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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eimann
翻译：陈明
Heimann于1949年在苏黎士第十六届精神分析大会上发表的论文《On countertransference (1949/50)论反移情》是反移情运用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反移情是洪水猛兽，在此之后，反移情是理解病人和疾患的工具。本文是Heimann在10年后的“反移情”研讨会中的回顾。译文于2014年翻译，如有错漏还请指正之。
感谢我的老师陆大哥L.van Gisteren
本文在伦敦1959年英国心理学会医学部举办的“反移情”研讨会中公布。来自弗洛伊德学派和荣格学派的分析师为这篇文章做出了贡献，本文发表在英国医学心理学期刊33 (9) (1960)。
我欣然接受参与这个讲座的邀请，我想，早些时候，Fordham博士与我交换了意见，就这些记忆在此准备积极分享。
另外，我欢迎再次思考日常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并修改Fordham博士提到的我之前的关于反移情的文章，比较我当时的观点(Heimann 1950)和我现在以及其他人的观点。我想，我的文章促进了讨论。随后出现的一些论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很多意见促使了我的短文，让我更多的关注于反移情的问题。
在督导中我看到很多新人误解了弗洛伊德的劝告(Freud 1910–19)，尤其是他用外科手术来比较分析师的态度，竭力变得不人道。当针对病人的感受出现的时候，他们是如此的恐惧和内疚，他们用压抑和各种否认技术避开这些，伤害则他们的工作。但这不仅仅是他们在治疗情景中失去了对事件觉知的敏感性，因为他们太专注，并周旋其中；而且他们还防御病人，通过谈话遁入理论或病人遥远的过去，同时作出巧妙聪明的诠释。进而，他们往往忽略或遗漏了对随之而来的性幻想的正向移情作出评论，以及选择负移情的武断要素，因为他们在达到“冷酷的超然分离”目标的过程中会感觉安全。这更多的是他们的敌对，将注意力集中于病人对的被拒绝、被误解，逃脱他们的反应的敌对。
通常，当新人的诠释显得与他的病人相去甚远的时候，我问他感受到了什么。在他的感受中经常出现的是，在他们的感受中经常浮现出的是他们恰当的显露出了本性的要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忍受着他的感受，并且将这些当作对他的病人变化过程的回应，他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发现他所回应的是怎样的。自然的，在这种场合，新人也变得开始意识到他自己未解决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产生于他对病人的移情之中，他可以将这些带回到他自己的分析中——这是督导体验一个有用的方面。
然而，仅仅把反移情作为初学者成长的烦恼是一个错误。我在自己的工作中遇到这些，而且即便是对自己非常有经验的资深分析师也提到过这样的困难。
我想简单的概括我之前文章中提出的要点。
分析性情景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能从别的人哪儿区分出这种关系的，不是在病人一个合作伙伴中的感受呈现，例如病人（的感受呈现），而且也不是他们在其他人哪儿所缺席的，例如分析师（所缺席的），而是，分析师体验体验到的感受的程度，以及他对他的感受的运用的程度，这些因素相互依存。分析师自己分析的目的并不是把他自己变成一个基于纯粹智力过程的偏见做出诠释的机械的大脑，而是有能力去忍受他的感受，而不是像他的病人那样卸载之。
伴随着他自由均匀悬浮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使得分析师能够在许多层面上同时倾听，他需要自由的唤起感受的敏感性，以感知并紧密跟随病人的感受的活动和无意识幻想。通过比较被唤起于同他的病人相链接的内容的自身感受，以及他感受和行为的品质，分析师获得了检查他是否理解或不能够理解他的病人的能力。然而，由于任何强烈的感受模糊了清晰思维的能力并迫使了行动，由此可见，如果分析师的感受反应过于激烈，其客观性将会落空。
