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家院子没保住，却三代人为这座城操碎了心

2005年1月，北京，
红星胡同（原无量大人胡同）拆成了废墟。一位长着欧洲面孔、
操着流利京片子的女士，
把北京规划委员会告上了法庭。

这是一桩极具戏剧性的官司：
原告华新民，
拥有1/4中国血统，
却是著名的胡同“职业保护者”；
她曾为无数宅子奔走呼喊，
然而冷不防，
自家老院子被拆了。

更巧的是，
被告北京规划委员会，
正是她的中国祖父、混血儿父亲
曾经前后供职过的单位。

一切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
1904年，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
是被官派法国学习的工程学先驱。
大清王朝结束后，
他提出“还城于民”的观点。
今天景山和故宮之间
那条绿树成荫的景山前街，
就是1913年华南圭主持开辟打通的。
人们如今随便畅游的皇家禁苑
景山、颐和园，
也正得益于他在1928年提出开放。

华南圭在法国时娶了位波兰姑娘，
后来诞下儿子华揽洪。
新中国成立后，
在法国已经事业有成的华揽洪，
却决定回北京参加建设。

1951年，北京城面临改造。
华揽洪在父亲的基础上做出甲方案，
留英的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
则在梁思成支持下做出乙方案。
两者对城墙的存废程度、
中央行政区的安排，都存在争议。
但它们有一个共识：
保护绝大多数胡同片区。

然而，
这两个方案最终均未被采纳。
胜出的是苏联专家方案：
让北京模仿莫斯科，

把建设集中在旧城之内，
并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

在一片改造、拆除声中，
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奔走呼告，
不止一次为城门、牌楼和古建筑落泪。

华揽洪则对苏联专家的方案颇有微词，
认为是“把庞大当成伟大”。
他反对把苏式建筑硬搬到北京，
更批评苏联建筑拙劣：
在莫斯科，要闭着眼睛走路。
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
无法再正常执业。

无论如何，
北京城面貌由此改变：
新城建在旧城上，
大量人口涌入老北京。
无数胡同民宅被私搭乱建，
尚能苟延残喘；
但城市不堪重压，
所谓规划，早已乱了章法。

到了上世纪90年代，
随着房地产热，
数以千计的胡同被陆续被拆。
华家第三代华新民，猛然意识到，
宁静和谐的千年古都正在一寸寸消失。
于是，她由一个专职家庭主妇
变成了古都文化保护者。

华新民单人匹马，
展开了保护老北京的行动。
十多年来，
她不断走访四合院、给相关部门写信，
阻止各种不合法的拆迁。
她还办展览、出书，
并联合了越来越多同路人，
包括新华社记者、《城记》的作者王军……
最终，
保护老建筑及其北京文化，
成为一种舆论声音。

她的奔走不休，
有时在外人看来，
显得格外的“轴”（爱较真、认死理）。
在CCTV的访谈节目上，
她曾跟主持人有这么一段问答：

许多“常识”的本末倒置，
让人啼笑皆非。
但在21世纪初，

北京老胡同，
仍以每年600条的幅度在消失。
它们里面，
也包括华家院子所在的红星胡同。

后来与政府、开发商的对簿公堂，
华新民最终“败”下阵来。
除了真实感受到“拆”的切肤之痛。
她终于意识到，
老程和胡同保护已不是文化问题，
而是法律问题。

她在追根溯源中，
发现保护“私人产权”才是关键，
于是开始着力
帮一些人把上世纪50年代的房产权
和建筑蓝图“要”了回来，
让房子真正的主人回家。

华新民说，
人一旦有家可回，
自然会好好珍惜，并给予它最好的照顾。
当人人照顾好自己的家，
城市就会有自己的历史，
有自己的故事和格调。

华家三代人，
从城市规划，到建筑设计，
从胡同的命运到私宅的产权，
一直想把最好的北京城留给“人”。
哪怕连自己的家都没留住，
今天的华新民，
依然如西西弗斯般走在路上。

正如有人问登山者，
为什么要登山？
答案是，因为山那里。

对华新民而言，
为什么要保护老北京老胡同、
私人产权？
因为有一种美好且合理的生活，
很快就变成“曾经”，
但这一刻，
它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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