能够买到的进口药，还有第二份中国专属的研发成本。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物即使已经在国外安全上市了多年，但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必须重新进行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是一个烧钱的事，需要收集大量临床数据，动辄耗时三五年。
根据2012年北京大陆药业公司披露的数据，在中国进行三期临床试验的成本大约是300-700万美元，而在多数国家，进口药物是不需要重新进行临床实验的。
2009年8月，美国卫生部开始进行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临床试验，然而这种疫苗若想进入中国市场，还得在中国进行额外的三期临床试验/视觉中国
不少国家为了节约成本、缩短研发时间，直接将美国药监局批准的药拿来就用，而中国并不承认美国药监局的数据。
另外，早在1990年，美国、欧盟和日本就牵头成立了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旨在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标准，从而共享数据、降低药物研发的成本。而这个组织，中国药监局去年才加入，想要达到规范技术标准、节约研发成本的效果，还有至少5-10年的时间要努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十年来，全球15家最大的跨国医药集团需要持续在中国投入庞大的科研支出，每年的增幅就达22.5%。
这些多出来的科研投入、行政支出，势必最终要病床上的中国患者来买单。
层层加价
药物研发、审批完毕，钱花了一大堆，但离在临床上与病人相遇，还有漫长的道路。
2013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发现，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大陆要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的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一江之隔，每盒药价格相差近一万元。
2017年9月29日，郑州，一位不惑之年的父亲因为负担不起儿子的药费失声痛哭/视觉中国
同年9月7日，在北大卫生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巡视员郭剑英解释了为什么大陆80%的进口原研药价格会高于香港：“香港没有5%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没有15%的医院加价，流转费用也不会达到20%多。”
一直以来，大陆对绝大部分进口药物收取5%左右的关税。今年4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宣布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实行零关税政策。《我不是药神》的结尾字幕，也十分骄傲地向观众宣布这则好消息。
然而，零关税政策远远谈不上是圆满的结局。5%的免税政策，对于那些挣扎在生存和贫困里的患者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因为进口药来到中国，可不止征收这一份税。
根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EFPIA）2017年公布的数据，多数受调查的欧洲国家都对药品实行了免收或少收增值税的政策。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药物增值税为0%，而中国对药品征收的增值税一分不少，和普通商品一样都是17%。
2012年12月1日，北京试点取消药品加成后一名患者在取药，但“零加成”政策对于许多进入自费药房的进口药来说并不适用/视觉中国
去年7月1日，全国开始实行药物零加成政策，取消了几十年来医院约定俗成的15%药物加价。但这个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医院采购的国产药物，而非进口药。
许多进口药已经进入医院内部的自费药房，而自费药房不受“零加成政策”约束，可以保持15%的加价。
也就是说，进口药将更显著地成为医疗机构的盈利产品，加上它又不被纳入医院的“药占比（药费占总医疗费用的比值）”考核体系，医生更偏好为病人开具进口药的处方。因此，在药物零加成政策施行后，进口药的市场占比甚至出现了逆势增长的趋势。
以上还都是透明的合法加价，从出厂到抵达患者手中，药物的流通，还需要巨大的灰色成本。2012年8月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披露，辉瑞制药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里，向当地部门及医生等人员行贿。最终辉瑞向美国缴纳了6016万美元罚金。
无独有偶，辉瑞后，英国葛兰素史克、法国赛诺菲也相继在中国爆出了行贿丑闻。
2018年2月21日，希腊雅典，希腊议会就调查诺华贿赂丑闻展开讨论，跨国药企的行贿事件屡见不鲜/视觉中国
2013年，英国葛兰素史克被立案侦查的高管梁宏估计，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上下打点”的成本占到多少，虽然没有精确数字，但占的比例非常大。
“注册方面要和药监总局打交道，药价上要和国家发改委打交道，进医保要和劳社部打交道，进医院要和各地招标办以及医院的院长、药剂科主任打交道。”2014年9月湖南，葛兰素史克贿赂案宣判，这家企业收到了30亿元人民币的创纪录罚单。
进口药的超国民待遇
在《我不是药神》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大量绝望又愤怒的病人集结在格列宁中国公司的门口，向高层抗议药价过高。而高层则不慌不忙地回复说，定价是合理合法的。
2015年5月7日，湖南常德一名女教师在出租屋内给身患白血病的儿子洗澡，巨额的医药费令她濒临绝境/视觉中国
要想知道进口药为什么会这么贵，我们必须明白进口药的价格是怎么样定的、上面说到的巨额成本，是怎么分摊到患者头上的。
2000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药品政府定价办法》，规定“原研药”可以给予单独定价权。这是什么意思呢？国产药物通常有政府指导价，但是进口药中占大多数的“原研药”的价格，是由医药公司自己定的。
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原研药可以自主定价，这是全球通行的规矩。然而，在中国，这个单独定价权还有一个优越之处：即使原研药20年的专利保护期过了，医药公司依然可以享受单独定价的优惠政策，不需要遵循政府的指导定价。
