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高估的野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夫当观”，原文标题：《戒不掉的野味，到底有什么好》，作者：付一夫

野味，必定是这几天被人们热议的众多话题之一。

比如这个调侃蝙蝠的段子：

“凭一己之力封印了病毒千年，昼伏夜出，努力扮演一个孤独的潘多拉盒子，而且长得真的是一张死神脸，万万没想到……还是扛不住被吃……这生生世世的努力，终究还是错付了……”

的确，有“移动的病毒库”之称的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种类超过100种，其中不乏SARS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等一系列让人闻风丧胆的致命品类；从相貌上，我们同样难以看出这是个上好的食材。可即便如此，仍然有人愿意义无反顾地将其煲汤吃肉，着实有些“诡异”。

不仅如此，在经历过2003年非典风波之后，虽然食野味之风一度有所缓和，可是没过多久便重新兴起，仿佛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对野味有着无与伦比的执念。

但说句公道话，这还真不一定是他们的错。若是拉长时间轴，我们会发现，野味这种东西，几乎是如影随形地陪伴了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程，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一、古往今来的野味记载

早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人类就开始吃野味了。

由于当时的认识和科技水平实在是有限，人类要想生存下来，只能靠猎取野生动物为食。如此看来，彼时人类的饭菜自然都是野味，而人类自己也同时是野生动物眼中的“野味”，颇有一种野蛮的感觉。

而后，他们渐渐学会了驯化一部分动物，并将其作为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再加上几千几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的反复筛选与淘汰，鸡、鸭、鱼、牛、羊、猪等宝贵的食谱得以流传至今，这些也正是最适合后来人吃的食材。

至此，似乎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大规模地猎杀野生动物以为口腹之需了吧。事实恰恰相反。在人们的传统饮食中，野味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以我国为例，据史料记载，宋朝时期的契丹国所产毘貍，“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相下，不可得而尝”；大文豪兼大吃货苏东坡在海南岛期间，曾在《闻子由瘦》写道，“土人顿顿食诸芋，存以熏鼠烧蝙蝠”，生动地描述了当地人吃野味的画面。

到了明清，光是“水陆八珍”的说法中，就涉及到了鹿筋、熊掌、鹿尾、象鼻、驼峰、豹胎、狮乳、猕猴头等野味。而民国年间的北洋军阀张作霖，更是热衷于吃老虎肉，相传当时东北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菜肴，都备受张作霖青睐。

至于国外，相关的案例亦是不胜枚举。据说，罗马帝国时期的赫利奥盖巴勒斯皇帝（218~222年在位）曾经用600只鸵鸟的脑来招待客人；而中世纪的欧洲很多拥有狩猎传统的家庭经常都会打回来各种野味。

再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长期靠着猎捕海象、海豹、鲸、驯鹿、麝牛、极地狐甚至北极熊（因纽特人每年可以合法捕杀一定数量的北极熊）等海生与陆地哺乳动物为食——当然，这与他们所居住的严酷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生产技术有关，如果失去了这些野味，他们的生存势必会无比艰难。

时至今日，放眼世界各地，依然有着不少的酒楼、饭店在经营烹饪昂贵的野味菜谱，蛇、果子狸、鳄鱼、野猪、穿山甲、猫头鹰……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土里钻的，你能想到的或者想不到的，都能在某个餐桌上寻觅到踪影。

一言以蔽之，吃野味绝不是近些年才有的，古往今来皆是如此。

二、吃野味的执念源自何处？

市场经济的逻辑告诉我们，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去满足这种需求。倘若没有人爱吃野味，这些野生动物自然也就不会被做成菜肴端上餐桌。

为什么在每个时代都有迷恋于吃野味的人呢？经过多方考证，我总结出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虚荣心和“猎奇”心理。

一般来说，野生动物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少见或者根本见不到的，至少绝不像猪牛羊鱼肉那般满大街都是。而这也造成了野味的“物以稀为贵”，除了价格较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人群的专属。

事实上，自古以来，许多野味都是皇室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的。譬如前文提到的契丹国进贡给宋朝的毘貍，是一种极为珍贵难得的动物，即便是在契丹境内也只有国主级别的大人物才能品尝得到，故而毘貍成为了招待使臣的肉食珍品。

