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与一知名的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应邀到某广播电台作一个心理谈话节目。我们被要求以对话的方式介绍什么是“精神分析”。交谈中，我叙述了我常做的一个与现实毫不搭边的梦并请他解释：“父亲流离失所，我从极度的焦虑中醒来。”那位精神分析学家并不对这梦境作出解释，而是把疑问又扔了回来：“你认为呢”？
我明白，对于精神分析而言，这是个很专业的反问。尽管这一反问象泥鳅一样滑溜地让任何心理投射的可能性落了空，但我知道，这位精神分析学家的“专业反问”的背后，并非没有先在的设定，这个设定就是：人如果存在着一个终极的本质的话，这个本质就是为欲望所支撑的、为言说所构成的生命个体在经验世界中疯狂地抓取“镜像”以构筑自我的过程。或者说，人究其本质不过是一个“语病”。而精神分析家的职责就是治疗这个“语病”。
也许我这个“语病”有些特别之故，那位精神分析学家建议我到他那里接受精神分析。或许出于“神经症的抗阻作用”，我婉言拒绝了。我说：“我觉得，只有上帝能治好我的病，因为，我相信，人不仅仅是经验世界的决定物。”他断然地说：“没有上帝”。（当然，他这话未免有失精神分析所惯有的滑溜风范）我说；“你怎么知道，所谓上帝，不就是拉康所说的‘大它’呢”？
其实，真正说服我信仰上帝的，恰恰是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尽管，他的学说主要并不涉及宗教。《圣经》上说，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如果人是上帝的摹本的话，则至少上帝的部分奥秘一定隐藏在人性中。那么，对上帝是认识是脱不开对人性的认识的。自弗洛依德所开创精神分析运动以来，人类对人性的认识有了整体性的进步，随着这一运动的整体推进，旧有的宗教大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转机。危机就是人们发现，发生在社会中及个人身上的许多传统的宗教现象其实不过是一种“神经症”，是人类在日益焦虑的生存处境中为对抗焦虑所营造的某种“心理防御机制”。它们并不象人们所传统地认为的那样具有终极的意义。而转机则是人类可以卸去旧有传统宗教的种种包袱，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重新审视和建构信仰的基础。而精神分析学对人性的结构性分析则为构建这一新的信仰基础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基督教神学家保罗·蒂里希说：“认为上帝存在，就是否认上帝”。这话意思是说，在“上帝”的前面，是不可以加上“有”这个字的。因为任何可以在“有”的范围内被把握的，都绝不是上帝。那么，上帝是“无”吗？是的，上帝是“无”。但这个“无”不是什么也没有。而是老子所说“有生于无”、“当其无，有器之用”的“无”。在拉康的理论中，这个“无”就是那个绝对的“消失的主体”（被划斜线的S）在“象征轴”上所朝向的却又被“镜像争夺战”隔绝了的绝对的它者（A）。
那么，什么是“消失了的主体”呢？精神分析学认为：新生儿的意识“主体”并不认为母亲和周围世界是异在于他/她的。相反，世界对于他/她而言，就是他/她自己的一部分。直到他/她意识到母亲是可以消失的、周围世界是可以怀着敌意的时候，人的第一个焦虑产生了。焦虑促使他/她不得不到母亲的目光中及周围世界去抓取形象以构建一个新的自我。但就在此时，那个“与万物而为一”的绝对主体消失了。在《圣经》中，失乐园的故事隐喻着这一过程：当亚当吃下了悦目的果子，就不再与神同行，而跌进了分辨善恶的必死的处境。而拉康把这叫做“镜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失乐”的新生儿走向了一条通过象征性地构筑周围世界来找回“乐园”的道路。这一过程体现在新生儿的游戏行为中。比如操控镜子里自己的形象、让物体消失又重现等等。这一过程也让新生儿找到了第一个战胜生存性焦虑的办法，他/她在想象中构筑一个替代性的外部世界，并自居于这个外部世界，这样，消失的乐园也就似乎被找回了，焦虑因而似乎消失了，当然，这是个自设的骗局。然而正是这个骗局，是被人类叫做“自我”的东西的开始。
在拉康的理论中，所谓“自我”就是消失了的主体的残余部分（a）在想象中拼命抓取外部形象（a`）的一场战争，他把这叫做“镜像争夺战”。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回“乐园”。但这场战争注定是失败的。因为残余主体越是到外部世界取抓取形象来构筑自我，就越是被外部形象送往原离“乐园”的地方。这就象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中的主人公，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去金阁寺。后来终于找到了金阁寺，却一把火把它给烧了。金阁寺就象是消失的主体或曰“乐园”，它是一个“无”，是不可以在“有”的世界中找到的。然而人在“有”的世界中所做的一切，就是想通过“有”来构筑一个“无”的乌托邦。其命运可想而知，只能是失之交臂。导致的只能是最深刻的绝望。