有经验的分析师对于他工作的很多方面有着一种感受的敏锐度，那是广博的，而不是强烈的、鉴别的和变幻无常的，同时，他的感受并不被体验为一种困难。他的工具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中。但是，他注意到他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困惑于几分强烈的焦虑或担忧的感受，当这些发生时，这使得他在分析性情景中对事件进行评估显得不适合了。当他等待——这是他必须做的，为了不干扰在他的病人的持续性的过程，同时为了不模糊本身已经令人费解的情况被更多无关和分散的诠释打断——只有当他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的时候。当他明白病人的那一刻，他能够理解自己的感受，情绪困扰消失了，同时他可以用语言描述病人至关重要的过程对病人意味着什么。
我给出了一个可以很容易描述这种类型的实例。我可以给另外的例子，然而报告将会变得更冗长。我注意到，Fordham博士对选择临床案例的问题也很熟悉。
以前我的结论是，反移情代表了一种研究工具，进入病人无意识过程的研究工具，同时困扰我自己感受的是源自于无意识和意识理解之间的时间差。我没有试图再去调查时间差的原因，也没有试图整理来自于移情对不安感受的贡献，因为我主要的目标是铺陈那“无情的”、不人道的幽灵，分析师，并且展现反移情的操作意义。
顺便的，我愿意说，我有理由认为我的文章在一些新人中也引起了一些误会，他们基于他们对自己感受的诠释，不加批判的引用我的文章来辩解。在他们回应任何“我的反移情”的询问时，并且，似乎不愿意根据分析性情景中实际的资料来核对他们的诠释。
鉴于移情和反移情概念的相互依存，我想带你回到预分析的时代，回到弗洛伊德发现移情之前的那段时光。治疗师处在友好的助人者的角色之中，他鼓励病人记住与她的痛苦有关的所有事情，她的癔症症状，他通过催眠让这样的回忆变得更加容易。伴随着病人回忆的强烈的感受都是针对她过去的客体，当卸载了这些之后，病人的感觉相当好。这种缓解，明显并常常高戏剧化，显然是由于医生的操作，并且证明了他的价值。病人和医生都团结在他们的目的之中，基于同一阵线，因此去讲述，针对病人过去的客体，那些出现在她记忆中的人，以及她情感与冲动全然指向的人。
弗洛伊德对移情的革命性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治疗情景。这是我想强调的地方：随着对移情的承认，他的著作中对分析师的要去，已经大大增加了。
因此，正如Fordham博士对我们的提醒，分析训练机构，对于弗洛伊德明确赞赏的“分析师的瑞士学派”。顺便要提的是，我想指出荣格错误的认为弗洛伊德并没有承认这种移情的普遍性。他所强调的事实是，在其他形式的治疗中移情是不被承认的。
只要治疗师仅仅是给予他的病人一个特殊的疗愈性的场所——也就是说，鼓励记忆的涌现，以及卸载指向她过去客体的压抑已久的影响——他的普通精神病学培训就足够了。但是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变成了病人扮演他的暴力冲突舞台的时候，无意识地相信来他们都是源自并真的来自于分析师的行为，治疗师本人成为了疗愈性的代理机构，并需要特殊的培训，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病人远离情感的卷入，以及对他的病人行为反应。
弗洛伊德提出的反移情的概念非常的简单。他将其描述为“病人对分析师无意识情感影响的结果”并强调，这需要被认识和克服。许多分析师认为，出了分析师这部分的移情之外，反移情什么都不是，因此，我相信，他们通过以下的事实而感到了支持，弗洛伊德谈到反移情时，没有任何的定义，并且又加上了一个关于移情的早已熟知的警告。
我认为，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前缀“counter反”意味着，还有一个对移情的附加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一个特殊操作意义。
在最近的文献中，已经做出了一些对反移情进行定义的尝试。时间不允许通读，但是我想谈一谈Gitelson（1952年）论文的一些细节。他区分了作为整体的对病人的反应与对病人部分面向的反应。第一种情况发生在分析师与病人接触之初，并存续在分析的初始阶段持续。Gitelson所说的“试分析”，这些反应，他说，“获得干扰的品质来自于的事实是，他们源自于（分析中的）残存的神经质的‘移情潜势’。”如果这些太强烈了，以至于分析师不能化解它，而且，如果在试验分析阶段，病人没有呈现出进步的动向【1】，分析师必须断定，他不适合这个病人，并将其转介给另一个分析师。
第二种类型，对病人部分面向的反应，随后出现在建立的分析性情景之中。他们构成了现实的反移情。“他们包括分析师对以下情景的反应：（1）病人的移情；（2）病人带来的材料 ，以及（3）病人对作为一个人的分析师的反应。”
