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读书笔记

阅读1小时，总计330小时，第314日。

阅读《光荣与梦想》至91%。

由于工业革命而失业的英国手工业工人于1811年发誓与剪毛机和动力织布机势不两立，他们以在他们父辈那个年代的一个糊里糊涂地破坏机器的工人的名字为他们的组织命名，并退居到舍伍德森林深处，提出了一个不容商议的要求：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器，（直到）下议院通过法案，取缔一切对百姓有害的机器，并撤销对捣毁剪毛机的人实行绞刑的裁定……我们不会再请愿——那没用——必须战斗才行。签署者：申诉军总司令内德·卢德执事此后，凡是满腹牢骚反对使用代工机器的人一直被称为卢德派。在约翰逊担任总统期间，那些批评美国越来越被技术奴役的人，常被指摘为卢德主义的拥护者。在学生骚乱事件中，这样的说法有时讲得通。教授的讲义被撕毁，设备被破坏，剑桥的一台电脑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的内容是抨击通过使用技术来增加利润是牺牲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这同内德极其无效的行动一样可笑，但是反对技术统治的事例并不完全荒谬。有想法的人们厌倦了许多事：收到被穿孔机打孔的邮件，乘坐有自动按钮的电梯，在收银台前排队，阅读用死亡人数来描述的战争报道，在电话上听录音消息，以及在政治选举中被当作民意测验的百分数。尼古拉·冯·霍夫曼指出，游行的学生抗议的是“用计算机录取、测试以及考核”他们的做法。某航天公司的一位前主管在洛杉矶成立了一家婚介服务公司，共有6  000名客户，这个“人类仓储公司”听起来不免让人有些寒心。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计算机的恐怖经历，有些还非常特别。奥尔巴尼一家医院给一名妇女寄去了一张“包皮手术”账单。1966年波士顿市长约翰·科林斯原本处于可以连任的优势地位，但在初选的前3天，市政府的计算机自动做好准备，计算好并寄出了3万份下水道税费拖欠账单。这位市长因此落选。

美国最早的商用计算机发明者约翰·莫奇利曾预言说：“只有四五家大公司能够有效运用这些机器。”他低估了他的天才发明。1955年美国有1  000台计算机。1960年，据政府工程师估计，5年内计算机的使用量可能会达到15  000台。5年之后，实际投入使用的计算机有25  000台。到1967年，又增加到4万台——仅联邦政府就有大约2  000台。所有这一切都使得美国人文主义者非常不安。这些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在社会态度上却越来越保守。40年代末，《1984》一书为他们敲响了警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一种文化贬值的风气在他们之中流行起来，因为随着技术进步浪潮而形成的拜物风潮让他们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美国正逐渐被有意操纵消费者喜好的人所奴役。在通过新兴计算机得出的数据中，有对操纵大众的行为如何影响消费者负债情况的分析。消费者负债率从1956年到1967年间增加了133个百分点，达到991亿美元。单是购车的负债率就增加了117个百分点，达到312亿美元。这样看来，威尔·罗杰斯一直没错；这个国家正坐着汽车奔向贫民收容所。

要展望未来，不一定非要理解技术革命对美国的既有影响。仅仅是对过去的一次回望就足以让人震撼。在30年代初期，那些现在已头发花白、开始谢顶的属于摇摆世代的中年人才刚十几岁，而当时美国还没有被技术影响的最大群体是农业人口——人数超过3  000万。在那个年代，农民甚至缺乏涵养水土的基本知识，这也就是后来造成毁灭性沙尘暴的原因之一。由于农村没有通电，农民阅读时只能使用油灯。由于没有电，寻常农妇每年需从井或泉中汲取28吨水。她的黄油搅拌器是手动的。她在白铁皮盆子中洗衣服，用木桶和盐腌制咸肉。她丈夫的劳作更为艰辛。早上他给奶牛挤完奶后，要花两个小时照料马匹，然后才能动身去做计划白天要做的事。马和骡子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当时美国共有2  000多万头，他去镇上走的是土路。后来，他的生活会得到不了解农场生活的现代人的同情。曾经有人就农场的一日三餐写过一些荒谬至极的废话，实际上就像克莱德·布里翁·戴维斯在《轻率的时代》里指出的那样，“大多数烹饪方式都是用油煎——甚至可以说是低温油炸。传统的美国农民形象就是细脖子、平胸，再加上因为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肠胃胀气而导致的大肚子。”

如果一代之后，农场主的儿子仍然生活在这个农场里，那他的世界将会完全不同。民间资源保护队种植的树保持了水土，带状播种和循等高线开沟将使产量提高。150亿美元的农业机械投入终止了汗水和劳苦对农耕者的统治，过去用于种植动物饲料的6  500万英亩土地现已用作农业生产。杂交玉米的出现，使得在不扩大种植面积的情况下，美国玉米产量提高了20%。在30年代棉桃象鼻虫的威胁下，南部农民被迫放弃种植棉花，学习种植其他农作物——因此收入比原先多了2倍。新一代的农场主现在生活在繁荣的新农村，每天开车沿着碎石小路去市场。农场主的妻子则在挂满各种锃亮用具的厨房里忙碌，腌肉木桶被宽敞的冷藏库取代，家里的食物也更美味。下午，她还有时间亲自去镇里一趟。她可以定时去美发，和城市里的女人一样穿合成纤维做成的衣服，而不是像她妈妈一样穿方格花布裙子和棉布长袜。