那么，残余主体是怎样在“有”的世界找“无”的呢？如前所述，绝对主体亦即新生儿最初自我并不认为整个世界是相异于自己的。而当新生儿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她第一个能抓住并觉得可以掌握的就是奶头。从这一刻起，奶头就成了人的第一个曾经拥有但又失去了的乌托邦的替代品，这个替代品将以不同的面貌伴随人的一生。并内化为人的一个重要的“能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所指”的奶头在不断转换着角色，比如，首先是手指，然后是零食，然后是香烟，乃至毒品等等。总之，但凡可吸吮之物，都将成为一个“奶头乌托邦”的替代品。每当人感到焦虑的时候（焦虑的本质就是感到世界与自己相异），这个内化了的“口唇欲”的奶头“能指”，就会自动地“工作”起来，在“想象的链条”上疯狂地抓取那在潜意识中作为奶头替代物的所指，以重复新生儿时期的那第一个抵抗焦虑的策略。
随着人的成长，儿童能抓住的第二个乌托邦，就是自己的粪便。当幼儿感到自己的排便行为是一件颇受父母关注的事情、而自己对自己肛门的控制能力决定着将会受到的褒奖或惩罚时，粪便就成了幼儿的一个可以从中获得权力感或有理由因此憎恨外部世界的东西。由此内化了的粪便的“能指”就将终其一生地固执地抓取它的转换形式———金钱。这是人的另一个抵抗焦虑的乌托邦。正如幼儿对粪便的吝啬地收藏可以赢得父母的褒奖从而获得权力感一样，对金钱的吝啬地占有也延续着幼儿时代的“粪便乌托邦”策略从而缓解着成人的自我与世界相异的焦虑。
儿童为自己找到的第三个乌托邦就是“父亲的阳具”（phallus）了。当儿童感到母亲的目光总是指向自己以外的某个东西（他/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只知道与父亲相关）时，就会生出一个强烈的想充当那个东西的愿望。因为他/她潜意识地觉得，那个东西才是世界的中心，而自己本该是那个中心的。于是乎，内化的另一个能指产生了，由于它的产生和父亲相关，它其实就是一个内化了的父亲，它代表着权威。在此后的成长道路中，这个内化了的权威也总是不断地在外部世界抓取着它的替代形式。这些内化权威的替代品或被设定为官长，或被设定为魅力人物，甚至被设定为“佛”或者“基督”。只是不同的人在内心构建了与这个权威相处的不同方式：或放弃自我而崇拜之，或膨胀自我而充当之。总之，这个“阳具乌托邦”或多或少地缓解了人那与生俱来的生存性焦虑。
残余主体就是这样地妄图在“有”的外部世界找回那曾经拥有的“无”的“乐园”，只是这一过程注定终将是失败的。因为那“有”的外部世界与那“无”的“乐园”并不在同一个维度，这就注定了寻找和寻找的目的终将是“失之交臂”。这解释了人为什么连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一旦到手就索然无味这一现象的本质。就象一部美国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里的主人公，爱上的是另一个时代的美女，而在现实的世界，那美女早已成了老太婆。只好去另一个时空（亦即死亡的国度）寻找真爱。也就是说，“镜像争夺”的最终结果就是死亡。
那么，残余主体就将无可救药地这样永远地与“乐园”（亦即绝对主体）“失之交臂”下去吗？
也不是。拉康的理论中，“图解L”画出了绝对主体（被划掉的S）所朝向的维度，这个维度让绝对主体的呈现有了可能性。如果说作为“有”的残余主体所能抓住的只能是相对的镜像世界的“有”（甚至是宗教所说的有神论的“上帝”）的话，那么，作为“无”的绝对主体所朝向的就是绝对的世界之外的“无”。这个“无”被叫做绝对它者（或曰“大它”。拉康用A来表示，以区别于“镜像它者”a）。这个“大它”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碰到的任何东西，也不是我们能把它想象成任何某物的东西。它无以名之，断然地与我们隔绝着，却又最为深刻地给定着我们的存在。就象老子说的那个让器皿成其为器皿的中空部分“无”。又象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决定着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不由分说地给了人性一个结构性展开的可能。就象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但又和我们密切相关的“消失了”的父亲（也就是我梦中那个流离失所的“父亲”。在基督教否定神学传统中，它被叫做“未识之神”或“隐秘的上帝”）。惟有“大它”，是唯一能让人的绝对主体感受到自己的东西。只是，随着人相对自我的建立（即《圣经》所说的“始祖堕落”），“大它”和绝对主体之间的路径被“镜像争夺战”阻断了（基督教把这叫做亚当和神的隔绝）。那么，存在着打通这一阻断的可能性吗？