事实上，一个分析师很可能作出暗示的反应，他自己不是“决定性地和完美地分析”。正如弗洛伊德所表明的，分析是冗长的。但是分析师分析的结果是他有能力继续他的分析。 Gitelson所用表述方式是“持续自我分析的自发状态”。每次分析性情景呈现给分析师的任务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整合他自己的理性”。反移情，如Gitelson所定义的，代表了分析师未活化的和未整合的部分。然而正因为这一点只是偶然的发生在与病人的材料相联系的被认可的特性之中，而且因此，更多的，一些临床表现是严重的症状，分析师忽略了这些，以及未能在此之前对他自己的态度进行分析，这些都是有一些危险的。通过分析他的反移情，那么分析师“可以重新整合他作为分析者的位置…利用干预因素…为了分析病人利用它的目的”。
我之所以从Gitelson论文中给出这些观点，是因为这呈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澄清，并且，因为在我和他的观点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
对于那些像我这样不采用从试分析开始的分析师，第一次的诊断访谈不仅要决定病人的精神病学诊断，而且要回答以下问题：1）分析可以帮助到病人么？2）通过我对他的分析，他能够被帮助到么？有可能是这样，第一个问题被回答为是，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在这样的情况下，病人必须转介到另一个分析师哪儿。
Gitelson关于分析中的“幸存神经质的‘移情潜势’”的概念，为移情和反移情提供了有效区分。但是，由于在反移情中，也基于Gitelson的描绘，神经质的元素在分析中是活跃的，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个重要的因素让这些差异是一个定性的因素。在我看来，关键是量化的方面，如果，分析师有更大的倾向和能力在一个个案而不是另一个个案中做一些必要的自我分析，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潜在焦虑和对他们产生的防御不是那么的强。这让我回到了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的，在那里，不是明确分析师的移情和反移情感受，我专注于他们潜在的用途，位于他们的强度的准则。也就是说，从病人的角度来看，在分析师不使用会损害他知觉的防御机制的条件下，分析师感受的唤起源自于哪里，是不具有决定意义的。维持他的感受构成了整合过程(Gitelson 1952)以及理解他的病人(Heimann 1950)的一部分。
虽然移情和反移情之间的概念区分是可能的，在实际经验中，这两个成分是融合的。固然，就像Gitelson的实际案例，移情在试分析阶段与病人的第一次会谈中显示了非常惊人潜在可能。但是我认为，这也会出现在分析建立后的时期之中。在我的经验中，当我后来（众所周知的事后诸葛亮）仔细审查事件反移情的偶发事件，成功的用于病人的指示过程，我的结论是，我的无意识与我的意识理解之间的时间差，部分源自于当时我不承认的移情因素。
几位作者都提出这个问题，当反移情影响了分析师的态度的时候，是否需要告诉病人？
我曾经表示了这样的观点，这种沟通代表与分析师有关的个人问题的忏悔，同时意味着对于病人的负担，并导致分析的远离，因此它不应该发生。
Gitelson (1952) 和Margaret Little (1951) 都坚持认为这样的沟通必须要做。拒绝了忏悔的理念，Gitelson 说：“在此情景下，人们可以尽可能的泄露自己，需要抚育并且支持病人对人际情景真实的现实的发现，作为与移情-反移情情景的对比。” Little博士通过分析时间和描述比较了这种事情的差错。她建议，“起源于无意识的反移情”应该被明确的提出。此外，她仔细考虑了 反移情的分析可能 会将分析带入到更深的地方，作为移情的分析以相同的方式也如此。两位作者的建议都非常谨慎，并且意识到滥用的可能，并警告“在反移情中的付诸行动。”
分析师做的这种错误可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不会有困难，除非分析师的主观需求诚实的上演，无意识地，在此之中的不适当的部分。该错误可能与描述，或时间或诠释有关。
这是如何做到的，然而，是由一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来决定的：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分析师发挥着作用。