为歌颂自由企业，报纸刊登整版的大篇幅广告——但孩子要摆摊做买卖必须要有父母的资助，这一点报纸却没有说明。报纸上的此番言论不适用于那些早在20世纪60年代时资产就占到美国工业生产量2/3的500家大企业。兰德公司的所有预算都由美国空军承包，它哪里还有风险可言？有五角大楼提供的资金做后盾，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又哪里用得着发愁投资50亿美元改进它所生产的第三代电脑的集成电路呢？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立足于电子装置的微型化工作，而美国宇航局也很清楚没有这些仪器，载人飞行器就不可能到达月球，这又算得上什么风险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复杂化以及新发明投产时间被拉长，被委托进行技术突破的企业要求与政府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企业经理和政府官员建立同一目标，一起制定预算并做出决议。如果新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销售，谁也无法阻挡经理们通过清空库存来获利，他们经常这样做。集成电路就是一个例子，它能代替一连串相互连接的电子元件：晶体管、电阻、电容器、电子管等。没有集成电路，巨大的航天火箭无法从发射台升空。有了它，北极星导弹和折翼式F–11战斗机的研制才能进行。波音超音速运输机、欧洲的协和式超音速喷气式客机原型样机也离不开它。欧洲政府之间素来鲜有合作，但当需要制造微型电路时，他们便团结起来与仅有的三家美国制造商协商，这三家制造商分别是：费尔柴尔德公司、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此时，他们才发现这些装置造价昂贵。

那种认为美国纳税人在企业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受到欺骗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有义务发展航天事业；电子计算机已成为国家战略机器必不可少的部分；交通方式的改进符合大众利益的要求；国家威望的提升也从中获益。塞尔旺–施赖伯就曾对美国人的聪慧羡慕不已，称赞说：“他们近期的发明大都有联邦基金库的支持，政府用资金资助了人们所能实现的最赚钱的产业。”单是宇宙空间研究的衍生产品就使我们了解了真空作业时所需要的耐熔金属和设备，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而珍贵的财富。在联邦保证支付大笔资金的前提下，五角大楼、国家宇航局、原子能委员会和联邦航空署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奇迹可能还得再等一代人的时间。从摄影技术的发明到照相机的生产，其间经历了112年（从1727年到1839年）。电话发明的间隔是56年，收音机则为35年。华盛顿通过支付技术研发费用和保证最终产品的市场份额，将原子弹最终制造成功的间隔缩短至6年，晶体管缩短至5年，集成电路缩短至3年。也有案例是不符合这个过程的，但那是对进步的阻碍。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这些很有说服力，但真实情况未必如此。

就像垮掉主义一样，嬉皮士运动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下去——放荡不羁的风气给美国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是在那年当这次运动开始被人知道时，它也就注定会结束，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最终的落幕。1967年10月8日星期六晚上，嬉皮士运动终于宣告落幕。一代人以前，1932年6月8日那天，一个有着极具诗意名字的纽约女孩斯塔尔·费思富尔死去，这象征着那个即将结束的年代的诡谲和堕落；约翰·奥哈拉的《巴特菲尔德8号》就是以该事件为蓝本写成。现在，同样有一名上流社会的女孩在曼哈顿被残忍杀害，因此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蕾·菲茨帕特里克，是一名18岁的金发女郎。她父亲非常有钱，是做调料和茶叶进口生意的。她登记的住宅是她父母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别墅，但在10月9日星期日，她的尸体被发现赤裸地躺在纽约下东区169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公寓的锅炉房里。那里并不是一个好地方。旁边有一个苍蝇成群的废品回收站和一个昏暗的酒肉铺。锅炉房里散发出狗屎和垃圾腐烂的臭味。一盏没灯罩的日光灯照着剥落了油漆、斑驳的墙面，爬满蟑螂的白色墙砖以及一张肮脏的床垫。琳达跟着一个叫作“帅气的”詹姆斯·哈钦森的文身流浪者来到这个散发恶臭的幽会地。侦探和警察拼凑出整个故事经过：琳达脱光衣服趴在床垫上，就在这时，琳达和哈钦森发现还有其他人在。这间屋子经常被当作毒品交易的接头地点，当时4名吸过“来得快”正处于幻游状态的人也在这间屋子里，他们执意要和哈钦森分享他的女朋友。女孩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哈钦森想去保护她，他的脸被人用砖头砸扁了。琳达被强奸4次后，脸也被打烂了。两具尸体仍保持着脸朝上的姿态，她的蕾丝内裤被发现丢在一旁的角落里。3名黑人很快被捕，但大众更关注的是那个女孩，而非这些害死她的人。显然琳达过着两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有家庭教养的上流社会的孩子。跟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她最爱的放松方式是在高级的“圆山马厩”红叶道上骑马。她的父亲回忆起就在之前的8月份，他还表示过对嬉皮士的厌恶，而琳达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她的母亲回忆说，“琳达从没有疯狂迷恋过男孩。她很害羞。”劳动节周末后，她告诉母亲她不想回奥德菲尔兹——位于马里兰州的一所昂贵的寄宿学校去上学。她想留在纽约生活和画画。她的母亲后来说：“琳达视艺术为生命。她热切希望自己能在艺术界做出点成绩。”她告诉父母，自己在高雅的格林威治村酒店定了一个房间，她的室友，据她的描述，是一名家庭条件优渥的22岁的叫作宝拉·布什的接待员，于是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安排。“宝拉·布什？”酒店接待员惊讶地说，“琳达，我当然记得，但并没有宝拉·布什这个人。只有一个保罗·布什。”她的家人打听到，她在东村结交了很多男性友人，她用父母从格林威治寄来的钱去给他们和自己买毒品。9月末，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名女孩透露自己担心LSD对孩子会产生不良影响。星期六晚上，也就是在她死亡前的3个小时，她告诉一个朋友说她注射了“来得快”，正享受着幻游的快感。后来最残忍的是，她父母发现女儿在东村的熟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嬉皮士女孩说尽管他们悼念哈钦森，但“这小妞儿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