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吃野味，既能炫耀雄厚的财力，又能彰显出某种特殊的身份地位，仿佛自己活得要比泛泛之辈们更加“高级”，就和背名包、开名车、戴名表是一个道理。至于一些普通人，更是常常出于“猎奇”心理而深深被野味吸引着，一旦有机会得偿所愿便会一拥而上。这便让无数野生动物成为了人类的盘中餐。

其二，野生动物的“野性”使然。

野味作为来源于自然界的“野生资料”，它们比人工培植的食物具有更完整的自然性，或者说是“野性”，它往往会使野生动物表现出生猛鲜活、旺盛无比的生命活力，而这种“生龙活虎”的外在特征，又容易被人们转化为食物学上的评价标准，进而让野味具备了某种特殊的诱惑力。

许是因为如此，不少人坚信野生动物要比普通的饲养动物更具营养价值，还愿意秉承“药补不如食补”的理念，意图通过吃野味来达到滋补养生、强身健体的目的。他们相信虎骨能去风湿，吃狼能壮胆，甚至还产生了如吃活猴脑、生吞蛇血等猎奇恐怖的吃法。反正是家养的不如散养的，散养的不如野生的，野味怎么都是高出一等。

其三，人类本身的征服欲作祟。

往大一点说，人与动物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得到适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于是，从最原始粗陋的石器工具到高端先进的互联网计算机，从最简单的山洞草棚到壮观的摩天大楼，人们似乎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创造力，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他们对未知世界强烈的控制与征服欲。

对于野生动物而言，无论是老虎、穿山甲、鳄鱼，还是野兔、蝙蝠、果子狸，它们都能在人的控制范围之外而自由自在地活动。这便让人们的控制征服欲有了着力之处，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驾驭和支配那些野生动物。哪怕老虎再怎么凶猛，毒蛇再怎么阴险，穿山甲再怎么神秘，鳄鱼再怎么霸道，都没能逃出人类的手掌心，并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美餐。

在此过程中，人们享受着野味的味道，就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福的需求，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通过对野生动物的掌控和享用，人们可以产生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喜悦之情，这种“伟大”的感受让他们内心骄傲无比。

这些，便是千百年来，人们迷恋野味的最根本动因。

三、被高估的野味

尽管有那么多人钟情于野味，但必须清楚的是，野味能给我们带来的效益绝对是被大大高估的。

有研究表明，对比家禽、家畜和几种野生动物的营养成分后可以发现，它们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能量等主要指标上相差无几，若要为人体补充营养能量，吃鸡鱼牛羊肉基本就已足够，根本用不着专程寻找珍稀野生动物进补。

从品尝角度来说，受生长环境影响，野生动物的肉质成分中肌肉居多，脂肪较少，口感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而很多流传甚广的“奇功异效”更是无从谈起。就像不少人迷信于以形补形，尤其爱把珍奇异兽当成食补圣品：他们看到穿山甲爱钻，就认为吃了它能壮阳变金刚钻；看到猴子机灵敏捷，就想到吃猴脑来给智商充值；看到老虎的威武霸气，就觉得吃虎鞭能“振雄风”……可是这些真的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吗？只怕未必。典型例证便是穿山甲的鳞片，只是角质化的皮肤附属物而已，成分与人类的指甲无异，有些人却想当然地视其为中药里的珍品。

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食用的家禽、家畜肉类产品都是经过卫生防疫部门严格检疫后才投放至市场的，而“来路不明”的野味，却总是潜藏着种种危机。

根据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动物疾病专家华育平的说法，灵长类、啮齿类、兔形目、有蹄类、鸟类等多种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狂犬病、结核、B病毒、鼠疫、炭疽、甲肝等等。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B病毒专家田克恭也指出，我国的猕猴有10%~60%都携带B病毒，这样的猴把人挠上一下、甚至只是吐上一口，都有可能致人感染，而生吃猴脑感染的几率则更大。

事实上，近些年因滥食野味而“惹病”甚至致死的案例已越来越多，2003年的非典疫情便是最佳例证。

个中原因，一方面与野生动物本身携带的病菌病毒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卫生检疫部门对于来路不明的野生动物难以进行有效监控。基于这些原因，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