在此，我还要借用Fordham博士的关于分析师人格及其对治疗过程贡献的评论。
他曾说过，“在‘转型阶段’病人与分析师整体人格变得相互纠缠”。在他的一个关于“谐共振反移情”的分析实例中，他界定的适当的诠释或部分是这样的：“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不回答你的问题了，这就像和你父亲的关系一样。你通过你那非常执着的，自己又不期望答案的问题把我变得就像你父亲一样。”在Fordham博士的早期理论的论述中，我认为，这有些“我为什么不回答你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意思，而是故意的意味深长，因为我不熟悉荣格的工作。
现在我要给出的诠释的类型的重点在于病人的提问。为什么她会问，并且我为什么不回答。同样，对于一个我已经犯了的错误，我清楚，我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就像我意识到的，重点是不同，并且我会再次提出正确的 诠释。如果是时间引起麻烦的错误，我会说。“对不起”，并提供实际的补救办法。当一个人为错误道歉的时候，会为此找一个原因，病人也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机会。他只有在分析的情景中，他对于是研究对象的原因和意义是完全和一贯的。
我的观点是，作为真实的人，分析师对病人来说是有用的，就像对随便什么人都有用一样。对病人唯一有用的是他们的技巧，这些技巧是他通过我之前所提醒你们的特殊训练发展的。由于这项技能，他能够发现在他的病人生命中的原因和意义，他动机的源头，他人格的复杂脉络，包括在原始无意识幻想和现实看法与判断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和振荡。他会发现并呈现这些情感意义上的发现，并因此为病人提供动力性有效的方式。分析具备的这种其他任何人不具备的这一技巧，将他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面对面的和他的病人谈话 ，这一技巧是必要的而且是值得保存的 。
为了避免误解：分析师的人格是重要的，因为他的技巧（或我们宁愿说他的艺术？）是最错综复杂的并以复杂的方法适应它。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分析师的技巧是通过他的训练发展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但是，分析师只有通过他的艺术来表达他的人格。
他人格的大部分，自然而又不可避免地通过他的外貌、动作、声音、措辞、他屋里的家具、等等来揭示。所有这些为病人提供了挂起他的推测、幻想和回忆的钩子。分析师的错误亦是如此。分析师没有诠释为什么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件家具，甚至当病人发现它的品味很差，以及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错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情节中的时候，分析师应该是不一致的。有时，他无法帮助它，以致于他确实透露了一些个人的东西。但这不是不幸的意外，在此，即便它没有不良的影响，也不会改变原则。
下面是一个例子，在马上和一个年轻的分析师会谈之前，我得知了一个分析师的死讯并且很受影响。我考虑是否应该取消这次会谈，但是太晚了。分析者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她的会谈。有两次我无法跟上并询问她之前说了什么。当这样的情况第二次发生的时候，她道了歉，并且，她认为自己今天一定是含混不清的，并且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于是我说，错在于我，并提及了我刚才听到的分析师的死讯。这个年轻的分析者，和他几乎没有任何人际关系，她表达了遗憾，并补充说，她知道这对我应该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分析讨论了我的哀悼的主题，哀悼的主题与病人的既往有较高的相关性。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失去了她的父亲，并且他的母亲寡居的状态是长期的、有各种变化的、激烈冲突的。分析进一步讨论了她对一个客体的错误（那是我的错误）承担责任的话题。就像我后来检查的情况，我发现了不进行私人沟通而处理这种情形的可能性，正如我做的。我的行为和我的表现一样，因为我感到不安。顺便要说的是，事实上，我自己的自我暴露，事实上，与她愿意为自己获得的信息相比，我并未泄露更多的信息。在这次会谈结束后不久她将会得知这件事，而且，我属于老一代的分析师，将会去吊唁这位分析师的去世。至于我能看到的，我的混乱以及我私人的沟通没有对病人造成任何伤害，尽管如此，我认为这偏离了合理分析性过程。
