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字云长，山西运城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自公元160年出生，到公元220年壮别人间，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关公追随刘备，忠心耿耿，横刀立马，驰骋疆场，征战群雄，威震华夏，被后人推举为集“忠孝节义仁勇信”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社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和人格标杆。
就连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Davidk jordan(汉名焦大卫)先生对关公也是景仰万分；“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孝、节、义、仁、勇、信，蕴涵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同时也是平民百姓的一种基本的做人道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泱泱中华的每片土地上，关公文化和信俗都几乎渗透到人们思想、观念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祭祀、民俗、建筑、文艺、商业等，形成了广泛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如今，关公文化还成为维系两岸中华儿女情感的一条精神纽带。关公的人格力量、气节和风骨，驱使着炎黄子孙满怀民族自豪感、爱国心，坚定而忠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维护领土的完整，也让一切反华势力、领土觊觎者望而生畏，心怀忌惮。
关公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不仅仅有着厚重的民族历史文化底蕴、有着深厚而且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也有着真实史实中的关羽人格魅力的支撑。
《三国志·关张黄马赵传》陈寿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傅子》载：徵士傅斡曰：“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初，飞雄壮威猛，亚於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而骄於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三国志·吕蒙传》：斯人(关公)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
《三国志·关张黄马赵传》：诸葛亮书与关羽：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
《三国志》中表现关羽的人格魅力还有：1、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
2、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乃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3、《傅子）曰：辽欲白太祖，恐太祖杀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叹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叹曰：“事君不忘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能去？”辽曰：“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
4、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
整个《三国志》，关公的传记不过900余字，犹不如奸逆董卓、军阀袁绍等之记述，但即便如此简略，关羽的一生也足为英雄风范，文武兼备，忠义双全，勇武善谋，正气凛然。千载之下，犹在眼前。
为何史书对关羽记述如此之少？一是正史所书受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帝王公卿占显著地位，文臣武将均陪衬而书，故常数人共一传，简述略记。二是蜀国灭亡时陈寿才31岁，因为时代近，许多史料还没有披露出来；当时恩怨还没有消除，褒贬很难公允。加上蜀汉既没有史官，也没有现成的史书可借鉴，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难。陈寿费了很大气力，连一些零篇残文也注意搜寻，《蜀书》才仅得十五卷之数。同时，又因关羽一直驻守荆州，对关羽事迹的记载如此简略也在情理之中了。三是陈寿由蜀降晋，晋篡禅于魏而一统天下，后代修史，须有所回护，予魏晋正统，书中多所避讳，对蜀、吴仅得偏统，立传不敢多褒扬，即如蜀相诸葛亮传中，亦称“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但其武功事略，则避司马懿之讳，故贬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诸葛亮传尚且如此，关羽传更不待论，所以关羽传中，亦仅注重描写其勇力胆识，不够全面。但关羽在当时就已表现出的英武气质，忠义精神，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已经跃然纸上，气贯云霄了。
也是恰恰是因为历史真实记载中的不完整，从关公已知的历史史料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精神面貌才给了后世之人塑造民族英雄忠义典范的契机，其事迹、其传说，也一点点被挖掘被美化被完善，其人格修为不断地被抬高被提炼被推崇，经过1800多年的神化圣化过程，朝廷民间，士农工商，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共同作用下，关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化身；成为了有机融合和体现“忠孝节义仁勇信”精神的道德楷模；成为了传统文化背景下孕育出来的民族英雄偶像；成为了中华民族追求正义和光明的精神坐标。
从这个角度讲，关公已经不是关羽，而是以关羽为原型经过1800多年中华民族各阶层共同作用塑造出来的代表着全社会成员寄托民族大义精神的象征。关公已经成为民族形象的代表，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民族英雄的集合体。
