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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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农历四月十五，父亲惟一的妹妹，我的姑姑，就要来我家看望他。她一来，从她进门开始，就会泪流不止，一双眼睛已经沉沉地凹陷下去，却饱含深情的望着自己的哥哥，哥哥的头发、眼睛、鼻子、脸、衣服，她都不会错过。姑姑不善言辞，她总是用手轻轻为父亲抹平起皱的衣角。如今父亲逝去已经快五个年头，姑姑依然会记住这个日子，大老远来陪我妈。姑姑失聪很多年，耳聋得历害，却能记住他哥哥的生日，年年如是。
当然，父亲的生日也永远镌刻在我们六个子女的心中。早在一个月前，母亲就和姐姐说：“你爸生日的那天，你们都来你爸的坟前和他老人家说说话吧！他都快八十了。”是啊，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今年就是八十。父亲逝去的这五年当中，我们姊妹几年，都六神无主过，父亲可是我们的主心骨啊！如果他还活着，我们就不会如此的彷徨和无助。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多么舍不得父亲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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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们:“坐如钟，站如松”，“吃不言，睡不语”。——--父亲虽然只读过小学五年级，但在那个农村年代，能够读到这个份，也不是很多见的。他上的学堂还是我们全木港村最好的小学，叫“何子恕小学”。据说曾经是大地主的房子，里面有三十六个天井。父亲说他的老师总是教导学生要始终做个诚实正直的人。父亲上学所积攒的古训和做人的道理，常常影响着我们，使我们懂得学习和做人。
我是个热爱诗的人，这与父亲有关系。他读过一点书，也爱好一点古诗词。他生性好酒，一喝多了，就来两句：“酒是英雄，财是胆，山是门神水映月”，“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等等，这是父亲最乐意的事。父亲有深深的酒窝，白晳的肤色，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总能把什么都看穿，然后说：“喝，干了再说！”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父亲从来不悲观，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都坚强面对。那个时候，父亲每个月才十几块的工资，却要供养着我们六个孩子读书。妈妈一个人做生产，十多亩的田地，收获的粮食，除了上交一部分国家，余下的就只够吃了，有时还朝不保夕。但父亲依然对我们说：“孩子，一定要读书，不读书，就是只猪！我和你妈再苦再累，也要供你们上学，其它的事，都不用你们操心。”
后来，父亲的话得到应验：大哥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取了市里的财校；大姐连续两次高考落榜，在第三次也考取了市里的师专；接着是二哥，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后来二姐考上市医专，三哥也是，我后来也跟上。父亲像大山一样的臂膀，支撑着我们在学业上一路前行，从不许我们言弃。那时，别人家的孩子早就可以为家里挣工分，或是分担农活了，可是我们兄妹竟然都没有下个田，插过秧。父亲白天在厂里干活，只要不出差，下班后就帮妈妈收割庄稼，常常要到晚上九点才吃晚饭。每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到地干一遍农活之后回来，吃上他一早出门烧起柴火灶上的粥，才去上班。
父亲坚信能够让孩子们读书才是改变贫穷的唯一道路，因此他内心始终充满希望和快乐。每个月靠着那点微薄的工资，加上妈妈种的一些田和麻地（那个时候，一斤麻也能卖到五六块），养的几头猪。 一年下来，我们的学费，总算有了着落，但是依然很苦。他和母亲两个瘦弱的身子，担负起这个大家庭的所有重担。我依俙记得 ，到了每年九月一，父亲忙得昏头转向，到处东拼西凑，竭尽全力地争取多一点的银子，为我们几个凑足学费。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满脸笑容地对我们说：“不怕，有我呢！”
父亲的脾气不太好，但只要是关于我们读书的事，从不动怒，他热爱文化，喜欢读书人。当然，后来几个哥姐都能“鲤鱼跳农门”，走上读书的道路，甚至以后哥姐有了教书育人的工作，自然是让他一辈子觉得很光荣的事。
印象中，家里的条件特别困难。我最小，但凡我说要买文具或是书包之类的，他都从不拒绝，他用温和的话语，摸着我的脑袋说：“好，我给你买。”其实，这一句“我给你买”，给他肩上增添了多大的重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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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山，是水，是风雨之中的那把伞。” 父亲热爱家庭，对工作也一丝不苟。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入党，但总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这都是托党的福！”父亲生于一九三八年，长于解放前，童年是极其苦难的。三岁他就没有了父亲，还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年幼的姑姑，并且坚持勤工俭学。所以他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翻身做主人，有了自由支配土地的权利，我们这一代人，在蜜糖里呆久了，对幸福的感知度要迟钝许多。从父亲的泪光中，我能读懂父亲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因为他所经历的苦难，是我们未曾想象过的。在新中国，后来和妈妈结合，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土地，还可以让孩子能无忧地上学。他尤为知足感恩。这时父亲就喝酒，唱他的老调歌。
