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舞台上，赵雷作为唯一一个挑战歌手。一首《成都》，拿下全场第二。随之而来的是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朋友圈的刷屏：赵雷火了。
这个在大冰的书里还在拉萨街头卖唱的大男孩，终于火了。
真为他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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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想这几年，“民谣”这个词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大众的视线。
2013年快乐男生，有一个叫左立的少年翻唱了一首《董小姐》，火了嗓音里满是干净烟火气息的宋冬野。
2015年中国好声音，一个叫张磊的男人翻唱了一首《南山南》，火了XXXX的马頔（不多言）。
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众多原创音乐人协力作登台，最终前两名花落赵照的《当你老了》和莫西子诗的《要死就死在你手里》，都是民谣。
如今，赵雷带着他的《成都》又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种种迹象表明，民谣作为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已经越来越走入大众的视野并获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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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民谣是一种“新的”音乐形式，其实，并不确切。
因为我国的民谣，在遥远的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那就是《诗经》。
《诗经》是我国现存的、有文字记录的、最早的诗歌总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
诗经中的“风”既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他们被官方任命的“采诗官”从田间地头采集记录，带回宫廷，让乐手整理后唱给天子听。天子们通过这些歌曲，了解民间疾苦-----这可能是“民谣”最早的来源。
而民谣作为民间声音传递的载体，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种相对于朝廷官方的存在。
当然，同时期的歌谣集锦除了北方的《诗经》，还有南方的《楚辞》，它是继《诗经》之后，在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诗歌总集。
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诗经》《楚辞》中的歌谣早已词存曲亡，乐谱失传，如今只剩下诗文了。
从西周到汉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民谣都处于混沌的、没有规束的状态，直到汉武帝刘彻设立了“乐府”，民歌采集方式才被确定下来，即一方面来自民间，一方面由专人创作。汉武帝设立”乐府“的最初目的之一，也是用来观察民间的动态和舆情，而他的这一举动，着实为“音乐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乐府诗》中有一名篇《陌上桑》，我们中学课本上都学过，讲一采桑女秦罗敷，美貌动人，顾盼生姿：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时间长河缓慢流逝，民谣后来经历了隋、唐、宋的盛极而衰，元、明、清的辗转浮沉，以及民国时期的古今转型，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
这个时期的台湾被日本占领，日军为了麻痹大众，推出了文化意义上的“皇民化运动”，国语被禁止使用，全部使用日文。文化的高压政策倒逼岛民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了保护本土文化，台湾兴起了以“唱自己的歌”为主题的“民歌运动”。歌手们创作出大量“最能反映自己内心”的歌曲，一扫先前被西洋音乐“统治”的台湾乐坛，推动了台湾本土民谣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当属蔡琴。
视角移回大陆，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在“文革”对于民族精神意识的伤痕还未消除之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渐渐敞开。“文革”的阴霾未散和“改革开放”的国策实施，让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交织着既担忧又兴奋的复杂情绪。经历过创痛的个体情感体验开始被关注，灵性抒情取代了政治宣传，人们自由吟唱的欲望得到了释放。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崔健。
一曲《一无所有》，迷茫反抗、无由追问和站在大地上呐喊的疼痛感，瞬间击中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灵。关注内心、审视现实的摇滚精神开始冲击着人们对于音乐的理解，也宣告着大陆摇滚真正意义上的开始。
这个时期摇滚之所以胜于民谣，是因为当下的年轻人都历经过那个时代的苦痛，民谣这种倾诉的方式不足与表达他们内心的悲苦。相比之下，而摇滚的高亢更合适。
与此同时，罗大佑的“民谣摇滚”在台湾掀起一阵风暴后，也迅速传入大陆。
崔健的彷徨呐喊和罗大佑的深刻批判，在大陆民谣尚未有大量原创作品问世时，已经成为年轻人草坪聚会的必唱曲目。
到了90年代，大陆音乐刮起了一阵“校园风”。此时的代表人物如高晓松、老狼、小柯。他们都是学院派与唱片工业时代的精英。
乐评人李皖说：“校园民谣中最好的一些歌产生于一只脚踏进成人世界时对青春的回头一望。”《同桌的你》正是这样的歌曲。那时的高晓松刚步入社会，茫然无措的切身感触代替了无拘无束自由思考的学生时代的纯粹，于是怀念和回望成为了歌曲的情感基调。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的太慢。
你总是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
高晓松善于描摹青春散场、好聚难散，这种场景直到今天的毕业季仍然被一次次印证着，关于告别、关于回忆、关于不舍。这也为校园民谣的整体风格定下一种基调，青春需要这些感伤和忧愁，这似乎也正是学生时代最理所应当的权利。
后来，海子、顾城、戈麦相继自杀，一时间对当时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当生命以直白而残暴的方式戛然而止，个人价值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如同一场短暂的黄金时代的终结，那些对世界美好的幻想和信仰正在逐渐崩塌。复杂而沉重的现实不断向年轻人施压，仅仅是“怀念”和“忧郁”已经显得苍白无力。
1999年，朴树带着他的专辑《我去2000年》出现了。
（朴树是我高中时代的印记，那段枯燥变态的生活正是在朴树歌声的陪伴下度过的）
朴树出现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新旧的世纪之交。他的出现像是一记重击，击碎了所有的青春幻想，生活的艰辛不允许不切实际的幻想出现。
90年代初，邓小平力排众议，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中国在历经数年的徘徊期后，“城市现代化建设”再一次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们对物质的无节制追逐，“功利主义思想”也日嚣尘上，再加上港台和日韩流行音乐的强势影响，“民谣”这种音乐形式，开始逐渐从流行前线退出。
这个时期的大陆民谣开始脱离商业模式，步入小众的“独立”时期。代表人物如周云蓬、万晓利、野孩子等。他们都是清苦的都市异乡客。
到了2005年，大陆互联网发展迅速，互联网工具极大地降低了宣传、以及音乐制作的门槛。来自南京的歌手李志便用一张《被禁忌的游戏》打破了此前“独立民谣”苦于宣传无门的现状。
他把专辑放到社交网站上，不借助其他任何宣传媒介，便达到了与大众联通、互动的效果。这张专辑的“革命性”，不仅体现在制作的完全独立，在宣传策略上，它也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此后，越来越多的“小众”民谣人纷纷通过互联网宣传自己的作品，大陆民谣市场由此渐入佳境。
互联网的便利，不仅令此前优秀的音乐人更受瞩目，也充分点燃了每一个人心中的“音乐梦”。自2011年开始，涌现出一批被大众熟知的民谣音乐人。他们皆非科班出身，凭借着自己对音乐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到民谣的创作里，以宋冬野、马頔、程璧、陈粒、花粥、尧十三、好妹妹、郝云、莫西子诗、赵照等为代表，他们都是互联网时代自由生长的新文化IP，当然也包括现在火起来的赵雷。
至此，大陆民谣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