此外，部分偷猎者还会采取毒杀的办法获取野生动物，所使用的毒药毒性较大不易降解，大都残留在动物体内，进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

所以，迷恋野味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搞不好就会赔了健康又损钱，甚至容易把命都搭进去——不光是自己的，还会牵连到周围那些无辜的人。

因一小撮人贪图口腹之欲而酿成大面积人祸的剧情，我们已经见的不少了吧。

四、来自李时珍的警告

其实，对于吃野生动物肉类容易染上疾病这件事，早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就已经被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详细记载于《本草纲目》之中：

鸟类：“诸鸟有毒”，“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皆不可食，食之杀人”；孔雀，“肉性味咸、凉，有小毒，人食其肉者，食后服药必无效”；乌鸦，“肉涩臭不可食，食其肉及卵，令人昏忘”；啄木鸟，“因食百虫，肉有毒，不可食”；

水禽类：鸿鹅，“肉性味咸，平，有小毒，食之腹胀腹泻”；鸳鸯，“肉性味咸，平，有小毒，食后头痛、头晕，可成为终身疾病”；凫（俗称野鸭），“性味甘、凉，身体虚弱者不宜食；鹜（野鸭的一种），“肉性味甘，有小毒，尤以黑鹜肉毒重，滑中、发冷痢、脚气，不可食”；

虫类：蜗牛，“性味咸、寒，有小毒，肉不可食，食之卷缩抽筋”；山蛤蟆，“性味辛、寒，有毒，食之自然生火，出现狂热”；蚯蚓，“性味咸、寒，有小毒，食之发热起风疹”；天螺，“性味咸、寒，有毒，不可食”；

兽类：豪猪（山猪），“肉性味甘，大寒，有毒不可食，否则伤头伤身”；野马，“肉性味辛、苦、冷，有毒，煮食难消，多食生疮患痢”；豺，“肉性味酸、热，有毒，食之，损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助鼠（黄鼠狼），“肉性味甘、臭、温，有小毒，心、肝有臭味”；熊，“肉性味甘、平，虽无毒，但有痛疾者不可食”；水獭，“肉性味甘、寒，虽无毒，但食之引起血热，消男子阳气”；

鳞虫类：鳞鲤（穿山甲），“性味咸、寒，有毒，其肉甘、涩，味酸，食后慢性腹泻，继而惊风狂热”；石龙子（猪婆蛇），“性味咸、寒，有小毒，食之可出现腹痛腹泻”；蚺蛇（又名南蛇、埋头蛇）、白花蛇（又名薪蛇）、乌蛇（又名乌梢蛇、黑花蛇）、金蛇（又名银蛇、锡蛇）、蝮蛇（又名反鼻蛇）、天蛇（又名四足蛇）等均为有毒蛇，“蛇胆性味甘、微寒，有毒；蛇肉味性甘、涩，有毒；蛇头毒人至死，不宜鲜品煮食，药用也要经过去毒”；能鳖（又名三足鳖），“肉性味大寒，有毒，食之杀”。

读完以上种种，那些迷恋野味的人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吗？我想，他们心里一定有自己的答案。

五、尾声

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之外，野味于人类而言，还有另一层意义。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高度文明的信息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人们对动物的态度从过去单纯的支配，转变为帮助和关怀，并与之友好相处，将地球上所有动物都视为自己的朋友。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泛及动物的做法，早已被世界上众多发达国家所认可。在对动物进行帮助、关爱和保护的过程中，人们自身的精神境界也能得到净化及升华。

诚如圣雄甘地所言：

“从一个民族对待动物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个民族的道德高度。”

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仍有那么多人热衷于将大量的野生动物送到饭店里去，也仍有那么多人愿意千方百计地花重金寻求“野味佳肴”，进而引致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此刻，梁从诫先生的告诫忽然萦绕在耳畔：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犹如一张大网，每个物种都是网上的一道经纬，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会使这个大网上出现孔洞，任何一个孔洞对人类来说都是绝对危险的。”

我想，是时候做出些改变了——为了你我他宝贵的生命和健康，也为了人类不成为世界上的最后一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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