至少对于基督教和精神分析而言，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只是在如何可能这一点上它们产生了分歧。基督教把这一可能性小心地保存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在基督教看来，既然“原罪”（也就是“镜像争夺战”）阻断了亚当（也就是绝对主体）通向上帝（也就是“大它”）的道路，那么，拯救就是在这个阻断上打开缺口。而做这事的就是“基督”。他作为被钉死的上帝就象一个楔子般地插入了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中。作为个体的人要让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就需要“信基督为救世主”。从而转变自己与这个世界的那“镜像争夺”般的关系。
不过基督教的解决之道却遭到了精神分析的质疑。在精神分析看来人的相对自我（残余主体）既然已经精心地为自己营建了各种乌托邦，那么对这乌托邦的任何破坏都是件痛苦的事。即使人认识到了前面提到的三种乌托邦的欺骗性和幻灭性，狡猾的相对自我很会为自己找一个折中方案。比如，把奶头/香烟、粪便/金钱、象征阳具/权威加以进一步的升华，给它取个神圣的名字，比如“基督”之类。这样以来，相对自我让自己相信自己仿佛已从相对的“镜像争夺”中解放了出来从而步入了绝对之境。不过，由于这个“基督”对于自我而言并不是“无”，而是“有”，并且与别的“有”并列着，是一个可以在这个世界中辨别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个“基督”其实不过是另一个居于相对世界中的乌托邦，不过是“心理防御机制”为自己制造的另一个“神经症城堡”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信基督”并不必然“得自由”，反而有时会陷入更加严重的病态的原因。所以，在精神分析看来，弥赛亚不应是个想当然地就降临在人身上的东西，弥赛亚只能是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站在患者背后的静静地聆听着的精神分析家。因为只有这个摸得着的人，才能真正地在适当的时候，给言说着的患者“打开缺口”。从而敞现他/她的绝对自我。
那么，精神分析果真替人们指出了一条真正的“出埃及”之路从而可以宣布开除那个旧弥赛亚吗？恐怕不能。精神分析的确做了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彻底断绝了相对自我抓取镜像从而躲进“神经症城堡”的可能性（我不是说精神分析针对个人的具体操作必然会发生这一情况），这让绝对自我的出场有了可能。但镜像争夺的断裂并不导致绝对自我的必然出场，它也导致另外一种可能———彻底地绝望。因为整个“神经症城堡”的建立出于个体为对抗焦虑而想出来的类乎“鸵鸟政策”般的替代办法。一旦“城堡”坍塌人就将直接与他/她的存在性焦虑短兵相接，这是相对处境中的相对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它必有所依赖，也就是依赖于绝对自我的觉醒。而绝对自我的觉醒则有赖于聆听那来自绝对它者的“召唤”，精神分析给了这个绝对它者一个“无”的位置，却小心地对这个“无”敬鬼神而远之，以至于当一个“患者”躺在精神分析家的沙发上久久得不到专家的回答时，他/她听到的与其说是那个绝对的“无”的声音不如说听到的是自我的失败。此时的精神分析只能祈祷“患者”不会一枪把专家给毙了。
精神分析不能承诺让人一定能“听见”那来自“大它”的召唤。精神分析更不能妄称自己就是那个召唤。对那个召唤，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信仰。这信仰不是“有”对“有”的信仰（相对自我信仰某个宗教言说中可知的“上帝”），而是相对自我的“有”从彻底绝望中所敞现出的“无”对绝对的“无”的信仰（觉醒了的绝对自我因“信仰”而被绝对的“无”赋予了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不含任何自我欺骗的因素的纯粹信仰。惟有这真正的信仰才能破除那“镜像争夺”的乌托邦迷局；惟有真正的信仰才能打通一条绝对自我朝向“大它”的道路。这真正的信仰，就是绝对的存在信仰绝对的虚无，它绝不给“镜像”留一丁点余地！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最彻底的无神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