父亲一辈子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给公社办的企业木港水暖器材厂做采购工作，从不会以公谋私。哪怕能够自己多花点力气，能为公家省点开支，他就尽量节省。他这一干就是几十年。
早期父亲参加过县办的会计培训，懂材料的核算。所以木港公社唯一一家大型的水暖厂的所有原材料，铜铁、焦碳等厂生产和冶炼所需的原材料，都是父亲从全国各地采购回来的。为了希望成本价更低一点，他就要跑到离家几千里地的江苏，河南、河北，山西去采购，长途来回都需半个多月。而母亲则是独自带着我们姊妹六个，种着十多亩田地。她是村里的女生产队队长，每天天没亮就起床，比公鸡还要起得早，却能哼着小曲去地里干活。
有一次，父亲去山西大同采购一批焦炭，需要几十吨。那个时候，公路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车子也是大卡车。寒冬腊月，因为想着要急着赶回来置办年货，就赶夜路。当时路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父亲在满载而归的时候，却在一个转弯的山路翻了，整个一车焦炭洒一地，父亲和司机昏迷在侧翻的驾驶室内。
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母亲浑然不知地独自在家干农活、喂猪，照顾着我们。二十多天都没有收到父亲的任何消息，母亲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她有些慌了：“你爸该不会有意外吧？”可是能怎么办呢？妈妈就在无限渴望中等待，望眼欲穿。
父亲和同事被好心人救起，送到当地的人民医院。第二天醒来，父亲就嚷着要立马去看他的一车货。货早已洒一地，被一些好心人帮忙铲起，车子也被当地的救援队救起，一切又恢复如初。但是父亲，已经受了惊吓，和司机商量，这回要小心慢慢地开才行。一路上，车子走走停停，七八百公里的路，走了五六天才到家。
父亲给党了干一辈子，却没有入党，到老了，也没有退休工资。即便不被人看得起和提拔，他也知足感恩、自得其乐。
正是因为父亲拥有如此的厚道的品性，他年轻俊朗的样子，一直都没有变，肤色偏白，身材伟岸，适中的鼻梁上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加上年轻经常出差，见多识广，所以父亲还有宽厚的胸怀。即便是到老了，他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皱纹和斑。是陌生人见了他，都以为他是老教授，并且也这么称呼着他，他一听就乐呵呵的笑。有父亲的地方，哪里就有欢乐。他的人缘极好，同事、邻居和亲戚朋友都很敬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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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改之后，我们几个都参加了工作，家里的条件都好了起来。父亲说是托党的福，才有如今这样幸福的生活。他常常用一杯一杯酒来代替。他太好酒了。开始是一日一餐，到后来是一日三餐，自劝自饮地喝两盅。有客人的时候，他就放开胃大喝。他好客，喜欢热闹，呼朋唤友都叫一起来欢聚。让妈妈多炒几个小菜，一边喝，就一边歌颂祖国，我们这些孩子总在旁边看着他们欢笑，我们也就跟着欢笑。
三哥一直在南方广东工作，他说那边天气好，不冷，就把父母接过去，这一住就是十年。突然，有一日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知道即将要和哥哥一起回家乡过年，喜不自禁，晚上，一个人又喝多了，之后就昏睡。半夜从床上摔下来，脑出血，送医院抢救。
父亲已经失去正常的意识。不久，被查出肝硬化，因为长期饮酒导致严重的酒精肝，使他几度陷入了肝昏迷。看着父亲一下子变得那么瘦弱无力，我的心在滴血。我一遍又一遍喊着父亲，他都是麻木的，一直在痛苦地呻吟。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号，父亲在辗转广东几家大医院治疗无效后。三哥租了一部“120”的车子，把父亲从广州一路快马加鞭地送回来。在路上，三哥握着父亲的手说：“爸爸，您一定要挺住，我们回家，我们到湖南了，到咸宁了，到阳新了，不怕，我们已经回来了——”
初夏，微热的空气都在给我们制造紧张。父亲快要与我们永别，他还在一喘一吁中，与生命做着较量。父亲的眼角分明是泪水，他才七十四岁，是多么不舍得离开我们。所有的亲人都在痛苦中，一一与父亲作别。
二零一二年六月八号，凌晨，父亲呼吸慢慢变得微弱，六点八分，我亲爱的父亲永远地安静了，他走了。
生命是一场璀璨的烟花，曾经绚丽的绽放于夜空，如今却悄无声息的消失于尘世。父亲活着的时候，走路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都是如雷贯耳。如今，我却只能竭力地去回忆。我脑中还残存的一丝丝让我无限眷恋的声音，心中满是伤痕。
父亲，愿天堂有您无忧的安乐窝！
写于2017年8月15号凌晨，你的爱女：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