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三

近日读蒋廷黻先生之《中国近代史》，内摘李鸿章1864年写给恭亲王的私信，初读之下极入吾心，虽百多年之后仍值得击节赞叹：“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价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