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3年,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通过微博发布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辞职公开声明。
信中大致讲述了辞职的缘由:
应邀参加的学术讲座,本该是件正常不过的事,却屡次遭受校方莫名的阻扰;
卑劣到不由分说地被吊销港澳通行证;
多方沟通,未果;
深谙,长此以往,自己的道路将越走越窄,进行教学的探索与交流的空间将越来越小;
百般无奈之下,遂递上辞呈,不怨天不尤人。
在谌教授的事件里,错不在他,也不在学校,错在一个不愿被体制化的人在体制下寻求自我的独立。
谌教授在信中坦白自己是个担心被体制化的人,但绝对不是一个反体制的人。
甭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在那里,支配着你的全部生活,却又看不见摸不着,有什么好反抗能反抗的?
这,就是体制!
全文中,最让人心疼的是谌教授在信中最后一段写到:
辞职后的日子很艰难,在体制内那么多年,我深深怀疑自己能否还有独自谋生的能力。而今临近不惑,却要像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寻找新的去处。
02.
述说整个经过,高Sir始终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算一算,自己从医院离职刚好100天。
相比谌教授,我的离职渺小到不值得一提。
在三甲医院工作,虽算不上是体制内的在编人员,但,至始至终都有一个身份属于自己,就是“聘用制”
这也是,很多企事业单位的一种人员编制办法。
高sir不从事人社工作,解释不清楚这背后的逻辑。
但是,对这曾经拥有过七年的“身份”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感触颇多的一点,就是“被体制化”
改革春风吹满地的今天,我根本就不渴望能在一个地方旱涝保收,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对于是什么身份,其实并不是特别关注。
在医院的日子,忙碌,充实,那是我成长的地方,留有很多回忆的地方。
是际遇出了什么问题吗?没有
是思想上有什么波动吗?也没有
但是,就是这种安全感,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我去新单位就职的第一天,就印证了。
在我手机的备忘录里记录着这些“裸辞随感”:
来诊所的第一天,感觉一切都是那么格格不入,不习惯的上班时间,不习惯的器械…
曾经踌躇满志,在门可罗雀的时光和回天乏力的无奈下,显得既清晰又苍白…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禁自问: 怎么样?到底是你牛逼还是平台牛逼。
那些曾经在体制内不是问题的问题,到这,都会让你有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感觉。
在这100天之中,我只能慢慢学着去平衡和思考,最后,反而有种侥幸般的轻松。
一个大教授,临近不惑之年,却要像个大学生那样,寻找新的去处。
还好,我的决定,对我而言,是一种恰逢其时的改变。
所有不愿被体制化的人,看起来都像是反体制的家伙,这一刻,我就有同样的感觉。
我绝对没有煽动情绪的意图,高Sir身边最多的朋友,都是正儿八经体制内的人。
我想说的是,体制,这条路,走下去并不一定就是失败,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功成名就,名利双收。
只是,这条路,未必适合所有人。
有的人本该披荆斩棘,驰聘沙场,而现实中,却隐匿山寺,敲钟诵经。
有的人本该穿上舞鞋,舞步飞扬,而现实中,却在楼宇间,无尽穿梭…
03.
你是否记得,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被围墙体制化长达50年的老布鲁斯,这个可怜的老头,在他得知自己获得假释许可的刹那,犹如灭顶之灾。
为此,他宁可拿着尖刀抵着狱友的脖子,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摆脱被假释的命运。
可现实,并非如此。
点睛之处在于,布鲁斯西装笔挺的走出这囚禁50年的高墙,四处张望;坐在公共汽车上,一双苍老的手,紧紧握住座椅,眼色中充满这警惕与不安。
映衬了一句话:活在约束的世界里太久,自由的世界反而有些不习惯。
老布鲁斯的可悲,就像瑞德说的那样:他不愿出去,在这里他是有身份的,有教养的,外面的世界,从来就不属于他。
相比,那位年轻的Banker安迪,在监狱里的日子里,每一天都不放弃追求正确的价值和方式。
想尽办法,摆脱一切被体制化的可能。
为狱友挣取一瓶冰镇的啤酒;
周而复始地向议会提议图书馆的建立;
安迪很清楚,肉身被禁锢在这高高的围墙里,可生活和理想不能就此泯灭。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证明自己能够活出他想要的那个样子,而不是活在一种体制之下。
正如瑞德对安迪说的:这些围墙很有趣,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时间久了,你开始离不开它们,那就是被体制化了。
04.
讲了这么多,只想共勉一点。
如果你不想被体制化,离开,并不意味着就是个好办法,但是,你必须要有更新认知的毅力,摆脱依赖的勇气,以及规划目标的前瞻性。
以免,生活打得你措手不及,让你毫无招架之力。
就像温水煮青蛙,水温刚好,怡然自得,根本不想跳离;可是,薪火正旺,水早晚会沸腾的。
最令人发指的,就是那种一面顶着体制的光环,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一面却在那叨逼体制如何如何不好。
诸如此类,你且看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