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斗士4︱现在还在被广泛使用的“伍氏口罩”长什么样？︱60000条人命与不放弃的伍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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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曾于2019年11月25日至29日首播。面对现如今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重读历史，希望可以让我们坚定战胜疫情的决心。

本节目组特别放弃休假，为大家重新整理并重发这一系列，欢迎转发阅读收听。

上世纪中国差点亡国灭种的大瘟疫，是谁救了中国人？又有什么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故事？对而今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有什么经验教训？不想看字，听徐德亮老师讲故事吧，一共五回。

鼠疫斗士1︱他是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就住东堂子胡同！

鼠疫斗士2︱一个不该被岁月尘封的”防疫斗士“

鼠疫斗士3︱他是实施中国人体解剖的第一人！

鼠疫斗士4︱现在还在被广泛使用的“伍氏口罩”长什么样？︱60000条人命与不放弃的伍连德！

鼠疫斗士5︱奉旨焚尸第一人！

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东口的4号，是一幢精致的法式建筑，这里便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的故居。100多年前，伍连德正是在冬天去了哈尔滨，如果没有他，哈尔滨也许会变成一座死城。在哈尔滨，伍连德带人抗击东北鼠疫大流行，成就了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东堂子胡同4号这栋三层小洋楼，曾是伍连德先生在北京的家。这所住宅原主人是八国联军的英军士兵，他退伍后留在了北京，当时是用废墟上拆下的砖瓦、门窗和木料建成的单层平房。伍连德一家入住五年后，由著名建筑师华南圭先生将它改建成带有后花园的三层西式小楼。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住房之一。

伍连德故居是带着典型法国建筑风格的“孟萨屋顶”，和老虎窗的法式小洋楼，就是那种带阁楼的房子，既浪漫又典雅，现状仍很完好。环绕着小楼拍摄，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发现设计者的匠心独具之处，又似乎在触摸着主人的处处遗痕。

据居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说，这个小楼后院原来有假山石，还有一圈松树。而这，也和很多历史照片一致。
华南圭的嫡孙女，著名散文作家，民间古城保护人士华新民在《为了不能失去的故乡》一书中这样写到： 北京古城的胡同里不单有四合院，还有三合院，还有一些清末和民国时期建盖的小洋楼，伍连德的这一栋就是他在1912年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下来的，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根据他本人在其自传中的解释是为了自己走动的方便，因该小楼紧邻他当时任总医官职的外务府（其建筑遗存位于东堂子胡同49号,市级文物）。伍连德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直到1937年离开中国为止，随之小楼又由其留美归来的长子居住，四十年代末之后相继向外出租和托管至今，其间伍连德曾表示过把它捐献给中华医学会的心愿。

华新民

东堂子胡同的这座小洋楼，便是这位伟大学者和斗士的温暖的家。他每每从危险的瘟疫战场上归来时与在这里的妻儿团聚和得到休息，他也是在这里构思的“论肺鼠疫”和“中国医史”等宏篇巨著。

伍连德与妻子在一起

当他创建的北京中央医院在1916年开始破土动工后，他经常从东堂子胡同出发，叫上一辆黄包车，穿过景山前街，亲自到白塔寺东侧的施工现场监督指导。

当年建成后的中央医院

中央医院旧址（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一年之后,他又一次次走进与胡同几步之隔的另一个工地,悉心关照,那是他倡议建设、参与筹备并浸透着他一份心血的协和医院。中央医院落成后伍连德为该院的第一任院长。

协和医学院开办仪式

在这里，我们要和大家解释一下，中央医院，其实，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而他监督施工的建筑还在，那是中央医院旧址，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路过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您不妨多看一眼，这里就是伍连德博士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在北京曾经留下踪迹的地方。

一

无法控制的疫情

1910 年在死亡的阴影下就这样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24000 人口的傅家甸，情况已糟到极点。铁道那边的俄国人居住区又如何呢？新年第一天，伍连德决定去哈尔滨俄国铁路医院探访一下。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叔叔真传。比其他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伍连德已不知不觉地随哈夫肯走进了鼠疫病房。
此时，病房里躺着8 个鼠疫病人，房门大开，医护人员随意出入，甚至没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连德大惊失色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里这个中国人简直胆小如鼠。在医院里，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
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等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夫肯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几天的经历使伍连德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也是不可能的了。

二

孤军奋战

每天十多个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个人。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伍连德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清朝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 时年45 岁，比伍连德大13 岁的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对于肺鼠疫的理论，迈斯尼根本无心听完。他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等等措施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在迈斯尼看来，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中国人，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谈什么“肺鼠疫”，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在谈话中，他控制不住自己，面对伍连德挥舞双手，瞪大眼睛喊叫：“你这个中国佬竟敢蔑视我，目无你的尊长。”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而是让他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请求辞职。但当他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却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三

突然转性的清政府

也许有朋友会纳闷，在那个西方医学远盛于东方的年代，无数西方专家所谓“洋大人”的反对下，一个仅仅初出茅庐的伍连德的说法，又如何能够让清廷大人们相信呢？

历史在此时展现出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逃回了关内，鼠疫的恐慌开始在全国弥漫。东三省与北京近在咫尺，清朝朝廷也开始了恐慌，担心有朝一日，这个恶魔狞笑着扑向紫禁城。

而伍连德所提出的隔离患者，全城戒严的方法让清廷大喜过望，对施肇基的奏章，毫不犹豫地批准，直接任命任伍连德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并且免去迈斯尼职务。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开始着手开展防疫工作。但是仅仅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够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想要真正掌握话语权，还需要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这时，每天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50 余人，防疫医院里人满为患。由于人手有限，傅家甸的隔离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日俄方面也不理会伍连德联合防疫的请求，依旧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

四

有人用死证实了伍连德的结论

但是，历史再一次垂青了伍连德，用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他扫清了所有障碍。
这个悲剧人物，就是迈斯尼。那迈斯尼为何送命呢？？还请您听我徐徐道来。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五

伍连德的措施开始得以实现

为了控制疫情，伍连德将傅家甸划分为四个区域，隔离监控。 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 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并开始训练大量医务人员取代警察进行疫情监测。 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 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封锁隔离区，尤其严禁毛皮商人进入。清政府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各地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最重要的是，有了人事大权之后，他果断撤职了一些无能的医官和隔离区官员。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
在铁岭，政府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准备出发的消毒车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杀伐决断之下，渐渐稳住了人心。但是面对鼠疫，仅仅有雷霆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千金妙方。尽管已经隔离，城中仍有死尸无数，卫生状况极差，处处危险，步步惊心。

伍连德在迈斯尼的死上汲取了足够的教训，开始设计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这种口罩，后世被称作“伍氏口罩”，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

伍氏口罩

六

死亡人数依旧没有遏制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未完待续

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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