在历史上，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各种危机时，关公精神就成为英烈们奋勇抗战，抵御外侮的精神动力之一。抗日战争中在上海、北京等地许多商店主动大量印发传单。上面没有任何抗日字样，全部是关公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的故事。沦陷区人民争相传播，汉奸走狗心惊胆战，日本鬼子束手无策。
《血战台儿庄》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在台儿庄中战斗的抗日将领池峰城因为连日以来过于紧张激烈的军事交战，已经疲惫得身患疾病。他站在关帝庙里，望着关公的雕像，默默地祈祷之后便组织起一支敢死队，身先士卒，与台儿庄中的日军展开最后的决战，终于将讥谷廉介的铁军打败，成功地守住了台儿庄。
抗日战争期间冉庄抗日武装委员会设在关帝庙。冉庄共有200多名青年加入正规军。在关公神台—侧有一极隐蔽的地道口——地平面地道口。电影《地道战》中假武工队来冉庄刺探地道斗争情报的故事情节就发生在这里。日军在冉庄常吃败仗，老乡们传说是关公保佑。地道战的胜利，也是冉庄民兵英勇奋战的结果。
忻口会战中抗战将领所喊出来的话就是：“俺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誓做关公，不做秦桧！”在这场悲壮的激战里，郝梦龄、姜玉贞等人付出了生命，纷纷战死在沙场上。
1941年4月，日本侵略者侵占绍兴。在马青同志的领导下，何志相与禹双喜等贫苦农民在前小库关帝庙结拜十兄弟，并以这10人为核心成立浙东游击大队，驻地就在前小库的关帝庙。绍兴县政府为了永远纪念在这块土地上英勇抗日的烈士，决定在前小库原浙东游击大队驻地关帝庙前的广场上建立抗日英雄纪念碑。
汕尾关帝庙位于市区三马路庙前街，“求财丁到关爷宫”是汕尾人的口头禅之一，是汕尾人求丁求财、寻根问祖的圣地。抗日战争时期，汕尾青抗会会长郑重曾在关帝庙戏台作抗日宣传演说。海丰县长姚之荣和当地拳师表演拳术作抗日救亡宣传。东纵司令员曾生在关帝庙戏台看过戏，关帝庙及戏台因而远近闻名。
1940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王平政发起修缮关林。在那个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年代，关羽的忠义精神成为底层民众抵抗外来侵略的精神动力之一。正如王平政所言：“学关公无他，杀敌除奸，尽忠卫国而已矣！”
抗战时期，关公精神可谓一种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英烈们在战场上继续战斗下去。正如于右任先生为关公庙题的一副楹联中所说：“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
关公已经成为国家民族英雄的典范，关公不再是关羽，而成为了代表英雄精神的符号。
放眼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爱护和尊崇自己的英雄，都以其英雄人物为荣耀和骄傲。美国历史虽短，但亦塑造出华盛顿、杰斐逊、杰克逊、林肯等历史英雄的光辉形象。在其国家历史叙事中，这些形象无一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法国，圣女贞德是法兰西民族的英雄，对这位17岁带兵出征、19岁英勇牺牲、为挽救法兰西作出巨大贡献的女英雄，法国人历来认为对她的任何调侃和不恭，都被视为犯罪；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是反抗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无畏战士和精神领袖，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对马丁·路德·金的不敬都会遭到全体美国民众的唾骂；在印度，甘地被尊称为圣雄，如果有谁胆敢对甘地有任何不尊重的行为或举动，都将被被视为不可原谅的道德犯罪。
而在中国，在一些新闻媒体及互联网平台上，处处皆可见到打着以“闲话”“重评”“反思”“还原”“揭秘”历史的旗号，片面引用和剪裁史料，恶意杜撰，肆意曲解，乱泼脏水，损毁英雄们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恶搞关公，腹黑关公，诋毁关公，看似一种迎合世俗的行为，实则包藏祸心，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中告诫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想要毁掉一个国家，先毁掉其历史。当前各种反华势力依然猖獗，“颜色革命”还在世界各处煽风点火，西方的文化侵略正在各种科学民主，还原历史真相的“概念”包装下，悄悄地对国内一些幼稚天真的网民进行“洗脑式”的教育。关公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就自然被推向了前台，被敌对势力视为眼中钉，绊脚石。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敌对势力正在恶意篡改诋毁关公的英雄形象，消除关公忠义精神对于中华健儿的精神引导作用，试图通过毁灭中国人的精神支柱、腐蚀中国人的精神食粮，造成中国社会的价值混乱。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
曾被誉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的艾伦•杜勒斯就曾针对前苏联研究出一整套“和平演变”的理论体系：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摘自：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美国政府署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我们的代理人。”“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总称。
历史只是惊人的相似，如今，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这个便捷手段，不断造谣生事，混淆视听，煽动民怨，培植“第五纵队”，对包括关公形象在内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破坏，对历史史实历史英雄的歪曲篡改，对国人精神文化信仰的肆意贬低等，已经到了白刃相见，刀刀见血的地步了。
幸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国内媒体看清了烟幕掩盖下的狼子野心，并做出了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警告式回应。这种回应不仅必要，而且恰当其时。如今正是到了强化爱国教育、重塑民族忠义精神，引导正气正义的关公文化走向思想高地，反击西方敌对势力文化渗透的时候了。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