尽管分析师的“真实”人格暴露的各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师仍然是忘我的。他是反射病人的镜子。由于移情，病人重复着他过去的生活，体验着和他的客体以及和他自己的复杂的情绪感受。即使病人对分析师的评估是正确的，分析师仍然留在病人内在的生活之中，而且他必须根据他自己的内在过程的动力，留下来处理一些被无意识和过去的经历决定的东西。分析师保留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并不是为了神秘化。来源于病人的生活之外或分析性情景中的刺激，将会生成特殊的结构装置，并且，分析师可能在某些部分会正确的描述，某些部分是如此的捕风捉影的扭曲了事实，分析师显然是病人的移情客体。
莫非，我在想，如果移情客体与我们看到自己的方式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平静的忍受这些。当病人告诉我们这是由他拥有和操控的我们真实的自己，因此，我们接下来借助普遍现实的“人际关系”来找回我们真实的自我，这些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么？
Fordham医生公正的建议分析师要注意他们非理性的体验。正如我们所承认的，没有决定性地和完美的分析师，而且分析师的神经症的残留仍在。我们的神经症残留的操作线索是什么呢？我认为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每当我们感到趋向于，从分析性情景逃离，并进入一个普通的人际关系情景的时候。Little医生谈及反移情阻抗，虽然是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之中。在这里必须要提到训练分析的危险。训练分析师变得关注于教学，而不是与之相对的关注于分析，这是很容易的。在社会或教学情景中，训练中的分析师和候选人之间的接触被反复的干扰，这些可以被分析师和候选人共同的无意识因素所利用而谋利。
Fordham 医生和我都跟踪了分析师在移情中被扰乱的感受，这可以追溯到无意识和意思理解之间的时间差。这意味着，有些东西，分析师感知流逝了，没有在意识上觉察到，超出了意识自我的领域，同时，因此变得无法理解。有什么方法对付这样的情况呢？擅自和超越我们会议(symposium)的框架，我会提及我（1956年）的观点，分析师持续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训练，可以导致他提高他意识自我功能的敏感度，对此我称之为“觉察力perception”。我曾建议，他可以，而且应该采用多维的途径，通过问：什么？为什么？谁？给谁？的方式与 分析性情景相遇。在那个关键时刻是什么让病人那样做的？为什么他这样做？在这一刻分析中呈现的是谁？病人的哪个过去自我占主导地位？以何种方式来表示对前诠释的（或另一件事情）的回应？那根据病人的感受，这个诠释对于病人意味着什么？等等。
通过紧跟病人的语言和行为的表达，分析师然后从病人哪儿寻找反映病人移情动力的诠释。分析师因此，作为他病人的镜子，作为病人额外的自我。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因素，使得重复变成了修复。再次，这是分析师能力的问题。
总之，弗洛伊德50年前关于反移情必须被识别和克服的禁令至今依然有效。当它发生时，必须转为一些有用的论题。持续的自我分析和自我训练将有助于减少反移情的变故。【2】
Notes注释
【1】Gitelson在描述这种情况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有个事实的迹象表明，这样的分析不会去关心病人梦中的谎言，它没有伪装的描绘了分析师从事明显伤害病人的活动。
【2】海曼在这篇论文再版的空白处写了这些，她感到怀疑，包括在她的论文集中。她说，这需要更多的，与荣格分析师对话的诠释。一些重新的配制，一般性的编辑，尤其是“移情与反移情的混合”需要进一步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