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崛起存在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西方创新经济的发展。西方世界成果拉动中国经济的崛起，自己却慢慢陷入到危机当中。
中国借钱给西方国家，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经济崛起。又反过来导致西方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导致西方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川普上台是这种保守化趋势的基本反映。
西方国家近些年遭遇的一系列困境，都是由于技术变迁导致的，这个过程间接促成了中国的崛起。
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出现过多次技术变迁导致的秩序失衡，最后引发一系列危机。这次西方世界的失衡和过去很不一样，发生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都大不相同。
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技术变迁，肯定是工业革命。在此之前都是传统经济，财富增长非常缓慢。工业革命让财富的积累发生井喷，海量的财富突然降临，如何分配它们，变成一个严峻的问题。
一个中大奖的人，会突然间冒出很多亲戚朋友。大家都想分一杯羹，结果引发激烈的家庭矛盾。闹得凶的，都会有散伙的可能。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比中彩票的情况还要复杂。
在农业社会，虽然财富分配不平等，富人却在承担着很多社会义务。穷人可以顺捎着分享财富带来的好处，社会不至于因为财富差别而四分五裂。
在工业革命之后，新涌现出来的财富，并没有附着与之对应的社会义务。旧有财富上的义务消失不见，新的财富却没有附加任何义务。穷人没办法继续分享财富的好处，社会产生严重的阶级对立。
西方国家并不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解决这个问题，它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西方的经济效率越来越高，对外征服的能力越来越强。让西方拥有更多的财富，用于内部分配。
在技术革命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工人阶级因此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中，蒸汽机拉动了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随后拉动铁路事业的发展，拉动远洋贸易的发展，创造众多就业机会。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内燃机拉动了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拉动橡胶业、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拉动公路建设的发展和更加复杂的金融业。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当中，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技术依然可以拉动出大量的新行业，让早就存在的行业获得更大的市场机会。
创新部门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被拉动的部门至少也能获得平均利润，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西方社会进而有条件，解决财富分配问题。
到了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这轮创新的结果是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这一轮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西方本土，而是在中国。
中国踩上这个风口，变身世界工厂。美国虽然因此收获巨额财富，却造成传统行业的衰落。过去的重工业基地，出现严重地衰败和失业现象。
整个国家的经济宏观数据非常漂亮，内部的分配结构却严重失衡，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草根阶层很难参与到新财富的分配当中，传统工业经济的萎缩，让他们产生受损感。
有经济学家把90年代以来的复苏，叫做失业型复苏。虽然经济在复苏，却伴随着大量的失业。
经济手段不奏效，政治手段走向前台，以对冲经济过程带来的问题。政府的主动行为，导致西方的经济危机。民间的情绪反弹，导致西方世界的保守化。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接受大规模外包订单，西方的传统工业开始萎缩。大量工人失业，没失业的也在降薪。
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为了让低收入者的处境看起来顺眼一点，推出各种借贷消费政策。平民很满意，总统因此拿到更多的选票。
房利美和房地美给大量穷人发放低息住房贷款，为了降低自身风险。它们把高风险贷款和低风险贷款打包在一起，变成证券出售给其他投资者。
大量的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经过各种封装和美化，变成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这就是第一轮政治手段，对冲经济的过程，当权者试图借此确保自己的选票。
中国依托全球产业格局的变迁而崛起，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需要外部世界拥有发达的消费能力，否则就没办法继续出口。
亚洲四小龙也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它们的经济增长也依赖于西方世界的市场需求。由于规模较小，它们的出口很容易被外部世界吸收，不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
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它的出口导向注定会引起外部世界的严重失衡。外部世界失去消费能力，中国的东西就会失去销路。所以中国不得不通过大量购买债券，让西方国家有能力继续消费中国的物资。
来自中国的大量贷款，让西方国家得以维持低利率。大家感觉借钱很划算，于是纷纷选择大肆消费。
西方世界的失业型复苏，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借款的人只是在借新债还旧债。风险逐渐累积，直到2008年爆发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西方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马上遭遇困难，于是近几年中国制造业生存不易。
中国不断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以便缓冲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内需的扩大无法抵消西方世界需求的下降，中国制造业不得不继续艰难度日。
西方的日子更加难捱，过去还有失业型复苏，现在只剩下失业。民怨越来越大，政府不得不采取本国优先的政治立场。排除掉移民的竞争，排除掉外国商品的竞争，想方设法保障本国人的福利。
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政府逐渐转向保守化，这就是第二轮政治手段对冲经济。保守化转向无法帮助西方国家解决问题，中国在这一轮转向过程中，也无法置身事外。
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全球性的，大家在实际意义上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既然保守化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必然存在谈判的可能性和空间。
过去的国际贸易治理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需要中国和西方世界重新谈判，用一种新的国际治理秩序调整世界的失衡。
为了弥合这种差异，中国和西方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深刻的调整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对自己的理解。用更加广阔的视野，才能找到更加深层的利益交汇点，才能谈出有建设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