这就是业内光被人诟病的进口药的所谓“超国民待遇”。
药品不是普通商品，患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反倒更像是刀板上的鱼肉、待宰的羔羊。这时候，无论哪个国家，一般政府都会出面适当管制药品价格，防止医药公司将患者当成勒索对象。
拥有“超国民待遇”的进口药，在医生的处方和患者的桌上依旧有着绝对优势，但又有谁知道它压垮了多少家庭/视觉中国
专利权过期之后，国产品种和进口品种的地位本该相同，都应该服从政府的价格管制。然而，在这个环节，政府却对进口医药公司保持了纵容的态度。国产品种会被拼命压价，而进口药则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开出高价钱。
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在其他国家，专利期过了之后，原研药会失去原先的特权，导致价格的大幅下降。
而且在中国，进口原研药有着“凭本事卖的药，凭什么降价”的底气。它们在药效、药品采购招标、药品的使用各个环节都有优势或能得到优待，同时缺乏竞争对手，不需要靠降价就可以占据市场，那它们当然不需要降价。
2013年后，陆续出现了几家仿制格列卫的国内厂家，但业内观点认为，国产的仿制药药效并不乐观，有些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涉及仿制药安全和有效性的审评标准过低，因此，仿制药很难对进口原研药带来价格冲击。
《我不是药神》中徐峥扮演的“药贩子”走私的低价印度“格列宁”就是没有专利权的仿制药/视觉中国
而在各地卫生系统药品的统一招标规程上，有时候会对进口药进行单独招标，有时候会要求中标药品中必须有一种国产药和一种进口药。这样，进口药就无需为了中标而压低价格。
另外，在药品的使用上，大部分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执行了《处方管理规定》中的“一品两规”，也就是说，同一种药物，只使用两个厂家的产品。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就会变成一个国产品种和一个进口品种。国内的药厂有6000多个，竞争激烈，而进口药物缺乏竞争，等于保证了自己的销路。
在进口原研药保持高价格的同时，有不少国产药由于指导定价太低而消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的他巴唑事件：这种治疗甲亢的基础用药，一瓶100片，可以吃一两个月，定价只要1.8元。听起来很好，但极端的价格压缩，导致没有利润甚至亏本，于是企业放弃生产、医院不愿开药。
结果，国产他巴唑四处断货无处可寻，病人只能去买贵30多倍的进口他巴唑。
2011年8月，福州协和医院，一名家长提着白血病患儿的药瓶，在高昂的药费下他们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视觉中国
2010年，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发现，全国共存在284种廉价药物的短缺现象，这些多数是医疗机构大量使用的常用药，比如西地兰注射液、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等，如果供应不上，患者只能选择进口药替代。
无论是考虑剧情还是尺度问题，《我不是药神》只给大家指了一个人人可以骂的简易靶子——药企，于是，大家都忙着讨论药物的专利权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作恶；但或许，在天价进口药层层加价的诞生过程里，与那些吸血的中间人、监管漏洞及违法行径相比，专利权是最清白无瑕的一个环节了。
参考文献：
[1] 《关于发布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的公告》（国家药监总局2015年第53号公告）
[2] 郑成香, 等. 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及对策. 卫生经济研究. 2002年02期
[3] 武洁. 进口抗癌药何以成天价？企业家日报. 2015年1月19日
[4] 范沛浩. 成都市15家药店进口(合资)药与国产药价格调查. 泰山医学院学报. 2016年第37卷5期
[5] 曾红颖. 当前我国药品价格调控中的问题、成因与对策. 中国经贸导刊. 2014年6月上
[6] 孔祥金, 等. 试论药价虚高的形成基础. 中国药房. 2011年12期
[7] 内地进口药为何贵过香港？中华工商时报. 2013-09-16
[8] 5月1日起28种进口药 实行零关税. 证券日报. 2018-04-24
[9] 岱岳，江滨，韩晟，等.我国短缺药品现状调查分析.中国药房，2010，21(9)：785
[10] 赵磊, 等. 中国式缺药：消亡的他巴唑. 中国经济周刊. 2013年28期
[11]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被罚30亿元 数名被告被判刑. 新华网. 2014-09-19
[12] 调查：为何中国进口抗癌药格列卫成“天价”？人民网. 2015年01月12日
[13] Researcher Behind the Drug Gleevec.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 2009
[14] Jerry Avorn. The $2.6 Billion Pill — Methodologic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N Engl J Med 2015; 372:1877-1879
[15] Chloe Liu. BIO 2012: Development cost comparison, China vs. US. Nature Biotechnoogy. 2012 July 02
[16] Naren P. Tallapragada. Off-patent drugs at brand-name prices: a puzzle for policymakers. 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Volume 3, Issue 1, 1 April 2016, Pages 238–247
[17] Value Added Tax (VAT) rate on prescription-only drugs in Europe in 2017, by country. EFPIA
作者：凤凰房卡yingqi820
作者申明：本文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