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教育界，范源濂是一位举足轻重且极富影响力的教育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国近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卓越的历史功绩将永载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史册上，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范源濂这个历史人物并不被国人所熟知，我们也很少能看到关于研究范源濂的专著或传记，范源濂的名字已被岁月的年轮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湖南湘阴人。其父范琛以教书为业，范源濂在父亲的指导下，刻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但他父亲在其14岁时病故，家道迅速衰落，其母谢氏只好带着他和弟弟范旭东寄居在长沙省立保节堂，保节堂是专门收容贫困的贞女节妇的场所，因寡母谢氏无力抚养二个儿子，只得投身保节堂，依靠这个“慈善机构”供养度日。
1893年，范源濂在舅父的帮助下，进入清泉学校读书，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毕业之后继承父业，也已教书为业，以赡养母亲并供给弟弟范旭东读书。
1898年，范源濂考入湖南长沙时务学堂学习，时务学堂是清末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熊希龄创立的一所新式学校，由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也是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梁启超对学生范源濂十分看重和爱护，让范源濂兼理时务学堂的一些事物，以半工半读的方式，来赡养母亲和培育弟弟。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遭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逃亡日本，待其在日本站稳脚跟之后，梁启超来信约范源濂前往日本留学，范源濂接信后欣然应约，遂与同学蔡锷一同结伴东渡日本，范源濂先后在东京大同学校、日本东南亚商业学校、神户弘文学院高等速成师范科和日本法政大学学习，一边刻苦求学读书，一边翻译书稿寄往上海，以书稿的稿费收入赡养母亲。
1904年夏，范源濂从日本回到长沙，极力呼吁和游说女子去日本留学，并曾组织和带领10余名湘籍女学生到日本东京求学。
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正式设立学部，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在《请开学校折》中建议清政府设立学部，以统一管理全国的教育，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
清政府学部由荣庆担任学部尚书，熙瑛补授左侍郎，严修署理右侍郎，学部下设5司12科，统管全国的教育，也是从这一天开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延续10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端。
1905年底，经清政府学部右侍郎严修的推荐，范源濂在学部谋得主事一职，范源濂对学部事务的划分、职责的分配，各省提学的任命，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程，教学人员的考核，无不精心规划和设计，仅用3-4年的时间，就由主事升为员外、郎中，很快又擢升为参事，他还以学部官员之身份在京师大学堂兼课。
1906年，范源濂在北京开办“殖边学堂”，开设蒙藏语言文学、地理、测绘、英语、俄语、法政、商业、外交等课程。
1908年，中国与美国之间经过多次磋商达成协议，美方将部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并用此款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1909年初，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专门派员成立了游美学务处，外务部左丞参周自齐兼任总办，时任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兼任会办，外务部的唐国安出任全职会办，三人全面负责游学人员的遴选事宜。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组织全国630名候选生在北京史家胡同开考，这是中国教育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也是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后第一次全国性公开考试，堪称中国教育史上最难最严的一次考试，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为主考官，从中遴选录取了47名考生，录取名单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秉志、梅贻琦、胡刚复、王琎等人。
这一年，范源濂还组织了“尚志学会”，在北京开办“尚志法政讲习所”，并亲自授课，听者不取学费，学成之后，颁发毕业证书，这一带有公益和慈善性质的举措，完全得益于他在长沙保节堂的求学经历。
1910年，范源濂又筹集数万银元，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组织编纂《尚书会丛书》，翻译《哲学评论》等著作出版。
1910年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创办清华学堂，时任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范源濂与周自齐、唐国安等人参与创办了游美学务处、游美肄业馆和清华学堂，并于1911年3月出任清华学堂监督，不久，胡敦复辞去教务长之职，范源濂又兼任了教务长，因此范源濂可以说是清华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1912年1月5日，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力邀范源濂出任教育次长，蔡元培对教育偏于理想，而范源濂注重实践，二人密切合作，相互取长补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范源濂与蔡元培等人制定颁布了《学校系统令》及各类学校法令，初步形成了现代新式学校教育体系。
南北议和之后，1912年3月30日，蔡元培又出任北洋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总长，范源濂又随蔡元培北上担任教育次长，继续担任蔡元培的副手，及至7月14日，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由范源濂代理教育总长，7月26日正式出任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直到1913年1月28日辞职。
1913年7月，范源濂赴上海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中华书局于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在上海创立，是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与1897年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出版的双子星座，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骄傲，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1915年冬，范源濂与恩师梁启超等人共同发起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1916年初，任护国军务院驻沪委员。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身亡，由其生前指定的接班人黎元洪出任临时大总统，陆军总长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并进行组阁。
1916年7月，范源濂出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这是范源濂第二次出任教育总长之职，正是在这次任期内，范源濂极力游说各方举荐自己的老上司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给尚在德国学习和考察的蔡元培去电，电文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吾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敦请蔡元培速回国赴任。
1917年1月至7月，范源濂以教育总长之职兼代内务总长，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范源濂等48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倡导、研究和推行职业教育为宗旨，开创了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
1917年11月，范源濂辞去教育总长职务。1918年1月，范源濂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清华学校校长，但因美国驻华公使提出异议和反对，导致范源濂并未到任，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范源濂没有留学美国背景。
1918年春，范源濂和在清政府学部的老上司严修一起赴美国考察教育，与先期抵达美国的张伯苓会和，共同考察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
1918年冬天，范源濂、严修和张伯苓结束在美国的考察，同船返回中国，途中具体商谈了筹备成立私立南开大学事宜，一年以后，即1919年9月，私立南开大学正式成立，范源濂被推举为校董事会董事和董事长，作为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对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可谓是居功至伟，而他的这一历史功绩也常被人忽视。
1919年，范源濂与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组织尚志学社，之后又先后组织成立了共学社和讲学社，其中讲学社的宗旨就是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学，计划每年请一位，美国学者杜威访问中国就是成功一例。
1919年4月30日，美国学者杜威夫妇抵达上海，其弟子胡适亲往上海迎接，并全程陪同和翻译，杜威的教育思想曾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胡适、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等人都是杜威的学生，甚至张伯苓也都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杜威在中国逗留讲学一年，把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直接播种在中国的土地上。
1920年8月，范源濂出任北洋政府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章程，实行按专业分科，积极促进汉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等。
1921年12月辞职，第二次赴美考察，这次主要是考察美国的乡村教育。1923年又赴英国，与英国政府协商庚子赔款事宜，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发展中国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和留学生补助经费。
1923年7月，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师生热切盼望在教育界和政界均有影响力的范源濂执掌校务，以振兴高等师范教育，范源濂没有辜负众望和期盼。
1923年11月从美国考察归来的范源濂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并亲自为北京师范大学撰写了校歌：“往者文化世所崇，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皇皇兮故都，巍巍兮学府，一堂相聚志相同，朝研夕讨乐融融。弘我教化，倡我民智，共矢此愿务成功。”
范源濂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对学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1、主持修订了组织大纲及各种规程。2、完善系科设置。本科设有教育、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八系。3、聘请著名学者到校任教。梁启超、吴承仕、陈垣、黄侃等先后来校任教、讲学。4、严格考试制度。学生成绩采用学分制进行考核。5、提倡人格教育。注重师范生的学识与品德修养，强调“师道”对社会文化继往开来的作用，提出教师要“以身作则”，而“以身作则”也被历届学生奉为校训。6、美化学校环境。对校园校舍进行了修缮，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范源濂专心致力于北师大的建设和发展，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方筹集资金，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但终因办学经费不足，债台高筑而政府又悍然不顾，遂于1924年9月愤而辞职，尽管范源濂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仅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整顿和改革，却影响极为深远，为北京师范大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范源濂被推举为会长，美国著名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孟禄为副会长，该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管、分配、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1250万美元。基金会中方由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范源濂、丁文江、黄炎培、顾维钧、周诒春、施肇基10人，美方由孟禄、杜威、贝克尔、噶理恒、白纳脱5人，联合组成董事会，由范源濂出任董事长，孟禄出任副董事长。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中国的科教事业，加快促进了中国科教现代化的进程。1925年11月，范源濂又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后曾代理馆长之职。
1927年12月23日，范源濂在天津不幸逝世，享年52岁，全国教育界和科技界为之沉痛和惋惜。1928年1月7日，张伯苓在私立南开大学大礼堂为范源濂先生举行了隆重而肃穆的追悼会，沉痛悼念这位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以及他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黎元洪亲书诔词“揆文辅世”悬挂在范源濂遗像的上方，张伯苓亲自主祭致悼词，以不偏、不私、不假对范源濂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曾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高度赞扬范源濂学问高深，经验丰富，目光远大，无论在官在野，都不忘教育，是一个理想的教育总长。范源濂胞弟、著名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则向众多致祭者致答谢辞，范旭东数次“语促而衰，悲不成声”。
当时政界、商界、教育界许多知名人士都题写了挽联，以此表达沉痛悼念之情。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题写了“亦任亦和，若伊尹，若柳下惠；不争不党，是黄宪、是郭林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则题写了两幅挽联，其一：“天下之事，以后乐为归，自是君家风范；平生所难，在尽职二字，公诚士类楷模”。其二：“为吾校，助培力，欣然使无数青年，沾公泽惠；信教育，能救国，忽焉而失一同志，痛我心肝”。蔡元培送的的挽联是：“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对范源濂一生的为人和成就，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尽管梁启超只比范源濂年长两岁，二人却有师生之谊，梁启超怀着悲痛的心情，精心撰写了一幅长联：“及门中从我间关亡命逾十人，伤心汉皋几喋血，洱海招魂，硕果遗，急景凋年今并尽；归国后与君戳力斯文垂廿载，回首厂甸忍讲黉，穷华书府，同舟共济，异时闻笛只增哀”，以此表达这位与自己有着共同理想的同志加知己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